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礼记·大学》中讲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处,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表达。《大学》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它之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也是今人安身立命的常识。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这是南宋文人辛弃疾在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秋《水龙吟》中咏出的词句。那年春天,辛弃疾由滁州知府调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得以再返建康。词人时年三十五岁,南归已逾十年,壮志依然未酬,胸中充满郁愤之气。
自古以来,求田问舍就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性格,这也是中国未能形成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更多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不屑于求田问舍。当然,未来生活,他们认识到最终还是要去求田问舍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积极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中去,所谓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即是五四时代青年学生的写照。
从春秋战国到宋代,中国的农业文明达到最辉煌的程度,但是,宋代在文化上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以巫术文化的兴起和成熟为标志,显示了“百家争鸣”时代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文价值的堕落,这也从文化形态上标志着农业文明整体上走向衰败。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宋代的思想体系,从“关关雎鸠”到唐诗宋词,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和理论科学没能够发生实质性的飞跃,对自然界表象的细致入微和灵敏犀利的观察未能转化为对自然界的内在运动规律的揭示,对社会生活的伦理关系的论述也未能转化为对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规律与公平制度体系建设的探寻。固然有张继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理想,但是,伟大的理想却转化不成具体而正确的行动,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
中国古代文人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内涵,他们要么吟风弄月,要么豪情奔放;要么依附权势,要么归隐山林;要么颓废沉迷,要么空怀壮志;要么牢骚满腹,要么踌躇满志。他们中很少人能够沉下心来去搞科学研究,致力于揭示大自然的运动规律和相互联系。
中国文化在统治者的思想禁锢与拘泥中,没有成为完善的文明人格的培育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培育受教育者的正确智慧的因素。任何美好的价值,如果不直接附于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如果脱离开人类对自然界的探讨、认识和研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和无本之源。历史生活的残酷性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不可能仅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升华自己的精神品格,人类只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断健全抵御自然界灾难的能力,不断提高对自然界时空的认识,才能够在有限的程度内赢得自身的幸福。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和工作范畴,把知识分子笼统地划分为人文型知识分子和科技型知识分子两大类。人文型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是为社会提供价值标准、道德尺度和理论体系,其主要的学科便是文史哲,而科技型知识分子则侧重于自然学科和生产技术方面,一般我们所说的数理化、农林医等学科,都属于这类。对知识分子的分类或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给予一种最准确定义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知识”条目是这样表述的:“所谓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这种定义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给予的。对于知识,从实用主义、理论以及哲学角度对知识进行定义,其定义的范围、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理解知识的定义,知识都首先意味着人类对认识对象的把握程度。
在人类社会中,教育是知识的传播、继承和创造的系统,是生产知识分子的基本方法。因此,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教育系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体系理当对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中国知识分子弱点的发现,不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认识,而应该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的价值观念出发去阐述,从政治制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阐述。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主要是伦理性质的内容,而伦理本身就是一种脱离逻辑推理的关系。曾几何时,我们社会的统治者把哲学简单地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中又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中又包括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现在,在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中,物理学、经济学与法学等科学领域,仍然亟需我们提高。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公元前6世纪左右,是人类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鼎盛的创造时期。那个时期是中国百家争鸣的开始,也是孔子、释迦牟尼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时代。
就人类社会的运动结果看,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目前的人口总数占全世界人口的25%,但是,却都属于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大国。儒学和佛教的文化结构,没有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催生力量和助产工具。
事实上,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一个良好的开端。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沿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当代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两家,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孔子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文型知识分子,是诸子百家中影响最深远的流派,其学术被称为儒家,有他的《论语》为证,有他的“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概念为证,他是试图用他的伦理为统治者服务的,因此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但是却总是“累累如丧家之犬”,最后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哀鸣。
《列子》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孔子在路上遇到两个儿童在辩论太阳离地球的远近问题。一个小孩说,太阳初升时离我们近,中午离我们远,因为初升的太阳大,中午的太阳小,当然近大而远小了。另一个却说,早晨太阳刚升起来,天气较冷,而中午太阳在我们头顶,天气较温和,当然是近热远凉。孔子被这个问题难住了,觉得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只好摇摇头走了。
《论语》第十三篇《子路》第4章: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孟子·滕文公章句》第四章,孟子在回答学生陈相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之,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可见,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形态直接限制了人们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导致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根本无法真正走上以逻辑思维为基石的道路,在汉武帝采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国家权力直至辛亥革命都奉用孔子儒学的伦理价值。而实际的情况是,孔子在文化方面越抬越高,但是作为普及性的美好价值的执行却在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失败、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腐朽,文化与权力的一致性也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保障。
文化不能够成为弘扬人类文明价值的创造活动,因此也就不能够推动社会产业革命的发展。就人类社会的运动结果看,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儒学和佛教的文化结构,并没有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催生力量和助产工具。人文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从、附庸和歌颂,是历代文人与权力的基本关系特质。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而科技型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的禁锢下,同样不能够形成一支联合在一起的产业革命的力量。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以五四运动为一个光辉的起点。五四运动的伟大贡献,是完成了中国语言表达的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却没能够成为提升整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起点,相反地,文化仍然与政治相结合,走上了一条以暴力文化为特色的革命化道路。
中国20世纪第一代知识分子,是通过伟大的五四运动成长并且成熟起来的,主要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术派别。鲁迅是五四运动时期最具有独立思想魅力的知识分子,而胡适和李大钊则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胡适和李大钊的思想交锋,以“问题”与“主义”的论题展开,这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的文化转型和政治决择关头的一场具有典型意义的论战。
鲁迅是深刻揭开中国历史温情面纱的第一人,他的历史观在《狂人日记》中有着明确的表达: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鲁迅通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认识有着异曲同工般的一致性。人类历史事实的残酷性通过思想家的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承认历史真实的残酷性注定是幼稚的表现,而不断重复和继承历史的残酷并且把残酷的斗争手段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则是对人类的犯罪。
胡适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在国共两党间进行惨烈的战争时,他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与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蒋介石交往,他是蒋介石的诤友和批评者。
20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转折点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五四运动时期成长并且成熟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基本上说,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起来。这支队伍是极其庞大的,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领域都可以找到杰出代表人物。
1949年5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的政策。1951年秋-1952年秋,在中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首先开始。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工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有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值得一提,那就是以思想独立为座右铭的陈寅恪(1890—1969)。1953年12月21日晚,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兴冲冲来到广州老师的家里,表达了北京中科院领导的意思,并把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邀请信转交给了老师。那一晚,他把两年多来的新感受给老师汇报了一下,老师没有表达明确的意见。第二天上午,汪篯再次来到老师家里,收到了老师答复的意见,写在一张纸上,是唐师母的字迹,老师提出让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在当时,这可谓是大逆不道。1966年6月,陈寅恪被抄家和批判。这位早在1911年就通读了《资本论》原文的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只能在政治运动的凄风苦雨中含恨离世。陈寅恪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从孔子到胡适,从屈原到鲁迅,中国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血与泪书写着自己的命运,也创造着中国人在理论与科技方面的成就。
散发着文明的人性光辉文化的正确引导、公正的政治制度的保障,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最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阶级的状况和经济现实。中国20世纪的杰出知识分子群体,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出来的,他们历史地分为了两大阵营——国民党阵营和共产党阵营。他们的个人命运也由两个政党的命运而沉浮。
21世纪中国注定是一个企业家辈出的世纪。同样,中国需要具有伟大人格素质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提供丰富的科技产品和先进的价值理念。
信息产业在中国同样培育出了一大批网络精英,他们既是中国新世纪的优秀企业家,也是具有丰富人文理念的知识分子。从这批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产业希望。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已经拥有了大批新型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家,也拥有了一大批经济学家、法学家,他们不仅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经济力量,也是实现社会民主的先进的政治因素。优秀的知识分子注定是21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引领者。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这是南宋文人辛弃疾在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秋《水龙吟》中咏出的词句。那年春天,辛弃疾由滁州知府调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得以再返建康。词人时年三十五岁,南归已逾十年,壮志依然未酬,胸中充满郁愤之气。
自古以来,求田问舍就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性格,这也是中国未能形成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更多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不屑于求田问舍。当然,未来生活,他们认识到最终还是要去求田问舍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积极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中去,所谓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即是五四时代青年学生的写照。
从春秋战国到宋代,中国的农业文明达到最辉煌的程度,但是,宋代在文化上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以巫术文化的兴起和成熟为标志,显示了“百家争鸣”时代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文价值的堕落,这也从文化形态上标志着农业文明整体上走向衰败。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宋代的思想体系,从“关关雎鸠”到唐诗宋词,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和理论科学没能够发生实质性的飞跃,对自然界表象的细致入微和灵敏犀利的观察未能转化为对自然界的内在运动规律的揭示,对社会生活的伦理关系的论述也未能转化为对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规律与公平制度体系建设的探寻。固然有张继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理想,但是,伟大的理想却转化不成具体而正确的行动,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
中国古代文人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内涵,他们要么吟风弄月,要么豪情奔放;要么依附权势,要么归隐山林;要么颓废沉迷,要么空怀壮志;要么牢骚满腹,要么踌躇满志。他们中很少人能够沉下心来去搞科学研究,致力于揭示大自然的运动规律和相互联系。
中国文化在统治者的思想禁锢与拘泥中,没有成为完善的文明人格的培育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培育受教育者的正确智慧的因素。任何美好的价值,如果不直接附于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如果脱离开人类对自然界的探讨、认识和研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和无本之源。历史生活的残酷性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不可能仅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升华自己的精神品格,人类只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断健全抵御自然界灾难的能力,不断提高对自然界时空的认识,才能够在有限的程度内赢得自身的幸福。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和工作范畴,把知识分子笼统地划分为人文型知识分子和科技型知识分子两大类。人文型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是为社会提供价值标准、道德尺度和理论体系,其主要的学科便是文史哲,而科技型知识分子则侧重于自然学科和生产技术方面,一般我们所说的数理化、农林医等学科,都属于这类。对知识分子的分类或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给予一种最准确定义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知识”条目是这样表述的:“所谓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这种定义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给予的。对于知识,从实用主义、理论以及哲学角度对知识进行定义,其定义的范围、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理解知识的定义,知识都首先意味着人类对认识对象的把握程度。
在人类社会中,教育是知识的传播、继承和创造的系统,是生产知识分子的基本方法。因此,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教育系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体系理当对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中国知识分子弱点的发现,不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认识,而应该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的价值观念出发去阐述,从政治制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阐述。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主要是伦理性质的内容,而伦理本身就是一种脱离逻辑推理的关系。曾几何时,我们社会的统治者把哲学简单地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中又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中又包括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现在,在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中,物理学、经济学与法学等科学领域,仍然亟需我们提高。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公元前6世纪左右,是人类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鼎盛的创造时期。那个时期是中国百家争鸣的开始,也是孔子、释迦牟尼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时代。
就人类社会的运动结果看,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目前的人口总数占全世界人口的25%,但是,却都属于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大国。儒学和佛教的文化结构,没有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催生力量和助产工具。
事实上,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一个良好的开端。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沿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当代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两家,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孔子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文型知识分子,是诸子百家中影响最深远的流派,其学术被称为儒家,有他的《论语》为证,有他的“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概念为证,他是试图用他的伦理为统治者服务的,因此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但是却总是“累累如丧家之犬”,最后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哀鸣。
《列子》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孔子在路上遇到两个儿童在辩论太阳离地球的远近问题。一个小孩说,太阳初升时离我们近,中午离我们远,因为初升的太阳大,中午的太阳小,当然近大而远小了。另一个却说,早晨太阳刚升起来,天气较冷,而中午太阳在我们头顶,天气较温和,当然是近热远凉。孔子被这个问题难住了,觉得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只好摇摇头走了。
《论语》第十三篇《子路》第4章: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孟子·滕文公章句》第四章,孟子在回答学生陈相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之,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可见,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形态直接限制了人们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导致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根本无法真正走上以逻辑思维为基石的道路,在汉武帝采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国家权力直至辛亥革命都奉用孔子儒学的伦理价值。而实际的情况是,孔子在文化方面越抬越高,但是作为普及性的美好价值的执行却在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失败、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腐朽,文化与权力的一致性也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保障。
文化不能够成为弘扬人类文明价值的创造活动,因此也就不能够推动社会产业革命的发展。就人类社会的运动结果看,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儒学和佛教的文化结构,并没有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催生力量和助产工具。人文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从、附庸和歌颂,是历代文人与权力的基本关系特质。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而科技型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的禁锢下,同样不能够形成一支联合在一起的产业革命的力量。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以五四运动为一个光辉的起点。五四运动的伟大贡献,是完成了中国语言表达的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却没能够成为提升整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起点,相反地,文化仍然与政治相结合,走上了一条以暴力文化为特色的革命化道路。
中国20世纪第一代知识分子,是通过伟大的五四运动成长并且成熟起来的,主要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术派别。鲁迅是五四运动时期最具有独立思想魅力的知识分子,而胡适和李大钊则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胡适和李大钊的思想交锋,以“问题”与“主义”的论题展开,这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的文化转型和政治决择关头的一场具有典型意义的论战。
鲁迅是深刻揭开中国历史温情面纱的第一人,他的历史观在《狂人日记》中有着明确的表达: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鲁迅通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认识有着异曲同工般的一致性。人类历史事实的残酷性通过思想家的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承认历史真实的残酷性注定是幼稚的表现,而不断重复和继承历史的残酷并且把残酷的斗争手段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则是对人类的犯罪。
胡适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在国共两党间进行惨烈的战争时,他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与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蒋介石交往,他是蒋介石的诤友和批评者。
20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转折点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五四运动时期成长并且成熟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基本上说,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起来。这支队伍是极其庞大的,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领域都可以找到杰出代表人物。
1949年5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的政策。1951年秋-1952年秋,在中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首先开始。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工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有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值得一提,那就是以思想独立为座右铭的陈寅恪(1890—1969)。1953年12月21日晚,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兴冲冲来到广州老师的家里,表达了北京中科院领导的意思,并把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邀请信转交给了老师。那一晚,他把两年多来的新感受给老师汇报了一下,老师没有表达明确的意见。第二天上午,汪篯再次来到老师家里,收到了老师答复的意见,写在一张纸上,是唐师母的字迹,老师提出让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在当时,这可谓是大逆不道。1966年6月,陈寅恪被抄家和批判。这位早在1911年就通读了《资本论》原文的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只能在政治运动的凄风苦雨中含恨离世。陈寅恪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从孔子到胡适,从屈原到鲁迅,中国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血与泪书写着自己的命运,也创造着中国人在理论与科技方面的成就。
散发着文明的人性光辉文化的正确引导、公正的政治制度的保障,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最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阶级的状况和经济现实。中国20世纪的杰出知识分子群体,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出来的,他们历史地分为了两大阵营——国民党阵营和共产党阵营。他们的个人命运也由两个政党的命运而沉浮。
21世纪中国注定是一个企业家辈出的世纪。同样,中国需要具有伟大人格素质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提供丰富的科技产品和先进的价值理念。
信息产业在中国同样培育出了一大批网络精英,他们既是中国新世纪的优秀企业家,也是具有丰富人文理念的知识分子。从这批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产业希望。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已经拥有了大批新型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家,也拥有了一大批经济学家、法学家,他们不仅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经济力量,也是实现社会民主的先进的政治因素。优秀的知识分子注定是21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