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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年９月下旬，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在当年革命的发源地——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市，隆重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萧友梅学术思想论坛暨作品音乐会。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联、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中山市文联、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岭南音乐》杂志社承办。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及广东的专家学者与华工艺术学院师生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百年之前的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意义，以及这场革命的亲历者萧友梅对２０世纪中国音乐产生的影响。
９月２７日开幕仪式之后，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白洁，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肖学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彭新一分别代表四家主办单位致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萧友梅之子萧勤为本次活动发来了贺词和答谢辞。
在当天学术论坛上发言的学者有中央音乐学院蒲芳、黄旭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上海音乐学院金桥、张雄，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何平、周静、沈云芳、白翎、曲海洋、吴娟、刘畅、吴国玲，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居其宏等人，他们就萧友梅与辛亥革命，及萧友梅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
萧友梅与辛亥革命
主办者选择在辛亥百年之际来回顾和探讨萧友梅的学术思想，无疑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萧友梅，１９０６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２年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的总务秘书。年轻时代的萧友梅直接受到孙中山革命理想的熏陶，怀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萌发了以音乐艺术振作国民精神、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迫切愿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实干家，无论时局如何动荡，经费如何紧张，世人如何评价，萧友梅始终执著于他的音乐教育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挚爱。
蒲芳在其“萧友梅作品中的“辛亥革命”主题发言中指出，作为百年之前辛亥革命的亲历者，萧友梅用自己的音乐创作表达了他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共和”思想的支持，他创作的《哀悼引》、《卿云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国难曲》等作品，揭示了大变革时代对萧友梅音乐创作的巨大影响。
金桥认为，萧友梅在音乐表演、理论、创作、教育等方面的开拓性实践，正是他对中山先生“顺应世界潮流、重建中华新文化”思想的伟大践行，也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爱国知识分子为国家进步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的一个缩影。
何平在探讨“萧友梅音乐创作的学理意义”时，指出萧友梅所致力于发展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与他受孙中山教育强国理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萧友梅与专业音乐教育
萧友梅将创办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作为重中之重，他深感“吾国向来没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关”①是中国旧乐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要在音乐艺术地位低下，官办教育荒废已久，军阀官僚胡作非为的乱世之秋创办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在当时的中国谈何容易。
金桥在“萧友梅与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主题发言中指出，萧友梅于１９２７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独立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对中国音乐事业在２０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艰苦动荡的环境中，国立音乐院集中了当时亚洲一流的师资队伍，培养出大批音乐事业亟需的高水平专门人才，为音乐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至为关键的人才和思想资源。萧氏音乐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在教学机构及制度方面实行旗帜鲜明的‘拿来主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高度重视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专业音乐教育对其他音乐教育的促进作用，注意发挥名师在音乐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等四点。
吴娟强调了萧友梅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坚持的“中西合并”多元化音乐发展道路，认为萧友梅收集、整理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撰写研究“国乐”、“旧乐”的文章，为学生们开设相应的课程，说明他对于民族音乐教育发展具有宏观的考虑。
居其宏认为，萧友梅是我国新音乐教育的构想者与先行实践者。他在对我国传统音乐教育体制进行深刻认识和痛切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了他构建专业音乐教育的努力，并且获得了最终的成果——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萧友梅与普通学校音乐教育
萧友梅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主张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实施者，他将陶冶学生德性（特别注重爱国心之发扬）定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第一目标，以学习音乐技能为第二目标，以利用歌唱激励抗战热情为第三目标。②
沈云芳对萧友梅为普通中学创作的教材《今乐初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进行了评述，指出在国人自创教材严重匮乏之际，上述教材的撰写和出版，填补了音乐教材中原创歌曲的空白；这些歌曲具有声辞相偕、声谱相习、简单普适、谆谆教引等特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静提到了萧友梅为普通学校创作的多首校歌，认为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还采用了五线谱＋合唱＋钢琴伴奏的创作手法，使合唱的题材形式广泛传播，也使校歌成为萧友梅音乐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
白翎对萧友梅《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的教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该教科书体现了萧友梅积极创新的音乐教育思想，科学先进的教学体系，这部教材不仅对当时中学音乐教学具有积极的影响，对今天的中学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院校视唱基础教学仍具有现实意义。
萧友梅的音乐创作
萧友梅并不是一位“天才”型的作曲家，他从最初模仿西洋作曲技法，到逐渐在和声、对位、配器等方面追求民族化处理方式，再到追求“国民乐派”的宏伟目标，这些都为之后的中国作曲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虽然他的某些作品今天听来或许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但他的钢琴曲、弦乐四重奏、管弦乐曲、独唱合唱歌曲集、混声大合唱等作品，在当时皆属国人在这些领域的开山之作，其发轫之功绝对不容忽略。
何平就“萧友梅音乐创作的学理意义”发表了意见，认为萧友梅的音乐创作标志着我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他所创作的钢琴曲《夜曲》、弦乐四重奏《小夜曲》、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铜管乐曲《在暴风雪中前进》，对我国器乐创作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声乐方面的创作，表现出他兼顾美育普及的音乐教育思想，他撰写的多本教材，也见证了萧友梅作为音乐教育家所付出的心血。
蒲芳对萧友梅创作的《哀悼引》、《卿云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国难曲》等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这些音乐创作表现了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切，具有他本人特有的坚定果敢、深刻凝重的性格。
有关萧友梅的新近发现史料
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会有一个持续发现和完善的过程，只要我们不断探求、潜心钻研，总能够距离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张雄通过查阅上音图书馆历史文献及当年报纸杂志，还原了些萧友梅去世时的一些具体细节：先生去世的具体时间为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凌晨５点３５分，而非大部分文献上记载的５点３０分；大殓地点是上海海格路中国殡仪馆，而非万国殡仪馆；下葬日期为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５日下午，地点是虹桥万国公墓；追悼会是１９４０年３月８日在贝当路美国教堂举行的。③
李岩就“千虑一失——萧友梅音乐教科书的缺憾”为题，还原了萧友梅在审查自己编写的４部教科书时，与原国立音乐院钢琴教员王瑞娴的一段特殊“交往”。作为时任教材审查委员会“初审”的王瑞娴，对于萧友梅送审的教材提出了包括和声基本错误、词曲处理错误、引用作品未加标明、在乐理教科书中袭用首调唱名法等多项“错误”，作为“三审”的萧友梅对初审的意见是：“修正后再送审查”，然而不知为何，大学院对王“初审”提出的问题视而不见，最后这些教材未加任何修正，以“谬误相承、畅销坊间”的方式流传多年。
黄旭东就国立音专究竟是中等音乐专科学校还是高等音乐专科学校即席发表了意见，认为根据国立音专校刊《音》上教育部给学校的指令，根据上海《申报》对高等院校的索引，国立音专的性质应该是高等专科学校（大专），而非中等专科学校（中专）。
萧友梅对我国新音乐发展道路之战略设计
萧友梅堪称２０世纪中国新音乐的总设计师，早在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他就对“新乐”的发展道路做出了宏观的构想和具体的实施计划，其最终目标是期望中国音乐“与西乐有并驾齐驱之一日”。④
对于这一宏大的设计蓝图，居其宏认为可以概括为１２个字：借鉴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萧友梅在这方面的想法，是当时思想文化界“兼收并蓄”的主张在音乐界的具体表现。萧友梅提出的“国民乐派”主张，其音乐美学观念扎根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主流和浪漫主义“情感论美学”，强调新音乐创作与中国广大听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确立了“渐进主义”的发展思路；萧友梅的音乐创作以《春江花月夜》、《新霓裳羽衣舞》为例，表现出他对西方音乐形式与中国民族音乐语言及风格相结合的初步尝试，实现了从模仿向创作阶段的转变。萧友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专业作曲家、理论家、教育家，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而殚精竭虑，他对于中西音乐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张，不仅获得了显著的成效，其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最后，杨燕迪对全天的学术论坛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会议的发言内容充实，质量也很高。既有从整体层面回顾萧友梅先生在音乐教育、创作、理论研究等方面的贡献，也有从细节上挖掘出来的全新史料，通过这样的研讨活动，能够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先辈们的足迹，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他的业绩应被放到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的宏观视角中，本次活动的主题就非常有意义，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共和，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先辈们当年遇到的许多疑问和困惑，时至今日并没有完全被解开；２０世纪西方音乐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也遭遇了重大的危机，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中国音乐文化，是放在中国音乐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９月２８日，与会代表参观了位于广州市长洲岛内的黄埔军校旧址和中山先生故居和位于中山市翠亨村的中山先生出生地。他们对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活动的最后一项安排——萧友梅作品音乐会，２８日晚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在何平院长的指导下，为孙中山和萧友梅故乡的听众们呈现了萧友梅作品专场音乐会，包括他自德国留学期间至上海国立音乐院主政期间的代表作品，并且按照忠实历史原貌的思路，完全按照手稿原样加以重现。华工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在音乐会上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素养，尤其在合唱、合奏等集体曲目中，他们配合默契、神情投入、音色和谐、风格掌握准确，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
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萧友梅学术思想论坛暨作品音乐会活动，在主办方、承办方与参会学者、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圆满落幕，论坛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天，但通过讨论、参观和聆听音乐会，大家对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者在辛亥期间的不朽功勋，对以萧友梅先生为代表的近现代音乐文化开拓者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同时我们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新音乐自它诞生之初就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艺术，而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平等、民为邦本的民主思想，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呼号，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潮流，也是中国新音乐的主旋律。循着先辈的足迹，今人更当兢兢业业、努力进取，争取创作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民族的时代强音。
①《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原载１９３３年７月《音乐杂志》第３期，现载《萧友梅音乐文集》第４１６页。
②１９３９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１５９页。
③张雄《有关萧友梅逝世时的几项史料》，《音乐艺术》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④陈聆群等《对于各地国乐团体之希望》，《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７５页。
金桥 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９月２７日开幕仪式之后，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白洁，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肖学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彭新一分别代表四家主办单位致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萧友梅之子萧勤为本次活动发来了贺词和答谢辞。
在当天学术论坛上发言的学者有中央音乐学院蒲芳、黄旭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上海音乐学院金桥、张雄，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何平、周静、沈云芳、白翎、曲海洋、吴娟、刘畅、吴国玲，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居其宏等人，他们就萧友梅与辛亥革命，及萧友梅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
萧友梅与辛亥革命
主办者选择在辛亥百年之际来回顾和探讨萧友梅的学术思想，无疑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萧友梅，１９０６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２年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的总务秘书。年轻时代的萧友梅直接受到孙中山革命理想的熏陶，怀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萌发了以音乐艺术振作国民精神、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迫切愿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实干家，无论时局如何动荡，经费如何紧张，世人如何评价，萧友梅始终执著于他的音乐教育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挚爱。
蒲芳在其“萧友梅作品中的“辛亥革命”主题发言中指出，作为百年之前辛亥革命的亲历者，萧友梅用自己的音乐创作表达了他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共和”思想的支持，他创作的《哀悼引》、《卿云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国难曲》等作品，揭示了大变革时代对萧友梅音乐创作的巨大影响。
金桥认为，萧友梅在音乐表演、理论、创作、教育等方面的开拓性实践，正是他对中山先生“顺应世界潮流、重建中华新文化”思想的伟大践行，也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爱国知识分子为国家进步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的一个缩影。
何平在探讨“萧友梅音乐创作的学理意义”时，指出萧友梅所致力于发展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与他受孙中山教育强国理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萧友梅与专业音乐教育
萧友梅将创办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作为重中之重，他深感“吾国向来没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关”①是中国旧乐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要在音乐艺术地位低下，官办教育荒废已久，军阀官僚胡作非为的乱世之秋创办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在当时的中国谈何容易。
金桥在“萧友梅与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主题发言中指出，萧友梅于１９２７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独立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对中国音乐事业在２０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艰苦动荡的环境中，国立音乐院集中了当时亚洲一流的师资队伍，培养出大批音乐事业亟需的高水平专门人才，为音乐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至为关键的人才和思想资源。萧氏音乐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在教学机构及制度方面实行旗帜鲜明的‘拿来主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高度重视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专业音乐教育对其他音乐教育的促进作用，注意发挥名师在音乐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等四点。
吴娟强调了萧友梅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坚持的“中西合并”多元化音乐发展道路，认为萧友梅收集、整理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撰写研究“国乐”、“旧乐”的文章，为学生们开设相应的课程，说明他对于民族音乐教育发展具有宏观的考虑。
居其宏认为，萧友梅是我国新音乐教育的构想者与先行实践者。他在对我国传统音乐教育体制进行深刻认识和痛切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了他构建专业音乐教育的努力，并且获得了最终的成果——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萧友梅与普通学校音乐教育
萧友梅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主张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实施者，他将陶冶学生德性（特别注重爱国心之发扬）定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第一目标，以学习音乐技能为第二目标，以利用歌唱激励抗战热情为第三目标。②
沈云芳对萧友梅为普通中学创作的教材《今乐初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进行了评述，指出在国人自创教材严重匮乏之际，上述教材的撰写和出版，填补了音乐教材中原创歌曲的空白；这些歌曲具有声辞相偕、声谱相习、简单普适、谆谆教引等特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静提到了萧友梅为普通学校创作的多首校歌，认为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还采用了五线谱＋合唱＋钢琴伴奏的创作手法，使合唱的题材形式广泛传播，也使校歌成为萧友梅音乐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
白翎对萧友梅《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的教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该教科书体现了萧友梅积极创新的音乐教育思想，科学先进的教学体系，这部教材不仅对当时中学音乐教学具有积极的影响，对今天的中学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院校视唱基础教学仍具有现实意义。
萧友梅的音乐创作
萧友梅并不是一位“天才”型的作曲家，他从最初模仿西洋作曲技法，到逐渐在和声、对位、配器等方面追求民族化处理方式，再到追求“国民乐派”的宏伟目标，这些都为之后的中国作曲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虽然他的某些作品今天听来或许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但他的钢琴曲、弦乐四重奏、管弦乐曲、独唱合唱歌曲集、混声大合唱等作品，在当时皆属国人在这些领域的开山之作，其发轫之功绝对不容忽略。
何平就“萧友梅音乐创作的学理意义”发表了意见，认为萧友梅的音乐创作标志着我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他所创作的钢琴曲《夜曲》、弦乐四重奏《小夜曲》、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铜管乐曲《在暴风雪中前进》，对我国器乐创作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声乐方面的创作，表现出他兼顾美育普及的音乐教育思想，他撰写的多本教材，也见证了萧友梅作为音乐教育家所付出的心血。
蒲芳对萧友梅创作的《哀悼引》、《卿云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国难曲》等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这些音乐创作表现了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切，具有他本人特有的坚定果敢、深刻凝重的性格。
有关萧友梅的新近发现史料
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会有一个持续发现和完善的过程，只要我们不断探求、潜心钻研，总能够距离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张雄通过查阅上音图书馆历史文献及当年报纸杂志，还原了些萧友梅去世时的一些具体细节：先生去世的具体时间为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凌晨５点３５分，而非大部分文献上记载的５点３０分；大殓地点是上海海格路中国殡仪馆，而非万国殡仪馆；下葬日期为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５日下午，地点是虹桥万国公墓；追悼会是１９４０年３月８日在贝当路美国教堂举行的。③
李岩就“千虑一失——萧友梅音乐教科书的缺憾”为题，还原了萧友梅在审查自己编写的４部教科书时，与原国立音乐院钢琴教员王瑞娴的一段特殊“交往”。作为时任教材审查委员会“初审”的王瑞娴，对于萧友梅送审的教材提出了包括和声基本错误、词曲处理错误、引用作品未加标明、在乐理教科书中袭用首调唱名法等多项“错误”，作为“三审”的萧友梅对初审的意见是：“修正后再送审查”，然而不知为何，大学院对王“初审”提出的问题视而不见，最后这些教材未加任何修正，以“谬误相承、畅销坊间”的方式流传多年。
黄旭东就国立音专究竟是中等音乐专科学校还是高等音乐专科学校即席发表了意见，认为根据国立音专校刊《音》上教育部给学校的指令，根据上海《申报》对高等院校的索引，国立音专的性质应该是高等专科学校（大专），而非中等专科学校（中专）。
萧友梅对我国新音乐发展道路之战略设计
萧友梅堪称２０世纪中国新音乐的总设计师，早在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他就对“新乐”的发展道路做出了宏观的构想和具体的实施计划，其最终目标是期望中国音乐“与西乐有并驾齐驱之一日”。④
对于这一宏大的设计蓝图，居其宏认为可以概括为１２个字：借鉴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萧友梅在这方面的想法，是当时思想文化界“兼收并蓄”的主张在音乐界的具体表现。萧友梅提出的“国民乐派”主张，其音乐美学观念扎根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主流和浪漫主义“情感论美学”，强调新音乐创作与中国广大听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确立了“渐进主义”的发展思路；萧友梅的音乐创作以《春江花月夜》、《新霓裳羽衣舞》为例，表现出他对西方音乐形式与中国民族音乐语言及风格相结合的初步尝试，实现了从模仿向创作阶段的转变。萧友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专业作曲家、理论家、教育家，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而殚精竭虑，他对于中西音乐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张，不仅获得了显著的成效，其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最后，杨燕迪对全天的学术论坛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会议的发言内容充实，质量也很高。既有从整体层面回顾萧友梅先生在音乐教育、创作、理论研究等方面的贡献，也有从细节上挖掘出来的全新史料，通过这样的研讨活动，能够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先辈们的足迹，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他的业绩应被放到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的宏观视角中，本次活动的主题就非常有意义，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共和，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先辈们当年遇到的许多疑问和困惑，时至今日并没有完全被解开；２０世纪西方音乐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也遭遇了重大的危机，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中国音乐文化，是放在中国音乐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９月２８日，与会代表参观了位于广州市长洲岛内的黄埔军校旧址和中山先生故居和位于中山市翠亨村的中山先生出生地。他们对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活动的最后一项安排——萧友梅作品音乐会，２８日晚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在何平院长的指导下，为孙中山和萧友梅故乡的听众们呈现了萧友梅作品专场音乐会，包括他自德国留学期间至上海国立音乐院主政期间的代表作品，并且按照忠实历史原貌的思路，完全按照手稿原样加以重现。华工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在音乐会上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素养，尤其在合唱、合奏等集体曲目中，他们配合默契、神情投入、音色和谐、风格掌握准确，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
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萧友梅学术思想论坛暨作品音乐会活动，在主办方、承办方与参会学者、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圆满落幕，论坛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天，但通过讨论、参观和聆听音乐会，大家对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者在辛亥期间的不朽功勋，对以萧友梅先生为代表的近现代音乐文化开拓者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同时我们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新音乐自它诞生之初就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艺术，而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平等、民为邦本的民主思想，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呼号，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潮流，也是中国新音乐的主旋律。循着先辈的足迹，今人更当兢兢业业、努力进取，争取创作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民族的时代强音。
①《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原载１９３３年７月《音乐杂志》第３期，现载《萧友梅音乐文集》第４１６页。
②１９３９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１５９页。
③张雄《有关萧友梅逝世时的几项史料》，《音乐艺术》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④陈聆群等《对于各地国乐团体之希望》，《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７５页。
金桥 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