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牛顿叫板,谁输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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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当翁友彬说,平顶山石龙区供水中心的输水流量被他提升了百分之八十多时,厦门自来水厂的一位工程师如此反应。
  他甚至不客气地告诉翁友彬:“别说你增加80%了,就是增加8%,我也不相信。”在他的眼里,翁友彬成了一个信口开河的疯子。
  对于这样的反应,翁友彬并不吃惊,因为他已经见过太多次了。几乎没有一个精通水力学的人会相信他的话,“除非他们亲眼见过我做的工程。”
  1996年,在全国第三次长距离输水技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听完翁友彬的发言之后,同样是这种反应。亲眼目睹了翁友彬做的福建长泰县自来水配水工程之后,他们一方面对事实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却又难以接受。因为现行的水力学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翁友彬的工程原理。
  “整本《水力学》都是围绕着牛顿的内摩擦定律。”翁友彬说,“但我这个技术用牛顿的定律解释不了,原本按照定律都有一定的阻力,而在我的工程里,阻力没了。”
  因为违背了“经典理论”,翁友彬常常受到外界的批评。他寄送给专业杂志的稿件,多被退回;多次参评国家科技基金资助,不是吃闭门羹就是无功而返;就连科技鉴定也没法做,因为请来的专家根本不不敢在鉴定书上签字。
  清华教授惊呆了
  水往低处流,这几乎是全人类公认的真理。但翁友彬却说:“水不往低处流,因为空气可以阻挡水流。”
  1997年,翁友彬带着一个小模型和一张实验图纸来到了清华大学。翁友彬说,他实在太需要在这里做实验了,因为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鬼话”,除非有一个权威机构的大章盖在他的实验结论上,这样才会有人愿意认同他的观点。
  “1994年,三峡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工,他们花了800万元在清华做实验,而我才6万块钱,相差100多倍。和他们比,我的实验看起来实在很不起眼。”翁友彬回忆。
  住进清华大学的招待所后,准备接手实验的教授、实验室主任以及一位施工老师傅3个人找到翁友彬。“你要做什么实验,能不能把图纸给我看一下?”教授问。看了看翁友彬的实验图纸,教授觉得眼前这个人实在有些小题大做。“这个很容易,不用做实验我也能帮你把水流量算出来。我在这边教了二十几年的书,这等于是小学题目,很简单的。”
  “你肯定会算错。”翁友彬不甘示弱地回应。
  “我做的那个实验流量是0,因为空气堵住了水流,所以滴水不出。他说要给我算流量,即便算出的结果是0.00001m3,那也是我的错。但结果只能是0。”翁友彬对记者说。
  “这样吧。你这边做实验的钱先到位,不然到时候水一出来,你翁友彬跑人了,那这6万元的费用怎么办?”教授的话令翁友彬很尴尬,不过他还是一分不差地把钱打到了对方的账户。
  这个实验非常简单,30多个人花了3天便顺利完成设备安装。后来,“教授打开阀门一看,出口处空空的,等了半天,一滴水都没有出来。”起初,教授以为这是施工失误,有东西被工人塞在管道中忘记拿出来,所以才流不出水。他把所有的工人都叫了过来,“你们糟糕了,你们今天要赔翁友彬的钱了。”按照规定,如果工人没有按照图纸进行安装,导致实验出错,这些工人是要赔钱的。
  “不是他们的错,是空气堵住了水流。”翁友彬打断教授的话。
  “不可能的,我教了二十几年书,空气拦不住这些水。”教授有些莫名其妙,“空气怎么可能会阻挡水流?简直是开玩笑!”
  要知道,在水力学中,空气对于水流的阻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水力学至今还是这么认为。”翁友彬说。
  直到想尽一切办法,来回证实六七次之后,教授才终于承认了翁友彬的说法。
  “听说有个福建人来做了这么个奇怪的实验,与水力学完全针锋相对,整个水利水电工程系的教授都来观看,包括驻北京的国际水利协会。”翁友彬说,“只可惜这次实验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相关机构的重视。原本负责这个实验的教授也想好好研究这个东西,后来因为陪女儿到美国读书,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从“神手”到专家
  翁友彬管他的输水技术叫“真空流”,“少了空气的阻挡,输水的速度、流量和距离都大大提升。”今年,从国内到国外,翁友彬一共接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工程。“有人称我是‘首个给流水梳妆的中国人’,其实在我国水利战线上,我是个‘半路出家’、非科班出身的人。”
  1968年年底,“文革”爆发以后,已经停课一年多的翁友彬被下放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村插队,一年多以后又被分配到龙岩山区的一座兵工厂,成了汽车油泵油嘴的精密研磨加工工人。经过10多年在生产第一线的摸爬滚打,翁友彬的手甚至能感触到0.1微米(一根头发丝的八百分之一)的误差。
  一次,工厂里生产的一种零件出了问题,用检测仪器怎么也检查不出来,但是真正用到汽车、拖拉机上,问题就出来了,所有的零件几乎都成了废品。翁友彬用手摸了摸这些零件,说:“好像每个零件的这边都凸出一点,看来模具要修正一下。大家照我说的这样拉一拉,把凸出的那一点去掉。”
  当然,不会有人轻易相信翁友彬的话,因为连他的师傅都没有检查出问题,翁友彬竟然还能感受到凸出的部分在什么位置,这听起来有些离谱。不过,大家也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没想到真的让翁友彬摸出来了。所有的人都被翁友彬的“神手”震惊了。
  后来,翁友彬被调到了泉州教育局。原本他可以坐在机关办公室安逸地度过一生,但他却偏要“不务正业”。“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技术,也怕将来手感不好了,技术就生疏了。所以就偷偷到老厂花了好几百块钱买了台设备。”翁友彬笑着说,“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三五十块。”这台设备至今还在翁友彬的老家放着。
  自从“神手”离开龙岩兵工厂以后,很多需要解决疑难杂症的大工厂开始急了。“他们听说我被调到泉州,一直派人来找我,可怎么都找不到。谁也想不到我一个搞技术的人会被调到教育局工作。”翁友彬说,“后来,省计量局交代泉州计量所:‘各个工厂找一下,看看那个翁友彬到底调到哪里去了。’”   巧合的是,翁友彬当时正在积极“拓展业务”,偷偷地在户外挂了一个手写广告牌:对外精密加工。“那是犯法的事情,因为广告牌里写到一种量具,国家有一个计量法,生产这种量具必须要有许可证,尤其是我做的这种精密加工。”翁友彬说。
  果不其然,广告牌刚挂上没几天,一宗生意没招到,反而招来了计量执法人员。“当时我正在上班,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是有两个挂着牌的计量监督人员找上门来了,很凶。”翁友彬回忆。
  那两个执法人员找到翁友彬:“你生产什么?”
  “量具、模具、测量头……”翁友彬低着头慢吞吞地掰着手指细数着。
  “你这个人哦,真会乱搞。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精密的仪器,很多人都搞不定的,你居然会生产。”没等翁友彬数完,其中一位执法人员匆匆打断道。
  翁友彬的房间里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了很多别人偷偷送来加工的仪器,其中有2个是泉州计量所生产的。
  “咦!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你怎么会有2个?”另一位执法人员吃惊地问。
  “某某送过来给我加工的。他是我爱人的同学,也在你们计量所上班,听说我可以做这个就送来了。”翁友彬无辜地回答。
  “原来你就是那个翁友彬。”执法人员连忙拿出香烟递给他,“省里托了我这么久,终于让我找到了。你明天到所里拿许可证,直接填一下就行了,允许你生产量具。”
  1987年,在机关办公室待了7年之后,翁友彬终于坐不住了。他向泉州市政府打报告辞去公职,成立了一个精密研磨技术研究所。“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我算是不安分的人,出来搞研究并不是纯粹为了钱,只想让手里的技术发挥一下。”
  有一天,翁友彬的一个同学从香港买了10多种内地没有的“高科技”产品。“他知道我是搞技术的,特地拿了这些东西来找我,想跟我合作。”在那十来样产品里,翁友彬唯独看上了一条塑料虹吸管。
  于是,拿着这条虹吸管,两人各出了3000元投资做模具,按照原样仿造。“结果却被一个蹩脚工厂给坑了,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能用。这个朋友是搞电的,我是搞机械的,对模具完全不了解。就这样,两个人还没有做出一支能用的虹吸管就‘拜拜’了。”翁友彬说。
  对虹吸管的研究还没开始就这么结束了,这让翁友彬很不甘心。“我当时只觉得虹吸管很神奇,可是大家做出来的都这么小,再大一点的就没有了。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大一点?”
  翁友彬把精密研磨技术研究所改名虹吸流研究所,专门研究虹吸管,并于1989年年底研究成功,申请了专利。而这个所谓的巨型虹吸管,就是翁友彬现在用于“真空流”输水的核心设备。
  “为了发明这个东西,我算是走上了不归路。这些年为了做实验,花了很多钱,就连女儿4年的大学学费也是借的。最苦的时候借了将近100万元。”翁友彬叹息着往日的艰辛。
  总是差一点
  就像那次在清华做的实验一样,在很多大场合,翁友彬的真空流输水设备虽然在当时震动了很多人,但结果却总是“无疾而终”。看起来就差那么一步便可达成目标,但总也迈不开那关键的一步。翁友彬一直搞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1989年,翁友彬带着他的模型参加福建省专利局举行的首届发明竞赛。在比赛结果公布之前,一位领导曾经找过翁友彬谈话。
  “我对这个发明很感兴趣。你这个设备不需要动力就可以输水,而且在抽水的时候还会发出‘嘣—嘣—嘣’的声音,看着很奇怪。你是不是在里面装了蓄电池?”领导好奇地问。
  “你看我这个是焊死的,而且还要浸在水里。来这边参加比赛好几天了,每天这么‘嘣—嘣—嘣’的,什么蓄电池能用这么久?”翁友彬严肃地反问。
  “如果你能拆开给我看看,我就给你评个金奖。这个东西太奇怪了。”领导说。
  “我就带了这一个模型,而且外面都焊死了,没办法拆开。”直到比赛结束,翁友彬始终“一根筋”地坚持着。最后,翁友彬得了一个银奖,被推荐到次年的第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像省里的比赛一样,翁友彬在全国大赛上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原本评委与参赛者不能发生直接联系。但是在评比的前一天,3个评委突然来到我的展览前,让我把图纸送到某个宾馆交给他们,不然就不给我评。”翁友彬说,“我这个人个性也很强,就是没送去。而且省里带队的负责人老姜也说:‘这些人可能会偷你的技术,不能把结构泄露出去。’”
  到了第二天上午,评比已经结束。“都准备要走了,后来想想还是去看看都有哪些发明得了奖。”到了现场之后,翁友彬才发现自己的发明得了铜牌。“别人获奖都有提前通知,但我们却没有收到通知。不过这样的结果也很不错了。”翁友彬安慰着自己。
  1994年,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印度新德里举办“国际水资源与技术学术研讨会”,邀请翁友彬前往。“当时已经欠了很多钱,打电话到国家水利部,希望国家资助一点。水利部的领导接到电话很惊讶:‘为什么联合国发邀请给你,没发给我们?你把传真传过来。’”翁友彬说,当时联合国组织方并没有发邀请给水利部。“后来,水利部一看这个会议很重要,马上派了一位官员和我同行。”
  第二天,联合国与印度官员参观展会现场,由当地电视台记者随行。“说是亚太国家,其实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发达国家都来了。在参会的101个项目中,电视台只拍了我和另一个国家的项目,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意见非常大。”翁友彬笑着说,“但印度官员只说了一句:就这两个项目最适合我们国家。”
  后来,大会主办方在结束前选取了5个项目举行记者发布会。“一个讲15分钟,我排第4位。结果我讲了半个多小时下面还不放我们走。”因为快到午饭时间,工作人员不得不中断记者对翁友彬的提问,把时间让给下一位发言者。
  从印度回国以后,翁友彬不断收到国外的来信。“五大洲全来了,什么国家都有,甚至惊动了安全局,怀疑我里通外国。”翁友彬只好解释自己是搞技术的,刚刚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信件才被放行。“不然他们每封信都要拆开检查。”   无奈的是,虽然收到很多外国来信,但是翁友彬完全不懂英语,因为他上学时学的是俄语。“一张信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写一篇中文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寄过去,要花200块钱。当时我经济已经很困难了,还要特地跑到华侨大学找教授翻译,普通人根本翻译不了涉及专业术语的英语。”停止回信以后,国外来信越来越少,他的“真空流”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无心的“悖论”
  “好在我是门外汉,误打误撞闯到水力学里去了。”翁友彬庆幸道,“当时做研究的时候根本没有参考水力学著作,没有‘框框’,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不过,翁友彬的女儿却读了水力学,现在,女儿成了翁友彬必不可少的顾问。
  最初,翁友彬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研究与现行的水力学理论相悖。“包括它(‘真空流’输水设备)的一些功能,很多都是我在实践中不断发现的。”
  1990年,在第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获得铜牌之后,翁友彬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真空流”实战:江西的一个输水工程需要他帮忙跨大坝引水。
  施工完成后,原本设计只需要1万吨的水,结果却暴增至2万吨。“这等于是设计超大,业主非常不满地和设计院大吵了一场。”翁友彬笑着说,“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的设备可以增加流量,以为只要能跨过大坝,把水引出来,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第二个工程是在莆田仙游。工程负责人要求与翁友彬签订合同,必须把流量提升70%才付款。“条件很苛刻。我当时也没合适的地方做实验,70%就70%吧,冒险试一试。”令翁友彬想不到的是,流量竟然被提升了75%。“后来陆陆续续又做了几个工程,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真空流’不仅能长距离引水,还可以提高流量。”
  惊喜不止一处:一座山城最高(19层)的大楼,几十年来,自来水只能上到9层,被他一下子提升到19层;一支驻扎在郊外的部队,原本必须要用压力才能输送自来水,在“真空流”的作用下,不仅不用加压,流量还比以前更大,而且多年淤积在管道内壁的污泥也被冲洗干净,达到了清淤的效果……
  “很多现象让我感到奇怪。当时设计出来以后我并不知道它有这么多功效。因为我是精密加工出身,对水力学并不精通。后来才渐渐发现,‘真空流’之所以有那么多功能,是因为管道内没有空气。少了这个阻力,水流自然能够快速地满管输送。”
  1997年开始,翁友彬逐渐意识到“真空流”与水力学相悖的事实。“我现在和女儿正在梳理这方面的理论知识。”翁友彬说,“水力学的研究已经有300多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厚厚的2本著作中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虽然我发明的‘真空流’快速输水法,至今没有全面的定义、定律、公式、方程和系数能证明,属于从头做起的学问,受到了很多非议与不解,但是我不会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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