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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鲁迅一生的翻译和写作中充满了复仇者的影子，如小说《铸剑》、《孤独者》、译作《工人绥惠略夫》，还有《杂忆》，《女吊》等篇章。工人绥惠略夫的复仇是疯狂的、非理性的，复仇的女鬼——女吊——也为鲁迅所欣赏，复仇精神在鲁迅的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比如暗杀，他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鲁迅的观点是理性的，他认为简单的杀戮不能于社会进步有任何裨益，他希望青年对群众进行启蒙和训练。
关键词： 女吊 复仇 黑色人 绥惠略夫 孤独者
鲁迅一生，见过许多死亡，经历丧失亲友的悲伤，如父亲的死，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学生诸君，左联作家柔石，同乡范爱农、陶成章、秋瑾和徐锡麟，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等。在这些死难的亲友中，尤以革命者的遇害激起鲁迅的愤怒为甚。在不能言语的时代，他愤怒地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寄给日本友人。在散文《女吊》的开头，他就引用明人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在鲁迅一生的翻译和写作中充满了复仇者的影子，如小说《铸剑》、《孤独者》、译作《工人绥惠略夫》，《野草》中的《复仇》两篇，还有《杂忆》，《女吊》等篇章。学界对于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多有论述，然而集中在对小说《铸剑》的讨论，鉴于此，本文不再把《铸剑》作为论述的重点。
一、生存还是毁灭
早在1920年，鲁迅就曾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里找到一个极端的复仇者，一个尼采式的革命者——工人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是鲁迅非常喜爱的俄国小说家之一，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铁屋的隐喻，即出自《工人绥惠略夫》这篇小说。1920年10月，鲁迅在同事齐寿山的帮助下译讫《工人绥惠略夫》，整理后于次年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到九、十一至十二号。
主人公绥惠略夫是十九世纪末俄国的革命者，他的妻子被沙皇政府处以绞刑，他的很多同志亦遇难而死。当时俄国的主流思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大学生亚拉借夫即其中一员。小说中革命的代表与无抵抗主义的代表展开对话和辩论，绥惠略夫质问亚拉借夫道：“你们将那黄金时代，预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别有什么给这些人们呢？”[2]（笔者按：“这些人们”指受苦的大众。）在经历了谋生失败，看到亚拉借夫在枪战中牺牲之后，绥惠略夫终于展开疯狂的复仇，不可避免地，他被警察抓住，走向自我毁灭。
在译后记中，鲁迅对小说及其作者做了评介，其中谈到主人公绥惠略夫：“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根据‘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宣战了。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3]绥惠略夫的形象让我们联想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也是一个自我毁灭者，在无以生计的情况下，魏连殳投靠了军阀杜师长，违背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初衷，最终抑郁而终。在魏连殳写给小说中“我”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4]
魏连殳的困境与绥惠略夫是相似的，他们的复仇似乎胜利了，然而他们还是走向了毁灭。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终极拷问同样适用于绥惠略夫们。绥惠略夫选择了毁灭，魏连殳选择了毁灭，《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黑色人”同样选择了毁灭，他们自我毁灭的共同目标是完成复仇。在《铸剑》中，少年眉间尺第一次见到黑色人，便相信他的话，交出自己的头颅，其中的对话隐约可以读出鲁迅的悲伤：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5]
这分明仿佛是鲁迅本人内心的呼喊，可以推想，当他的挚友和同乡被敌人杀害之后，他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和悲愤。小说《铸剑》是鲁迅表达复仇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欧梵先生曾评价这篇小说是“集子里技巧最高、召唤力量最强的篇章”[6]。整篇小说环环相扣，复仇情绪逐步升级，待到黑色人斬落自己的头，与眉间尺一起战斗，终于致王头于死地，复仇的情绪达到高潮，令人惊异，令人恐惧。
二、复仇的女鬼
在临终前一个月，鲁迅笔墨酣畅地刻画了一个鬼魂：“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女吊和活无常是鲁迅在杂文里倾注笔墨详细描写的两种鬼。他们都是《目连救母》戏中的角色。据鲁迅回忆，绍兴目连戏是始于黄昏，演到次日天明的敬神禳灾的当地戏曲剧目。“全本一定有一个恶人，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于是负责索拿灵魂的活无常便出现了：头戴一顶白纸的高帽子，手里拿着破芭蕉扇，“粉面朱唇，眉黑如漆”。因为要索拿的是堂房的阿侄，阿嫂哭得悲伤，这活无常心肠一软，放阿侄还阳半刻，阎罗知道后痛打四十大板，因此嘴里唱道：
“难是弗放者个！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
鲁迅很欣赏这个无常，说他是“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7]
女吊则是目连戏中的另一个鬼魂。“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据目连戏的故事说：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婶母将她领给杨家做童养媳，后又被婆婆卖入妓院，终于自缢身死。周作人晚年大赞其兄奇文，对兄长写的鬼魂记忆深刻，他在写给《亦报》的散文中说：“我为什么缘故特别记得这些，难道是因为我相信鬼么？这当然不是，我有好些东西不相信，这鬼就是其一。我所觉得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在这鬼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苦痛与幽默。无论《玉历钞传》上森罗宝殿怎么威严，《龙图公案》上包公怎么公正，他们反正对于官厅都不信任，却只爱那皂隶地位的有人情有血性的活无常，这真是封建社会的喜剧了。”[8] 晚年的鲁迅在《女吊》里寄托着复仇的信念，文章开头即借明人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结尾隐晦地讽刺道：“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显然，女吊和活无常代表着民间的力量，这和鲁迅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与帮闲们的立场是对立的。
三、复仇的消解
黑色人的复仇达到了美学的高度，绥惠略夫的复仇是疯狂的、非理性的，鲁迅也非常欣赏女吊这样凌厉的角色，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比如暗杀，他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见解。在《两地书》（一二）中，他回应了许广平关于暗杀的意见。许广平在信中写道：“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鲁迅的意见是：“来信所说的意见，我实在也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未必肯洗心革面。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9]这段话写于1925年4月，很清晰地表达了鲁迅关于暗杀的意见，在早期反清革命时代，有很多暗杀事件，比如汪精卫之刺杀摄政王载沣，比如信中提到了袁世凯雇人暗杀宋教仁，还有革命者之间的自相残杀，比如陶成章之遭难于上海都督陈其美。经历了这么多事件之后，鲁迅对暗杀有很深刻的思考。在《杂忆》一文中，他对复仇有着进一步的阐述。
写于1925年6月的《杂忆》是一篇专门谈论复仇的杂文。他回忆了辛亥革命后他在南京时的情形，提到了黄兴对革命军的整顿军纪及汉满关系。在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可是我根据上述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10]在这里，鲁迅强调的是群众的理性和勇气，即对群众进行启蒙和训练。
在散文《复仇》里，鲁迅描写了两个人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许多路人从四面涌来，要鉴赏这拥抱或者杀戮。然而他们二人终于没有拥抱，也没有杀戮。“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得有拥抱和杀戮之意。”在《复仇》（其二）里，鲁迅描写了耶稣受难的过程，在字里行间，细心的读者可以体会到一缕复杂的嘲讽，夹杂在深沉的悲悯之中。开头第一句是这样的：
“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
受难的耶稣带着殉教的情结，一如谭嗣同之不愿逃生苟活。很明显，对于“神之子”，鲁迅带着嘲讽的意味，对于“人之子”，他给予了肯定。在文章结尾，他写道：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从这两篇散文中，可以读出鲁迅对复仇的冷静的态度，他的内心波澜起伏，但他以超人的意志面对现实的困境，不做无意义的牺牲。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鲁迅理性的观点：简单的杀戮不足以唤醒麻木的国民，以暴易暴無益于社会进步。因为在复仇者与被复仇者之间，在革命者与压迫者之间还有群众，或者“无物之阵”，或者“看客”。这类群体在鲁迅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学人多有论述，让我们引用一段钱理群先生的分析作为本文的结束：“鲁迅从感情上无疑是倾心于复仇的：在他看来，复仇者尽管失败，但其生命的自我牺牲比苟活者的偷生有价值得多。即使如此，鲁迅仍然用了犀利的、怀疑的眼光，将复仇面对无物之阵必然的失败、无效、无意义揭示给人们看：任何时候都要正视真相，绝不自欺欺人。”[11]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鲁迅译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5][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M].长沙：岳麓书社，1999.
[8]周作人，周建人，著.孙郁，黄乔生，主编.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钱理群.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复仇主题[J].鲁迅研究月刊，1995（10）.
关键词： 女吊 复仇 黑色人 绥惠略夫 孤独者
鲁迅一生，见过许多死亡，经历丧失亲友的悲伤，如父亲的死，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学生诸君，左联作家柔石，同乡范爱农、陶成章、秋瑾和徐锡麟，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等。在这些死难的亲友中，尤以革命者的遇害激起鲁迅的愤怒为甚。在不能言语的时代，他愤怒地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寄给日本友人。在散文《女吊》的开头，他就引用明人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在鲁迅一生的翻译和写作中充满了复仇者的影子，如小说《铸剑》、《孤独者》、译作《工人绥惠略夫》，《野草》中的《复仇》两篇，还有《杂忆》，《女吊》等篇章。学界对于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多有论述，然而集中在对小说《铸剑》的讨论，鉴于此，本文不再把《铸剑》作为论述的重点。
一、生存还是毁灭
早在1920年，鲁迅就曾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里找到一个极端的复仇者，一个尼采式的革命者——工人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是鲁迅非常喜爱的俄国小说家之一，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铁屋的隐喻，即出自《工人绥惠略夫》这篇小说。1920年10月，鲁迅在同事齐寿山的帮助下译讫《工人绥惠略夫》，整理后于次年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到九、十一至十二号。
主人公绥惠略夫是十九世纪末俄国的革命者，他的妻子被沙皇政府处以绞刑，他的很多同志亦遇难而死。当时俄国的主流思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大学生亚拉借夫即其中一员。小说中革命的代表与无抵抗主义的代表展开对话和辩论，绥惠略夫质问亚拉借夫道：“你们将那黄金时代，预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别有什么给这些人们呢？”[2]（笔者按：“这些人们”指受苦的大众。）在经历了谋生失败，看到亚拉借夫在枪战中牺牲之后，绥惠略夫终于展开疯狂的复仇，不可避免地，他被警察抓住，走向自我毁灭。
在译后记中，鲁迅对小说及其作者做了评介，其中谈到主人公绥惠略夫：“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根据‘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宣战了。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3]绥惠略夫的形象让我们联想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也是一个自我毁灭者，在无以生计的情况下，魏连殳投靠了军阀杜师长，违背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初衷，最终抑郁而终。在魏连殳写给小说中“我”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4]
魏连殳的困境与绥惠略夫是相似的，他们的复仇似乎胜利了，然而他们还是走向了毁灭。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终极拷问同样适用于绥惠略夫们。绥惠略夫选择了毁灭，魏连殳选择了毁灭，《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黑色人”同样选择了毁灭，他们自我毁灭的共同目标是完成复仇。在《铸剑》中，少年眉间尺第一次见到黑色人，便相信他的话，交出自己的头颅，其中的对话隐约可以读出鲁迅的悲伤：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5]
这分明仿佛是鲁迅本人内心的呼喊，可以推想，当他的挚友和同乡被敌人杀害之后，他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和悲愤。小说《铸剑》是鲁迅表达复仇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欧梵先生曾评价这篇小说是“集子里技巧最高、召唤力量最强的篇章”[6]。整篇小说环环相扣，复仇情绪逐步升级，待到黑色人斬落自己的头，与眉间尺一起战斗，终于致王头于死地，复仇的情绪达到高潮，令人惊异，令人恐惧。
二、复仇的女鬼
在临终前一个月，鲁迅笔墨酣畅地刻画了一个鬼魂：“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女吊和活无常是鲁迅在杂文里倾注笔墨详细描写的两种鬼。他们都是《目连救母》戏中的角色。据鲁迅回忆，绍兴目连戏是始于黄昏，演到次日天明的敬神禳灾的当地戏曲剧目。“全本一定有一个恶人，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于是负责索拿灵魂的活无常便出现了：头戴一顶白纸的高帽子，手里拿着破芭蕉扇，“粉面朱唇，眉黑如漆”。因为要索拿的是堂房的阿侄，阿嫂哭得悲伤，这活无常心肠一软，放阿侄还阳半刻，阎罗知道后痛打四十大板，因此嘴里唱道：
“难是弗放者个！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
鲁迅很欣赏这个无常，说他是“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7]
女吊则是目连戏中的另一个鬼魂。“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据目连戏的故事说：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婶母将她领给杨家做童养媳，后又被婆婆卖入妓院，终于自缢身死。周作人晚年大赞其兄奇文，对兄长写的鬼魂记忆深刻，他在写给《亦报》的散文中说：“我为什么缘故特别记得这些，难道是因为我相信鬼么？这当然不是，我有好些东西不相信，这鬼就是其一。我所觉得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在这鬼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苦痛与幽默。无论《玉历钞传》上森罗宝殿怎么威严，《龙图公案》上包公怎么公正，他们反正对于官厅都不信任，却只爱那皂隶地位的有人情有血性的活无常，这真是封建社会的喜剧了。”[8] 晚年的鲁迅在《女吊》里寄托着复仇的信念，文章开头即借明人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结尾隐晦地讽刺道：“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显然，女吊和活无常代表着民间的力量，这和鲁迅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与帮闲们的立场是对立的。
三、复仇的消解
黑色人的复仇达到了美学的高度，绥惠略夫的复仇是疯狂的、非理性的，鲁迅也非常欣赏女吊这样凌厉的角色，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比如暗杀，他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见解。在《两地书》（一二）中，他回应了许广平关于暗杀的意见。许广平在信中写道：“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鲁迅的意见是：“来信所说的意见，我实在也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未必肯洗心革面。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9]这段话写于1925年4月，很清晰地表达了鲁迅关于暗杀的意见，在早期反清革命时代，有很多暗杀事件，比如汪精卫之刺杀摄政王载沣，比如信中提到了袁世凯雇人暗杀宋教仁，还有革命者之间的自相残杀，比如陶成章之遭难于上海都督陈其美。经历了这么多事件之后，鲁迅对暗杀有很深刻的思考。在《杂忆》一文中，他对复仇有着进一步的阐述。
写于1925年6月的《杂忆》是一篇专门谈论复仇的杂文。他回忆了辛亥革命后他在南京时的情形，提到了黄兴对革命军的整顿军纪及汉满关系。在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可是我根据上述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10]在这里，鲁迅强调的是群众的理性和勇气，即对群众进行启蒙和训练。
在散文《复仇》里，鲁迅描写了两个人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许多路人从四面涌来，要鉴赏这拥抱或者杀戮。然而他们二人终于没有拥抱，也没有杀戮。“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得有拥抱和杀戮之意。”在《复仇》（其二）里，鲁迅描写了耶稣受难的过程，在字里行间，细心的读者可以体会到一缕复杂的嘲讽，夹杂在深沉的悲悯之中。开头第一句是这样的：
“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
受难的耶稣带着殉教的情结，一如谭嗣同之不愿逃生苟活。很明显，对于“神之子”，鲁迅带着嘲讽的意味，对于“人之子”，他给予了肯定。在文章结尾，他写道：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从这两篇散文中，可以读出鲁迅对复仇的冷静的态度，他的内心波澜起伏，但他以超人的意志面对现实的困境，不做无意义的牺牲。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鲁迅理性的观点：简单的杀戮不足以唤醒麻木的国民，以暴易暴無益于社会进步。因为在复仇者与被复仇者之间，在革命者与压迫者之间还有群众，或者“无物之阵”，或者“看客”。这类群体在鲁迅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学人多有论述，让我们引用一段钱理群先生的分析作为本文的结束：“鲁迅从感情上无疑是倾心于复仇的：在他看来，复仇者尽管失败，但其生命的自我牺牲比苟活者的偷生有价值得多。即使如此，鲁迅仍然用了犀利的、怀疑的眼光，将复仇面对无物之阵必然的失败、无效、无意义揭示给人们看：任何时候都要正视真相，绝不自欺欺人。”[11]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鲁迅译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5][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M].长沙：岳麓书社，1999.
[8]周作人，周建人，著.孙郁，黄乔生，主编.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钱理群.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复仇主题[J].鲁迅研究月刊，199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