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是我回乡到莱阳赵家疃务农的第六个年头。这年正月，赵家疃要在初高中毕业的本村青年中挑选一名民办教师。先由生产队推荐，再经村贫下中农“管校”领导小组（简称“贫管”）审查，最后由大队革委会批准。当时，民办教师在农村是个甜差，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轻松又干净，工分不少挣（每人每年3600分，是一个男整劳力全年的工分）。村里年轻人的眼睛顿时瞪圆了。
　　那年我28岁，作为城市来的老初中毕业生，当然也心动。可冷静一想，名额只有一个，而村里够条件的青年有好几个，哪能轮到自己这个“外来子”！好事无望又心有不甘，那些日子，一向爱说爱笑的我，变得沉默寡言了。这引起了老队长的注意。老队长是我下乡后的师傅，是他教会了我十八般农技，又提名我当上生产队会计，还支持我组织村文艺宣传队。听了我的想法，他沉默了一阵，说：“你是我看中的会计，从开始干到现在，没出过差错，老少爷们都满意，我更舍不得放；可，又不能耽误你的前途……”第二天一大早，他找到村里的老贫管推荐了我。
　　1971年正月十七，我终于走上了三尺讲台。而帮了我大忙的老队长和老贫管，却连一支香烟的礼都不肯收！
　　转眼到了1972年3月中旬。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每人发了两元钱。这是我第一次领到国家发的月补贴，心里挺高兴。两元钱，当年不是个小数目。那时，一斤刀鱼才卖一毛多钱。我决定买些好吃的回家。
　　急急忙忙跑到供销社，我花五毛六分钱买了两卷桃酥，用三毛钱称了二斤刀鱼，用六毛钱割了一斤猪肉准备包馄饨，总共用了一块四毛六，还剩五毛四分钱。本想再花两毛钱，买一本我喜爱的《革命样板戏选段》，掂量再三也没舍得。回家路上，边走边想：六十多岁的老妈爱吃桃酥，妻子爱吃鱼，馄饨全家都喜欢，这些东西，家里人好長时间都没沾了，她们肯定会欢喜的。
　　一到家，急三火四地拆开点心卷，先拿出两个桃酥放到老妈手里，催她尝尝，等着她的夸奖。老妈看着桃酥，疑惑地问：“哪来的钱？”我告诉她是国家第一次发给的教师补贴。不料，她把桃酥一放，厉声斥道：“眼里还有没有你妈？这是两块钱哪！不跟我商量就乱花，真不会过。我不吃，拿走！”
　　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我先前的高兴劲荡然无存，心里一阵委屈。转念一想，还不都是穷的把戏！那时，生产队里每年只年底分一次现金，平日买油盐酱醋等的零花钱，各家只能靠卖点鸡蛋和粮食来解决。谁家急用钱，五元以下须经队长批准方可“预支”；超过五元须经队委会研究才行。平时，地瓜干当家，苞米饼子掐算着吃，白面馒头是稀罕物，鱼肉、点心更是奢侈品，只有逢年过节或来了客人才能打打牙祭。老妈过惯了这种日子，一分钱掰两半花，家里超过一毛钱的开销都要请示她。我冷不丁出手这么“阔绰”，她是怕啊，一怕钱的来路不正，对不起“老师”的称号和老队长的信任；二怕我乱花钱，坏了脾气。这么一想，气就顺了，忙向老妈道了歉。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推荐我当民办教师的老队长和老贫管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知遇之恩我没齿难忘。而为两元补贴惹来老妈一顿训斥的情景更是让我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