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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鲁迅一生的翻译和写作中充满了复仇者的影子,如小说《铸剑》、《孤独者》、译作《工人绥惠略夫》,还有《杂忆》,《女吊》等篇章。工人绥惠略夫的复仇是疯狂的、非理性的,复仇的女鬼——女吊——也为鲁迅所欣赏,复仇精神在鲁迅的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比如暗杀,他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鲁迅的观点是理性的,他认为简单的杀戮不能于社会进步有任何裨益,他希望青年对群众进行启蒙和训练。
关键词: 女吊 复仇 黑色人 绥惠略夫 孤独者
鲁迅一生,见过许多死亡,经历丧失亲友的悲伤,如父亲的死,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学生诸君,左联作家柔石,同乡范爱农、陶成章、秋瑾和徐锡麟,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等。在这些死难的亲友中,尤以革命者的遇害激起鲁迅的愤怒为甚。在不能言语的时代,他愤怒地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寄给日本友人。在散文《女吊》的开头,他就引用明人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在鲁迅一生的翻译和写作中充满了复仇者的影子,如小说《铸剑》、《孤独者》、译作《工人绥惠略夫》,《野草》中的《复仇》两篇,还有《杂忆》,《女吊》等篇章。学界对于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多有论述,然而集中在对小说《铸剑》的讨论,鉴于此,本文不再把《铸剑》作为论述的重点。
一、生存还是毁灭
早在1920年,鲁迅就曾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里找到一个极端的复仇者,一个尼采式的革命者——工人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是鲁迅非常喜爱的俄国小说家之一,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铁屋的隐喻,即出自《工人绥惠略夫》这篇小说。1920年10月,鲁迅在同事齐寿山的帮助下译讫《工人绥惠略夫》,整理后于次年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到九、十一至十二号。
主人公绥惠略夫是十九世纪末俄国的革命者,他的妻子被沙皇政府处以绞刑,他的很多同志亦遇难而死。当时俄国的主流思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大学生亚拉借夫即其中一员。小说中革命的代表与无抵抗主义的代表展开对话和辩论,绥惠略夫质问亚拉借夫道:“你们将那黄金时代,预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别有什么给这些人们呢?”[2](笔者按:“这些人们”指受苦的大众。)在经历了谋生失败,看到亚拉借夫在枪战中牺牲之后,绥惠略夫终于展开疯狂的复仇,不可避免地,他被警察抓住,走向自我毁灭。
在译后记中,鲁迅对小说及其作者做了评介,其中谈到主人公绥惠略夫:“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根据‘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宣战了。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3]绥惠略夫的形象让我们联想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也是一个自我毁灭者,在无以生计的情况下,魏连殳投靠了军阀杜师长,违背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初衷,最终抑郁而终。在魏连殳写给小说中“我”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4]
魏连殳的困境与绥惠略夫是相似的,他们的复仇似乎胜利了,然而他们还是走向了毁灭。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终极拷问同样适用于绥惠略夫们。绥惠略夫选择了毁灭,魏连殳选择了毁灭,《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黑色人”同样选择了毁灭,他们自我毁灭的共同目标是完成复仇。在《铸剑》中,少年眉间尺第一次见到黑色人,便相信他的话,交出自己的头颅,其中的对话隐约可以读出鲁迅的悲伤: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5]
这分明仿佛是鲁迅本人内心的呼喊,可以推想,当他的挚友和同乡被敌人杀害之后,他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和悲愤。小说《铸剑》是鲁迅表达复仇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欧梵先生曾评价这篇小说是“集子里技巧最高、召唤力量最强的篇章”[6]。整篇小说环环相扣,复仇情绪逐步升级,待到黑色人斬落自己的头,与眉间尺一起战斗,终于致王头于死地,复仇的情绪达到高潮,令人惊异,令人恐惧。
二、复仇的女鬼
在临终前一个月,鲁迅笔墨酣畅地刻画了一个鬼魂:“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女吊和活无常是鲁迅在杂文里倾注笔墨详细描写的两种鬼。他们都是《目连救母》戏中的角色。据鲁迅回忆,绍兴目连戏是始于黄昏,演到次日天明的敬神禳灾的当地戏曲剧目。“全本一定有一个恶人,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于是负责索拿灵魂的活无常便出现了:头戴一顶白纸的高帽子,手里拿着破芭蕉扇,“粉面朱唇,眉黑如漆”。因为要索拿的是堂房的阿侄,阿嫂哭得悲伤,这活无常心肠一软,放阿侄还阳半刻,阎罗知道后痛打四十大板,因此嘴里唱道:
“难是弗放者个!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
鲁迅很欣赏这个无常,说他是“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7]
女吊则是目连戏中的另一个鬼魂。“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据目连戏的故事说: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婶母将她领给杨家做童养媳,后又被婆婆卖入妓院,终于自缢身死。周作人晚年大赞其兄奇文,对兄长写的鬼魂记忆深刻,他在写给《亦报》的散文中说:“我为什么缘故特别记得这些,难道是因为我相信鬼么?这当然不是,我有好些东西不相信,这鬼就是其一。我所觉得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在这鬼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苦痛与幽默。无论《玉历钞传》上森罗宝殿怎么威严,《龙图公案》上包公怎么公正,他们反正对于官厅都不信任,却只爱那皂隶地位的有人情有血性的活无常,这真是封建社会的喜剧了。”[8] 晚年的鲁迅在《女吊》里寄托着复仇的信念,文章开头即借明人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结尾隐晦地讽刺道:“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显然,女吊和活无常代表着民间的力量,这和鲁迅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与帮闲们的立场是对立的。
三、复仇的消解
黑色人的复仇达到了美学的高度,绥惠略夫的复仇是疯狂的、非理性的,鲁迅也非常欣赏女吊这样凌厉的角色,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比如暗杀,他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见解。在《两地书》(一二)中,他回应了许广平关于暗杀的意见。许广平在信中写道:“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鲁迅的意见是:“来信所说的意见,我实在也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未必肯洗心革面。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9]这段话写于1925年4月,很清晰地表达了鲁迅关于暗杀的意见,在早期反清革命时代,有很多暗杀事件,比如汪精卫之刺杀摄政王载沣,比如信中提到了袁世凯雇人暗杀宋教仁,还有革命者之间的自相残杀,比如陶成章之遭难于上海都督陈其美。经历了这么多事件之后,鲁迅对暗杀有很深刻的思考。在《杂忆》一文中,他对复仇有着进一步的阐述。
写于1925年6月的《杂忆》是一篇专门谈论复仇的杂文。他回忆了辛亥革命后他在南京时的情形,提到了黄兴对革命军的整顿军纪及汉满关系。在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可是我根据上述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10]在这里,鲁迅强调的是群众的理性和勇气,即对群众进行启蒙和训练。
在散文《复仇》里,鲁迅描写了两个人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许多路人从四面涌来,要鉴赏这拥抱或者杀戮。然而他们二人终于没有拥抱,也没有杀戮。“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得有拥抱和杀戮之意。”在《复仇》(其二)里,鲁迅描写了耶稣受难的过程,在字里行间,细心的读者可以体会到一缕复杂的嘲讽,夹杂在深沉的悲悯之中。开头第一句是这样的:
“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
受难的耶稣带着殉教的情结,一如谭嗣同之不愿逃生苟活。很明显,对于“神之子”,鲁迅带着嘲讽的意味,对于“人之子”,他给予了肯定。在文章结尾,他写道: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从这两篇散文中,可以读出鲁迅对复仇的冷静的态度,他的内心波澜起伏,但他以超人的意志面对现实的困境,不做无意义的牺牲。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鲁迅理性的观点:简单的杀戮不足以唤醒麻木的国民,以暴易暴無益于社会进步。因为在复仇者与被复仇者之间,在革命者与压迫者之间还有群众,或者“无物之阵”,或者“看客”。这类群体在鲁迅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学人多有论述,让我们引用一段钱理群先生的分析作为本文的结束:“鲁迅从感情上无疑是倾心于复仇的:在他看来,复仇者尽管失败,但其生命的自我牺牲比苟活者的偷生有价值得多。即使如此,鲁迅仍然用了犀利的、怀疑的眼光,将复仇面对无物之阵必然的失败、无效、无意义揭示给人们看:任何时候都要正视真相,绝不自欺欺人。”[11]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鲁迅译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5][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M].长沙:岳麓书社,1999.
[8]周作人,周建人,著.孙郁,黄乔生,主编.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钱理群.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复仇主题[J].鲁迅研究月刊,1995(10).
关键词: 女吊 复仇 黑色人 绥惠略夫 孤独者
鲁迅一生,见过许多死亡,经历丧失亲友的悲伤,如父亲的死,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学生诸君,左联作家柔石,同乡范爱农、陶成章、秋瑾和徐锡麟,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等。在这些死难的亲友中,尤以革命者的遇害激起鲁迅的愤怒为甚。在不能言语的时代,他愤怒地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寄给日本友人。在散文《女吊》的开头,他就引用明人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在鲁迅一生的翻译和写作中充满了复仇者的影子,如小说《铸剑》、《孤独者》、译作《工人绥惠略夫》,《野草》中的《复仇》两篇,还有《杂忆》,《女吊》等篇章。学界对于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多有论述,然而集中在对小说《铸剑》的讨论,鉴于此,本文不再把《铸剑》作为论述的重点。
一、生存还是毁灭
早在1920年,鲁迅就曾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里找到一个极端的复仇者,一个尼采式的革命者——工人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是鲁迅非常喜爱的俄国小说家之一,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铁屋的隐喻,即出自《工人绥惠略夫》这篇小说。1920年10月,鲁迅在同事齐寿山的帮助下译讫《工人绥惠略夫》,整理后于次年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到九、十一至十二号。
主人公绥惠略夫是十九世纪末俄国的革命者,他的妻子被沙皇政府处以绞刑,他的很多同志亦遇难而死。当时俄国的主流思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大学生亚拉借夫即其中一员。小说中革命的代表与无抵抗主义的代表展开对话和辩论,绥惠略夫质问亚拉借夫道:“你们将那黄金时代,预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别有什么给这些人们呢?”[2](笔者按:“这些人们”指受苦的大众。)在经历了谋生失败,看到亚拉借夫在枪战中牺牲之后,绥惠略夫终于展开疯狂的复仇,不可避免地,他被警察抓住,走向自我毁灭。
在译后记中,鲁迅对小说及其作者做了评介,其中谈到主人公绥惠略夫:“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根据‘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宣战了。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3]绥惠略夫的形象让我们联想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也是一个自我毁灭者,在无以生计的情况下,魏连殳投靠了军阀杜师长,违背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初衷,最终抑郁而终。在魏连殳写给小说中“我”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4]
魏连殳的困境与绥惠略夫是相似的,他们的复仇似乎胜利了,然而他们还是走向了毁灭。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终极拷问同样适用于绥惠略夫们。绥惠略夫选择了毁灭,魏连殳选择了毁灭,《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黑色人”同样选择了毁灭,他们自我毁灭的共同目标是完成复仇。在《铸剑》中,少年眉间尺第一次见到黑色人,便相信他的话,交出自己的头颅,其中的对话隐约可以读出鲁迅的悲伤: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5]
这分明仿佛是鲁迅本人内心的呼喊,可以推想,当他的挚友和同乡被敌人杀害之后,他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和悲愤。小说《铸剑》是鲁迅表达复仇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欧梵先生曾评价这篇小说是“集子里技巧最高、召唤力量最强的篇章”[6]。整篇小说环环相扣,复仇情绪逐步升级,待到黑色人斬落自己的头,与眉间尺一起战斗,终于致王头于死地,复仇的情绪达到高潮,令人惊异,令人恐惧。
二、复仇的女鬼
在临终前一个月,鲁迅笔墨酣畅地刻画了一个鬼魂:“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女吊和活无常是鲁迅在杂文里倾注笔墨详细描写的两种鬼。他们都是《目连救母》戏中的角色。据鲁迅回忆,绍兴目连戏是始于黄昏,演到次日天明的敬神禳灾的当地戏曲剧目。“全本一定有一个恶人,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于是负责索拿灵魂的活无常便出现了:头戴一顶白纸的高帽子,手里拿着破芭蕉扇,“粉面朱唇,眉黑如漆”。因为要索拿的是堂房的阿侄,阿嫂哭得悲伤,这活无常心肠一软,放阿侄还阳半刻,阎罗知道后痛打四十大板,因此嘴里唱道:
“难是弗放者个!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
鲁迅很欣赏这个无常,说他是“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7]
女吊则是目连戏中的另一个鬼魂。“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据目连戏的故事说: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婶母将她领给杨家做童养媳,后又被婆婆卖入妓院,终于自缢身死。周作人晚年大赞其兄奇文,对兄长写的鬼魂记忆深刻,他在写给《亦报》的散文中说:“我为什么缘故特别记得这些,难道是因为我相信鬼么?这当然不是,我有好些东西不相信,这鬼就是其一。我所觉得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在这鬼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苦痛与幽默。无论《玉历钞传》上森罗宝殿怎么威严,《龙图公案》上包公怎么公正,他们反正对于官厅都不信任,却只爱那皂隶地位的有人情有血性的活无常,这真是封建社会的喜剧了。”[8] 晚年的鲁迅在《女吊》里寄托着复仇的信念,文章开头即借明人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结尾隐晦地讽刺道:“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显然,女吊和活无常代表着民间的力量,这和鲁迅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与帮闲们的立场是对立的。
三、复仇的消解
黑色人的复仇达到了美学的高度,绥惠略夫的复仇是疯狂的、非理性的,鲁迅也非常欣赏女吊这样凌厉的角色,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比如暗杀,他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见解。在《两地书》(一二)中,他回应了许广平关于暗杀的意见。许广平在信中写道:“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鲁迅的意见是:“来信所说的意见,我实在也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未必肯洗心革面。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9]这段话写于1925年4月,很清晰地表达了鲁迅关于暗杀的意见,在早期反清革命时代,有很多暗杀事件,比如汪精卫之刺杀摄政王载沣,比如信中提到了袁世凯雇人暗杀宋教仁,还有革命者之间的自相残杀,比如陶成章之遭难于上海都督陈其美。经历了这么多事件之后,鲁迅对暗杀有很深刻的思考。在《杂忆》一文中,他对复仇有着进一步的阐述。
写于1925年6月的《杂忆》是一篇专门谈论复仇的杂文。他回忆了辛亥革命后他在南京时的情形,提到了黄兴对革命军的整顿军纪及汉满关系。在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可是我根据上述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10]在这里,鲁迅强调的是群众的理性和勇气,即对群众进行启蒙和训练。
在散文《复仇》里,鲁迅描写了两个人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许多路人从四面涌来,要鉴赏这拥抱或者杀戮。然而他们二人终于没有拥抱,也没有杀戮。“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得有拥抱和杀戮之意。”在《复仇》(其二)里,鲁迅描写了耶稣受难的过程,在字里行间,细心的读者可以体会到一缕复杂的嘲讽,夹杂在深沉的悲悯之中。开头第一句是这样的:
“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
受难的耶稣带着殉教的情结,一如谭嗣同之不愿逃生苟活。很明显,对于“神之子”,鲁迅带着嘲讽的意味,对于“人之子”,他给予了肯定。在文章结尾,他写道: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从这两篇散文中,可以读出鲁迅对复仇的冷静的态度,他的内心波澜起伏,但他以超人的意志面对现实的困境,不做无意义的牺牲。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鲁迅理性的观点:简单的杀戮不足以唤醒麻木的国民,以暴易暴無益于社会进步。因为在复仇者与被复仇者之间,在革命者与压迫者之间还有群众,或者“无物之阵”,或者“看客”。这类群体在鲁迅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学人多有论述,让我们引用一段钱理群先生的分析作为本文的结束:“鲁迅从感情上无疑是倾心于复仇的:在他看来,复仇者尽管失败,但其生命的自我牺牲比苟活者的偷生有价值得多。即使如此,鲁迅仍然用了犀利的、怀疑的眼光,将复仇面对无物之阵必然的失败、无效、无意义揭示给人们看:任何时候都要正视真相,绝不自欺欺人。”[11]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鲁迅译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5][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M].长沙:岳麓书社,1999.
[8]周作人,周建人,著.孙郁,黄乔生,主编.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钱理群.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复仇主题[J].鲁迅研究月刊,199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