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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汪曾祺的一生，经历了颇多世事的变迁，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硝烟弥漫下的读完了大学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旗帜下的思想解放大环境下的宽松生活。他把自己的生活经验都幻化成思想观点在其作品中展现，企图给予人们美的享受、还原历史的真相、体现对恶的警示。因为汪曾祺从小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童年时代的传统教育是汪曾祺的一生创作的财富，有着很扎实的传统文学功底，
1920 年 3 月 5 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世家，祖父汪嘉勋，清朝末科的“拔贡”， 家境殷实，家庭和睦，从小备受家族疼爱，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那时封建帝制虽然已推翻，但老百姓还保持着古朴的生活风气，革新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那时五四新文化也只不过一些大的城市宣扬一下，对于一个高邮这样的小县城而言，受到的影响几乎没有。
首先与庭熏陶分不开。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身上有着浓郁的旧派文人气，生活起居一如旧式文人的恬静高雅，喜欢古董字画、吟诗做对、种花赏月，没事时教汪曾祺读书、描红。其父张菊生也多才多艺，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第，在杭州入读过新式学堂，身上有着旧文人的雅致也有新潮文人的新思想，父亲的兴趣广博爱文章、刻图章、尤其善于工笔画，汪曾祺小時候常常看父亲作画，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他的兴趣爱好对汪曾祺的影响很深。母亲、继母、伯母都温柔善良、知书达理之人，尤其祖母那旧式家庭主母的样子，精通各种风俗的礼仪和吃食，在汪曾祺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更多的了解了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
其次，受到正规传统文化的教育很深。上幼儿园和小学时，汪曾祺就表现出偏好语文和画画，语文老师采取自选古文讲授，除此之外，家里还聘请私塾先生单独讲授古代文化——讲归有光、晚明小品、桐城派古文，还要临摹字帖，这些都给汪曾祺传统文化修养的奠定了基础，直到晚年汪曾祺还说归有光的作品给予他终生影响。可以看出，汪曾祺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也基本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
再次，家境殷实，家庭和睦，幼年时期的汪曾祺没有烦心的事，加之他又是长子，地位很高，衣食无忧的他有个快乐的生活和学习的宽松氛围，有时间去体察各种人和事。汪曾祺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在祖父药店里搓搓蜜丸，在父亲的画室里胡乱涂画，在渔舟和大淖的烟岚看晚霞，听小锡匠的锤声和看戴车匠的车床，与小伙伴们一起在喧闹的市井街巷和静穆的的山林寺庙疯耍，炫目焰火、陈四的高跷，都曾在他的记忆里沉睡，并在他的作品中被唤醒。正是这样一种让同龄人难于企及而羡慕的少时时光，对他日后的人生体验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 “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① 最后，汪曾祺的内心荣誉感很强。在学校虽数学不好，但语文成绩优异加，加上自己又有画画的天赋，乖巧可爱，很瘦省事的欢迎和爱戴。生活的无忧虑，周围人的友好，在汪曾祺的童年时代是快乐、幸福的，有着丰富的童年经验，这段美好记忆的让他一生用童年视角去写作、用童年的心态去生活，情真意切，记忆犹新。在江阴读高中时，生活和学业的都很好让他没有任何挫折感，业余时间不多，偶尔游山玩水，吃吃喝喝。那时的战乱对高邮小县城影响不大，即使有家里总会有办法到农村躲避而免受伤害，去农村躲避反而成了汪曾祺发现乡村“大舞台”乐趣和美好，这些都成为汪曾祺日后的写作素材。
从童年到少年在家乡受到的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是旧式传统文学的培养方式，为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情感、文化上的基础；二是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正如研究者发现的那样，影响汪曾祺笔法的有归有光和晚明小品问的影子，儒释道的情怀是一个旧式书香世家潜移默化的熏染。童年的经验、童年视角被汪曾祺一生在续写，足以说明这段经历的深刻和美好。其实在汪曾祺的思想世界中，虽有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一面，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平常尊长爱幼、爱好舞文弄墨、柔弱的书生气质都是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
总之，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年少时的修养是对其影响至深。汪曾祺抒情的基调，散文化的笔法，忧世伤生的性格，博采众长的读书方式都与其童年、少年时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致使在日后的作品中始终有闲适的心态和田园牧歌的情调，都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熏染成果。
他在七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七十书怀出律不改》中有两句：
书画萧萧余宿墨，
文章淡淡忆儿时。
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他写了散文《祈难老》结尾中写了一副小对联聊当自寿：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在对联后，有小注两行：
癸酉年元宵节晚六时
七十三年前这会我正在出生
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豁达开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无衰瑟之感，也无颓唐之态，却时时保持对生活的挚爱和对人生浓烈的情思。这样的人生观、名利观、创作观的形成自非一朝一夕，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传统教育对他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汪曾祺有如今这样广博的知识，多才多艺，固然取决于他长大后的勤奋学习，名师指导，但汪家特有的文化氛围，从他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有意无意地把他包围住了，就开始对他进行一刻也不停止的熏陶。没有这样的熏陶与教育，汪曾祺能成为今天的汪曾祺么？恐怕很难。
参考文献：
[1]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三）[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920 年 3 月 5 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世家，祖父汪嘉勋，清朝末科的“拔贡”， 家境殷实，家庭和睦，从小备受家族疼爱，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那时封建帝制虽然已推翻，但老百姓还保持着古朴的生活风气，革新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那时五四新文化也只不过一些大的城市宣扬一下，对于一个高邮这样的小县城而言，受到的影响几乎没有。
首先与庭熏陶分不开。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身上有着浓郁的旧派文人气，生活起居一如旧式文人的恬静高雅，喜欢古董字画、吟诗做对、种花赏月，没事时教汪曾祺读书、描红。其父张菊生也多才多艺，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第，在杭州入读过新式学堂，身上有着旧文人的雅致也有新潮文人的新思想，父亲的兴趣广博爱文章、刻图章、尤其善于工笔画，汪曾祺小時候常常看父亲作画，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他的兴趣爱好对汪曾祺的影响很深。母亲、继母、伯母都温柔善良、知书达理之人，尤其祖母那旧式家庭主母的样子，精通各种风俗的礼仪和吃食，在汪曾祺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更多的了解了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
其次，受到正规传统文化的教育很深。上幼儿园和小学时，汪曾祺就表现出偏好语文和画画，语文老师采取自选古文讲授，除此之外，家里还聘请私塾先生单独讲授古代文化——讲归有光、晚明小品、桐城派古文，还要临摹字帖，这些都给汪曾祺传统文化修养的奠定了基础，直到晚年汪曾祺还说归有光的作品给予他终生影响。可以看出，汪曾祺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也基本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
再次，家境殷实，家庭和睦，幼年时期的汪曾祺没有烦心的事，加之他又是长子，地位很高，衣食无忧的他有个快乐的生活和学习的宽松氛围，有时间去体察各种人和事。汪曾祺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在祖父药店里搓搓蜜丸，在父亲的画室里胡乱涂画，在渔舟和大淖的烟岚看晚霞，听小锡匠的锤声和看戴车匠的车床，与小伙伴们一起在喧闹的市井街巷和静穆的的山林寺庙疯耍，炫目焰火、陈四的高跷，都曾在他的记忆里沉睡，并在他的作品中被唤醒。正是这样一种让同龄人难于企及而羡慕的少时时光，对他日后的人生体验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 “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① 最后，汪曾祺的内心荣誉感很强。在学校虽数学不好，但语文成绩优异加，加上自己又有画画的天赋，乖巧可爱，很瘦省事的欢迎和爱戴。生活的无忧虑，周围人的友好，在汪曾祺的童年时代是快乐、幸福的，有着丰富的童年经验，这段美好记忆的让他一生用童年视角去写作、用童年的心态去生活，情真意切，记忆犹新。在江阴读高中时，生活和学业的都很好让他没有任何挫折感，业余时间不多，偶尔游山玩水，吃吃喝喝。那时的战乱对高邮小县城影响不大，即使有家里总会有办法到农村躲避而免受伤害，去农村躲避反而成了汪曾祺发现乡村“大舞台”乐趣和美好，这些都成为汪曾祺日后的写作素材。
从童年到少年在家乡受到的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是旧式传统文学的培养方式，为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情感、文化上的基础；二是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正如研究者发现的那样，影响汪曾祺笔法的有归有光和晚明小品问的影子，儒释道的情怀是一个旧式书香世家潜移默化的熏染。童年的经验、童年视角被汪曾祺一生在续写，足以说明这段经历的深刻和美好。其实在汪曾祺的思想世界中，虽有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一面，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平常尊长爱幼、爱好舞文弄墨、柔弱的书生气质都是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
总之，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年少时的修养是对其影响至深。汪曾祺抒情的基调，散文化的笔法，忧世伤生的性格，博采众长的读书方式都与其童年、少年时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致使在日后的作品中始终有闲适的心态和田园牧歌的情调，都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熏染成果。
他在七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七十书怀出律不改》中有两句：
书画萧萧余宿墨，
文章淡淡忆儿时。
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他写了散文《祈难老》结尾中写了一副小对联聊当自寿：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在对联后，有小注两行：
癸酉年元宵节晚六时
七十三年前这会我正在出生
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豁达开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无衰瑟之感，也无颓唐之态，却时时保持对生活的挚爱和对人生浓烈的情思。这样的人生观、名利观、创作观的形成自非一朝一夕，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传统教育对他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汪曾祺有如今这样广博的知识，多才多艺，固然取决于他长大后的勤奋学习，名师指导，但汪家特有的文化氛围，从他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有意无意地把他包围住了，就开始对他进行一刻也不停止的熏陶。没有这样的熏陶与教育，汪曾祺能成为今天的汪曾祺么？恐怕很难。
参考文献：
[1]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三）[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