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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作家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冲突所表现出的困惑格外引人关注。城乡冲突主题矛盾叙述可以说充实了城市与乡村文学的书写,将现代农村人置于城市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背景中进行书写,并通过农村人的经历与命运,反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实了文学史上城市与乡土文学的人物形象,加深了对现代农村人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解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相联,体现了文学的社会性价值。本文主要就“农村人”书写的城市化叙事中的矛盾冲突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城市中的异乡人城乡冲突矛盾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中农村人的生存困境
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究与追问一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作家创作的主要目的之所在。正是在对城市中的农村人生存困境的冷静逼视中,寄托着作者对存在的深度追问。
1、无家可归的孤独
当前,描述和玩味孤独似乎渐渐成为一种时尚,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孤独成了只是一种显示作品深度的手段,却缺少一种内在的对人生存问题的深层关怀与思考。作家应该在书写城市中农村人的孤独体验的同时,致力于追问孤独产生的缘由与探求摆脱孤独的途径。刘醒龙的《白菜萝卜》中,城市被描绘成了一个大染缸,农村人一进城就变坏,小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代表乡村的大河却是愤然离开了这个“毁灭人性的城市”。《幸福像花儿开放》则反映了在城市化过程中,一部分成为城里人的农村人的城市生活。人对性爱、享乐、财富的追求成为矛盾的焦点,在远离乡土的欲望城市中演绎着无爱的故事。在作品中,孤独不仅是伴随人物成长与生活的生存感受,而且还应该是作者书写和表现人生的出发点,寄托着作者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与追问。
2、融入中的自我迷失
人的全部本质就是生存意志。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但是一切的欲求却都源于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因为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异乡对于外来者来说多是一个过其门而不得入的城堡,它对内压制,对外排斥。作为异乡中的他者,在生存的挣扎中,城市中的农村人感受到的不是找到理想家园的兴奋、喜悦与满足,而是无边的痛苦。为得到认同,摆脱自己的城市中的农村人身份,他们或追逐权力或依附婚姻(性),但在融入异乡的过程中,他们人性扭曲、异化,原本美好的东西逐渐烟消云散,自我迷失似乎成为城市中的农村人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
欲望与自我迷失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欲望中迷失自我往往是文学中的重要话题,在当代文学中,有着太多的因为追逐欲望而自我迷失的描写。例如,“外地人系列”的书写者荆永鸣,记述了和冯敏老师的一段对话:“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内蒙古人。他问我回到内蒙古时别人说你是哪里人?我说,他们说我是北京人。他又问,在北京别人说你是什么人?我说,人家说我是外地人……冯敏老师是不是在暗示,我是在一种‘尴尬’的情态下写作呢?”
城市中的农村人在异乡深受排斥,内心孤独。为了生存,处于弱势中的城市中的农村人较为一致地选择了婚姻(性)与权力,试图通过这两种途径来改变自身身份与命运。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最后却最终导致自我的异化,摆脱困境的努力恰恰带来了更大的困境。
3、无法抗拒的宿命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注定要遭受莫名其妙的折磨,个人虽可以进行拼死的挣扎与反抗,但永远不能获得成功。虽然萨特也鼓励人们要勇敢地选择,但这种选择不过是处在困境中的人被迫采取的行动。它是盲目的,也毫无支撑点,最终仍要受制于荒诞的命运的摆布。路遥曾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后在有些方面又和这样的城里人和乡里人有联系。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
对城市中的农村人来说,宿命或许是他们生存的最大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城市中的农村人既无法避免也无法克服。无论如何挣扎,他们永远无法成为自身的主宰,也不能逃脱命中注定的悲剧结局。
二城乡冲突主题矛盾来源于作家的亲身体验
现实生活是艺术产生的源泉,文学作品的产生总是有它的现实土壤和文化土壤存在的。正如阿诺德所说:“艺术在本质上总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这不仅因为它的表达方式比其他传播媒介更深地扎根文化发展之中,不仅因为艺术家比其他人有着更强烈的施加影响的欲望,而且因为艺术表现形式还有着自己的基础、材料、对象和动机。所以这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管艺术家如何超脱于现实之外,不管他如何企图抓住人类的永恒主题,他描写的却总是某个短暂历史时期的人物、环境和形势。”城乡冲突主题这一类型作品的悲剧性叙述也是有其现实和历史性根源的。
正如有作家所说的那样,他们自己进城的经历影响了创作的心态,也使得他们对于作品中进城的人物形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体悟。由于中国严格的城乡制度的影响,很多的作家如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样也经历了从农村走入城市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他们往往在农村,在农民父母、亲属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血管里流着地道的农民的血液,感受着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和习俗。尽管近年来他们的户籍关系由乡下进了城,但他们仍和家乡、同农民保持着密切而直接的联系。他们最出色的小说,最真挚的感情都是献给农村和农民的。对于同样是从乡下进到城市的作家来说,同样的经历使他们对这一人物形象有了更多的书写与关注,同样的经历使他们对于进城所遇到的苦难与无助有着刻骨铭心的认同,他们更多关注进城的苦难与无助,以及心理体验的渲染,对于城乡冲突主题的悲剧性命运他们有着更深刻的体验。这种同质书写,我们在路遥、贾平凹、刘庆邦、孙惠芬、夏天敏、阎连科、荆永鸣等对于城乡冲突主题的描写中都可以感受到。
三城乡冲突主题书写的矛盾设置
综合分析以“城乡冲突主题”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可以发现,造成这些进城者悲剧命运的原因主要是强烈的改变自身的欲望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在冲突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设置:
1、城乡差异构成的矛盾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入农村的商品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蛊惑着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带着改变自身生活境遇的梦想,怀着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希冀,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他们给城市奉献出血汗与尊严,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下人疏离了集体土地,现代化给他们提供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进入城市的可能性。城市有着挡不住的诱惑,乡下人进城成了一股止不住的潮流。农村与城市一直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农村承担了太多的重荷,却逐渐被历史遗弃,成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城市作为文明的象征,正日新月异地脾倪着农村。
当几十年前在中国农村上演的轰轰烈烈的神话落幕后,农村虽依然具有忍辱负重的特质,但己远远不能与城市的灯红酒绿相媲美。农村人观望着城市的繁华,俯首脚下的黄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在这种无奈的刺激下,农村人纷纷背井离乡,奔向城市,企图在城市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城市对于农村人来说,大抵是一个梦。在这个梦里,他们或许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或许被城市的梦魔剥夺了所有。梦醒时刻,城市对于农村人来说,还是像最初那样格格不入。这是一种悲袁,尽管说不清是农村的悲哀还是城市的悲哀。虽然中国自古是个乡土大国,但自从城市出现以来,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区别,正是这种身份的限制与不平等造就了众多农村人的悲剧命运。农村人也有着改变自身命运与身份的愿望,也有追求,但他们走向城市的路途却并不平坦,制度及文化的限制与影响使他们举步维艰,从农村人到城市人身份的转换充满了艰辛。作家们把焦点投注到了这种矛盾冲突之中,通过农村人进城的悲剧性写出了对于这种冲突的沉思。
2、生存规则引发的冲突
从乡村进入城市,不只是经济状况、工作环境等生存境遇的改变,还意味着一种文化规则的转换。由于城乡生活环境的客观差别,也就造就了这两个环境中不同的生存规则。乡村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亲缘乡土关系基础上的,而城市的社会关系则是建立在人由于劳动分工而有意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上的。乡村社会是分散的、无机的,然而是平和的,城市社会是共生的、有机的,然而是紧张竞争的。李铁笔下的崔喜就曾说过:“城市和乡村不同,城市人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一种神秘感,是对自己隐私的保护。”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区别是根深蒂固的,是很难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并不总是简单地听凭社会意识形态的召唤,在众多的对城乡冲突题材小说的评论文章中,评论者“极少从经济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角度切入,它们更关心精神的东西”。当我们的作家用他们手中的笔去描述我国农村变革中,极力地从贫穷落后的农村现实中去寻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之时,严峻的现实生活的画面在作家的视野中被一次次地放大、重叠,继而凝结成抹不掉的深层记忆,在文本中又以一种曲婉的方式流淌而出。例如,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大春对他所喜欢的“城市人”崔喜的赞美让人回味无穷,“一穗白嫩得近乎圣洁的玉米”,并且发誓要娶一个象崔喜一样的城市女孩。但是在城市中生存,这种乡村生活的规则肯定是行不通的。农村人执迷不悟地努力向城里人看齐,《谁能让我害羞》中的送水少年正是努力按他理解的城里人的方式做人。
在一系列的进城者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为了适应城市生活所作出的改变与努力,可以感受到原有的生存规则和价值理念与现有生存规则的冲突。为了做一个城市人,他们要学会“适应城市”,不仅要在心理上、自我意识上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且在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及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上也同样不得不具有“城市人的文化意识”。进城的农村人正是处于城乡两种文化的边缘,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生存。
四城市中的农村人生存样式:异乡人的世界
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己经成为时代的大潮。正如成伯清指出的那样,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历程对旧世界的改造,一切都己无可挽回。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前进,城市与乡村的距离越来越大,现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城市中快节奏的生活,人与人关系的淡漠,与此同时,乡村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地位所导致的经济文化心理上的弱势都形成了对比。在这种对比中,作家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说是社会文化心理中所共存的一种暗示,就是理智上对现代化虽然有一种认同,但是在情感上却是无限地怀念乡村文明,怀念一种原始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东西,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村人,无不示以同情。
在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当“农村人”遭遇城市这个大环境,以其悲剧性命运来呈现也就很自然了。“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和文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的心理”,很显然,以城乡冲突为主题的作品即是如此。应该说,作家或者很多文人对于农村人或者是乡村社会的一些消极方面也有或深或浅的认识,正如经常在作品出现的农村人的劣根性的表现等,但是当把农村人放大城市的背景中进行书写时,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作者的情感色彩。
20世纪是一个放逐的世纪,在文化急剧变化的浪潮中,在高度的流动和频繁的迁移中,无家可归几乎成为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城市中的异乡人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已经无家可归、注定四处漂泊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
参考文献:
[1] 荆永鸣:《在尴尬中坚守》,《小说选刊》,2003年第9期。
[2] 阎纲、路遥:《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2期。
[3] 阿诺德·豪泽尔,居延安译:《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
[4] 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十月》,2004年第2期。
作者简介:宁衡山,男,1971—,湖南永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南省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城市中的异乡人城乡冲突矛盾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中农村人的生存困境
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究与追问一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作家创作的主要目的之所在。正是在对城市中的农村人生存困境的冷静逼视中,寄托着作者对存在的深度追问。
1、无家可归的孤独
当前,描述和玩味孤独似乎渐渐成为一种时尚,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孤独成了只是一种显示作品深度的手段,却缺少一种内在的对人生存问题的深层关怀与思考。作家应该在书写城市中农村人的孤独体验的同时,致力于追问孤独产生的缘由与探求摆脱孤独的途径。刘醒龙的《白菜萝卜》中,城市被描绘成了一个大染缸,农村人一进城就变坏,小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代表乡村的大河却是愤然离开了这个“毁灭人性的城市”。《幸福像花儿开放》则反映了在城市化过程中,一部分成为城里人的农村人的城市生活。人对性爱、享乐、财富的追求成为矛盾的焦点,在远离乡土的欲望城市中演绎着无爱的故事。在作品中,孤独不仅是伴随人物成长与生活的生存感受,而且还应该是作者书写和表现人生的出发点,寄托着作者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与追问。
2、融入中的自我迷失
人的全部本质就是生存意志。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但是一切的欲求却都源于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因为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异乡对于外来者来说多是一个过其门而不得入的城堡,它对内压制,对外排斥。作为异乡中的他者,在生存的挣扎中,城市中的农村人感受到的不是找到理想家园的兴奋、喜悦与满足,而是无边的痛苦。为得到认同,摆脱自己的城市中的农村人身份,他们或追逐权力或依附婚姻(性),但在融入异乡的过程中,他们人性扭曲、异化,原本美好的东西逐渐烟消云散,自我迷失似乎成为城市中的农村人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
欲望与自我迷失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欲望中迷失自我往往是文学中的重要话题,在当代文学中,有着太多的因为追逐欲望而自我迷失的描写。例如,“外地人系列”的书写者荆永鸣,记述了和冯敏老师的一段对话:“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内蒙古人。他问我回到内蒙古时别人说你是哪里人?我说,他们说我是北京人。他又问,在北京别人说你是什么人?我说,人家说我是外地人……冯敏老师是不是在暗示,我是在一种‘尴尬’的情态下写作呢?”
城市中的农村人在异乡深受排斥,内心孤独。为了生存,处于弱势中的城市中的农村人较为一致地选择了婚姻(性)与权力,试图通过这两种途径来改变自身身份与命运。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最后却最终导致自我的异化,摆脱困境的努力恰恰带来了更大的困境。
3、无法抗拒的宿命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注定要遭受莫名其妙的折磨,个人虽可以进行拼死的挣扎与反抗,但永远不能获得成功。虽然萨特也鼓励人们要勇敢地选择,但这种选择不过是处在困境中的人被迫采取的行动。它是盲目的,也毫无支撑点,最终仍要受制于荒诞的命运的摆布。路遥曾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后在有些方面又和这样的城里人和乡里人有联系。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
对城市中的农村人来说,宿命或许是他们生存的最大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城市中的农村人既无法避免也无法克服。无论如何挣扎,他们永远无法成为自身的主宰,也不能逃脱命中注定的悲剧结局。
二城乡冲突主题矛盾来源于作家的亲身体验
现实生活是艺术产生的源泉,文学作品的产生总是有它的现实土壤和文化土壤存在的。正如阿诺德所说:“艺术在本质上总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这不仅因为它的表达方式比其他传播媒介更深地扎根文化发展之中,不仅因为艺术家比其他人有着更强烈的施加影响的欲望,而且因为艺术表现形式还有着自己的基础、材料、对象和动机。所以这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管艺术家如何超脱于现实之外,不管他如何企图抓住人类的永恒主题,他描写的却总是某个短暂历史时期的人物、环境和形势。”城乡冲突主题这一类型作品的悲剧性叙述也是有其现实和历史性根源的。
正如有作家所说的那样,他们自己进城的经历影响了创作的心态,也使得他们对于作品中进城的人物形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体悟。由于中国严格的城乡制度的影响,很多的作家如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样也经历了从农村走入城市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他们往往在农村,在农民父母、亲属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血管里流着地道的农民的血液,感受着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和习俗。尽管近年来他们的户籍关系由乡下进了城,但他们仍和家乡、同农民保持着密切而直接的联系。他们最出色的小说,最真挚的感情都是献给农村和农民的。对于同样是从乡下进到城市的作家来说,同样的经历使他们对这一人物形象有了更多的书写与关注,同样的经历使他们对于进城所遇到的苦难与无助有着刻骨铭心的认同,他们更多关注进城的苦难与无助,以及心理体验的渲染,对于城乡冲突主题的悲剧性命运他们有着更深刻的体验。这种同质书写,我们在路遥、贾平凹、刘庆邦、孙惠芬、夏天敏、阎连科、荆永鸣等对于城乡冲突主题的描写中都可以感受到。
三城乡冲突主题书写的矛盾设置
综合分析以“城乡冲突主题”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可以发现,造成这些进城者悲剧命运的原因主要是强烈的改变自身的欲望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在冲突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设置:
1、城乡差异构成的矛盾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入农村的商品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蛊惑着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带着改变自身生活境遇的梦想,怀着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希冀,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他们给城市奉献出血汗与尊严,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下人疏离了集体土地,现代化给他们提供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进入城市的可能性。城市有着挡不住的诱惑,乡下人进城成了一股止不住的潮流。农村与城市一直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农村承担了太多的重荷,却逐渐被历史遗弃,成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城市作为文明的象征,正日新月异地脾倪着农村。
当几十年前在中国农村上演的轰轰烈烈的神话落幕后,农村虽依然具有忍辱负重的特质,但己远远不能与城市的灯红酒绿相媲美。农村人观望着城市的繁华,俯首脚下的黄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在这种无奈的刺激下,农村人纷纷背井离乡,奔向城市,企图在城市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城市对于农村人来说,大抵是一个梦。在这个梦里,他们或许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或许被城市的梦魔剥夺了所有。梦醒时刻,城市对于农村人来说,还是像最初那样格格不入。这是一种悲袁,尽管说不清是农村的悲哀还是城市的悲哀。虽然中国自古是个乡土大国,但自从城市出现以来,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区别,正是这种身份的限制与不平等造就了众多农村人的悲剧命运。农村人也有着改变自身命运与身份的愿望,也有追求,但他们走向城市的路途却并不平坦,制度及文化的限制与影响使他们举步维艰,从农村人到城市人身份的转换充满了艰辛。作家们把焦点投注到了这种矛盾冲突之中,通过农村人进城的悲剧性写出了对于这种冲突的沉思。
2、生存规则引发的冲突
从乡村进入城市,不只是经济状况、工作环境等生存境遇的改变,还意味着一种文化规则的转换。由于城乡生活环境的客观差别,也就造就了这两个环境中不同的生存规则。乡村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亲缘乡土关系基础上的,而城市的社会关系则是建立在人由于劳动分工而有意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上的。乡村社会是分散的、无机的,然而是平和的,城市社会是共生的、有机的,然而是紧张竞争的。李铁笔下的崔喜就曾说过:“城市和乡村不同,城市人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一种神秘感,是对自己隐私的保护。”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区别是根深蒂固的,是很难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并不总是简单地听凭社会意识形态的召唤,在众多的对城乡冲突题材小说的评论文章中,评论者“极少从经济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角度切入,它们更关心精神的东西”。当我们的作家用他们手中的笔去描述我国农村变革中,极力地从贫穷落后的农村现实中去寻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之时,严峻的现实生活的画面在作家的视野中被一次次地放大、重叠,继而凝结成抹不掉的深层记忆,在文本中又以一种曲婉的方式流淌而出。例如,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大春对他所喜欢的“城市人”崔喜的赞美让人回味无穷,“一穗白嫩得近乎圣洁的玉米”,并且发誓要娶一个象崔喜一样的城市女孩。但是在城市中生存,这种乡村生活的规则肯定是行不通的。农村人执迷不悟地努力向城里人看齐,《谁能让我害羞》中的送水少年正是努力按他理解的城里人的方式做人。
在一系列的进城者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为了适应城市生活所作出的改变与努力,可以感受到原有的生存规则和价值理念与现有生存规则的冲突。为了做一个城市人,他们要学会“适应城市”,不仅要在心理上、自我意识上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且在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及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上也同样不得不具有“城市人的文化意识”。进城的农村人正是处于城乡两种文化的边缘,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生存。
四城市中的农村人生存样式:异乡人的世界
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己经成为时代的大潮。正如成伯清指出的那样,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历程对旧世界的改造,一切都己无可挽回。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前进,城市与乡村的距离越来越大,现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城市中快节奏的生活,人与人关系的淡漠,与此同时,乡村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地位所导致的经济文化心理上的弱势都形成了对比。在这种对比中,作家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说是社会文化心理中所共存的一种暗示,就是理智上对现代化虽然有一种认同,但是在情感上却是无限地怀念乡村文明,怀念一种原始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东西,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村人,无不示以同情。
在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当“农村人”遭遇城市这个大环境,以其悲剧性命运来呈现也就很自然了。“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和文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的心理”,很显然,以城乡冲突为主题的作品即是如此。应该说,作家或者很多文人对于农村人或者是乡村社会的一些消极方面也有或深或浅的认识,正如经常在作品出现的农村人的劣根性的表现等,但是当把农村人放大城市的背景中进行书写时,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作者的情感色彩。
20世纪是一个放逐的世纪,在文化急剧变化的浪潮中,在高度的流动和频繁的迁移中,无家可归几乎成为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城市中的异乡人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已经无家可归、注定四处漂泊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
参考文献:
[1] 荆永鸣:《在尴尬中坚守》,《小说选刊》,2003年第9期。
[2] 阎纲、路遥:《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2期。
[3] 阿诺德·豪泽尔,居延安译:《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
[4] 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十月》,2004年第2期。
作者简介:宁衡山,男,1971—,湖南永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南省永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