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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产业并存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明显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中国面临老龄化与城镇化并存的局面，对城镇化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并分析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二者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阐述，提出关于经济发展、老龄化、城镇化和城乡差距四者关系的一系列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这些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化的过程有利于降低城乡消费差距，而由于城镇化与老龄化的正相关性，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间起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正向调节这个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
[关键词] 城镇化;老龄化;城乡差距;中介效应;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99.2;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7-0049-10
一、引 言
老龄化与城镇化是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存在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城镇化是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由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型成为现代城市型社会的必然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放开了对流动人口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以打工的方式进入城市，并通过就业或购房等渠道成为城市人口。近年来，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改革，各大城市开始放开落户限制以吸引人才流入。在政策的驱动下，中国的城镇化率呈现出连年上升的趋势。图1列出了中国历年城镇化率的数值，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26.41%上升到2018年的59.58%。自1990年以来，已有超过5亿的中国居民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尽管如此，考虑到发达国家平均80%以上的城镇化率，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预计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还将增加3亿左右。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通过资源的集中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并通过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城镇化也会导致农村空心化，并给城市的交通、住房、教育和治安等方面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不容小觑。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也导致了中国出现总和生育率下降、新增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情况，而面临“人口红利”过早消失和“未富先老”的局面（蔡昉，2010）[1]。近年来，随着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均寿命的提高，中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更是呈现出加速攀升的趋势。尽管从国际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然而大多数国家人口的老龄化现象都是在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后才出现的。如图1所示，近年来中国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5.57%上升到2018年的11.9%。国际上通常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从2018年的水平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不仅超过了8.87%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中高等收入国家10.04%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年轻人养老负担，给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
人口的城镇化和老龄化与中国当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城乡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产业并存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明显的社会经济形态。建国以来，中国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城乡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公共服务差距和福利水平差距等等，而这些差距最终都表现为消费水平的差距。图2列出了中国从1952—2018年的城乡消费差距（以城乡消费泰尔指数表示）。具体而言，中国城乡差距的变化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67年）。在建国初期，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阶段，经济政策不断在实践中调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建国以后和平的环境促进了中国农村地区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建设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本时期中国城乡的消费差距波动程度比较大，整体趋势体现为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第二阶段（1968—1977年）。在文革期间，集体化的农业生产体制降低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相比之下位于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较小，中国的城乡差距在这个时期开始扩大。
第三阶段（1978—1984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这种制度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旧的农业经营模式，可以很好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农村经济的飞跃性发展，并迅速缩小了城乡经济差距。
第四阶段（1985—1994年）。在这个阶段，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的发展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迎来了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此期间，中国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而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城乡差距开始逐渐扩大。
第五阶段（1995年至今）。随着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壮大，为了缓解城乡差距，中国开始由农业“支持”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1994年国家出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文化卫生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农业的各种税收和費用，并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完善惠农政策，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在政策的激励下，中国的城乡差距开始持续降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不同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府在政策层面上对公平与效率的侧重不同，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如图3所示，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图中以人均GDP表示）与城乡差距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①，而是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
综上所述，老龄化和城镇化是当前中国人口在空间分布和年龄结构上的发展趋势，而城乡二元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城镇化、老龄化和城乡消费差距三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先，城镇化和老龄化均会对城乡消费差距造成重要影响;其次，由于城乡之间在养老保障和生育观念方面的不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老龄化率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最后，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均存在较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者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会有所不同。
尽管中国的城乡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稳步降低，然而城乡之间的“鸿沟”依然明显。城乡差距的存在既降低了中国居民的购买力，阻碍了内需的有效提高，又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妨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城乡差距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发展质量是本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对城镇化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并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二者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城镇化与老龄化
彭小辉等（2012）[2]认为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农村青年人口大量进城，造成了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同时降低了城市的老龄化程度。童玉芬等（2014）[3]认为乡-城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偏年轻化且具有较高的生育率，从而加速了农村老龄化的速度，并延缓了城市老龄化的速度。朱勤（2014）[4]进一步计算了人口乡-城转移对城市与乡村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的文獻都认为城镇化会导致老龄化水平提高。
具体而言，城镇化导致老龄化水平提高的原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城镇化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提高了社会的顶部老龄化水平;另一方面，城镇化可以改变农村居民“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等观念，从而降低子女数量，提高了底部老龄化水平。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城镇化会扩大老龄化水平。
（二）城镇化与城乡差距
当前的研究主要分成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城镇化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陆铭和陈钊（2004）[5]发现城镇化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类似的结果还包括Lu等（2006）[6]、曹裕等（2010）[7]和毛其淋（2011）[8]的研究。第二，城镇化会增大城乡收入差距。程开明等（2007）[9]通过对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表明，城镇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王子敏（2011）[10]通过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一步发现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就拉大0.39个百分点。第三，城镇化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较为复杂。王少平等（2007）[11]认为改革初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Wu等（2016）[12]基于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城镇化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向叔坚等（2016）[13]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分别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其自相关程度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此外，周少甫等（2010）[14]和姚旭兵等（2016）[15]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也是相似的。
根据祁金立（2003）的研究[16]，城市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可归结为“辐射效应”和“聚集效应”。一方面，城镇化的辐射效应可以使周边的农村地区融入到城市发展的社会分工中，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而后者可以通过汇款或是返乡的方式“反哺”农村，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城镇化还可以降低农村土地的稀缺程度，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以上都是城镇化在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中的作用体现。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日益向城市集中，农村则面临要素匮乏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农村中高素质的劳动力会不断通过就业或是购房的方式取得城市户籍，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以上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城镇化也可能会扩大当前的城乡消费差距。由于当前的研究对于城镇化与城乡差距的关系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两者的影响关系并不确定。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a：城镇化会扩大城乡消费差距。
假设2b：城镇化会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三）老龄化与城乡差距
Deaton等（1994[17]，1997[18]）在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研究了年龄分布的组内和组间不平等，并运用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不平等程度与老龄化的正向关联。Zhong（2011）[19]对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政策导致的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刘华（2014）[20]利用1989—2011年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郭继强等（2014）[21]利用1988—2009年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效应对收人不平等呈现正向影响，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董志强等（2012）[22]、吴海江等（2014）[23]和王笳旭等（2017）[24]的研究。高挺等（2018）[25]采用中国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和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跨国研究方面，蓝嘉俊等人（2014）[26]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考察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会显著地拉大收入不平等程度。
综合当前对于老龄化与城乡差距的研究，两者的影响关系同样无法确定。一方面，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导致抚养比例上升，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同时老龄化的支出导致家庭财富积累程度变慢，减缓财富分化过程，从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当前存在城市与农村社会保障程度的差异，生活在城市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老年的到来而明显降低;而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由于养老保障的缺失，面临劳动能力下降后收入锐减的情况。因此，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带来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a：老龄化会扩大城乡消费差距。
假设3b：老龄化会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四）老龄化的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的分析，城镇化和老龄化都对城乡消费差距存在重要影响，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会加剧老龄化的过程。因此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是部分地通过老龄化作为传导来发挥作用的，即老龄化在城镇化和城乡差距之间起到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综合以上几个假设，提出假设4。
假设4：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差距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五）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季晓旭（2016）[27]发现在GDP水平较高的地区，老龄化加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杨菊华等（2019）[28]研究了建国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机制，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人均寿命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地域流迁都会改变人口的老龄化分布。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城镇化、老龄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因此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提出假设5。
假设5：人均GDP作为调节变量，会调节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中介效应。
综上所述，认为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起到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而这个中介作用受到人均GDP的调节。这个待检验的理论模型可以用图4表示。
根据Edward等（2007）[29]，调节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作用体现在对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的调节，此外还可能存在对直接路径的调节。如图4所示，以人均GDP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分别用带箭头的（1）和（2）来表示，对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在图中用带箭头的（3）来表示。以下將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个模型进行检验。
三、研究设计（一）变量定义 本文的样本是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其中的价值变量按CPI调整为1980年的不变价格。本文使用的变量如表1所示。
1.被解释变量：城乡消费差距（ctheil）
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通常可用以下三种指标来衡量：城乡消费比、城乡消费基尼系数和城乡消费泰尔指数。陈工等（2016）[30]认为城乡消费比虽然简单易行，但是没有考虑到城乡人口因素。李实（2002）[31]也认为目前广泛用于计算基尼系数的Sundrum公式在计算时存在严重低估基尼系数的情况。因此，本文使用城乡消费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消费差距。
2.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城镇化率（urb）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城镇化程度的测度。根据假设4，老龄化率（age）是城镇化率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中介变量，本文使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率。根据假设5，人均GDP（gdp）对以上中介机制起调节作用。
3.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参考了刘广平等（2016）[32]、蒿建华（2012）[33]和彭剑君等（2011）[34]的选择。在筛选了多重共线性明显的指标后，选用了医疗卫生发展水平、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房地产业发展水平、研发创新水平、农业生产率这五个指标，作为衡量不同地区的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
（二）回归模型设计
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主要包括依次检验法、Sobel检验、Bootstrap法和MCMC法，其中依次检验法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方法。根据温忠麟等（2014）[35]，依次检验法虽然检验力较低，但检验结果具有最高的可信性。因此，本文将使用依次检验法检验老龄化是否为城镇化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中介变量。除此之外，还将检验人均GDP在这个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本文的检验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和平稳性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对除了ctheil、urb和age以外的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然后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两种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发现各变量除了pam和ttm外都满足一阶单整条件。通过Kao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证实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可以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
采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各模型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由表3可知所有模型中Hausman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这表明各模型适合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模型1—3检验老龄化在城镇化和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中介效应。其中模型2检验城镇化对老龄化的影响，城镇化的回归系数为0.1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了假设1成立，即城镇化会导致老龄化水平的提高。模型1检验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其中城镇化的回归系数为-0.31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假设2b成立，即城镇化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降低。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的回归系数为-0.29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假设3b成立，即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降低。
值得指出的是，模型3当中回归系数-0.292小于模型1中的回归系数-0.31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从而证实了假设4。
模型4—6检验人均GDP对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的调节作用。其中，模型4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0.04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城乡消费差距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城镇化与人均GDP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0.04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人均GDP的增长会削弱城镇化在降低城乡消费差距方面的作用，即人均GDP负向调节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直接路径。模型5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0.01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老龄化程度与人均GDP的正相关性。城镇化与人均GDP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0.03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人均GDP的增长会提高城镇化对老龄化的促进作用，即人均GDP正向调节城镇化程度与老龄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模型6中老龄化与人均GDP的交叉项并不显著，这也表明了人均GDP对老龄化和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除此之外，各个模型中加入交叉项以后的组内R2均有所提高。综上所述，模型4—6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在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直接路径上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在中介过程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即图4中的箭头（1）与（2）对应的调节作用存在，但箭头（3）对应的调节作用并不存在。
（三）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人均GDP的调节作用，我们按照刘广平等人（2016）的方法，首先对各地区2000—2018年人均GDP的数值取平均值，并对此平均值进行排序，按照中位数将面板数据划分为两组。其中，高于人均GDP中位數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和陕西。低于人均GDP中位数的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人均GDP高于中位数的省份中，老龄化率对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0.142，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在人均GDP低于中位数的省份中，老龄化率对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0.106，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人均GDP在城镇化与老龄化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人均GDP的提高会增强城镇化对老龄化的影响。同时也发现，在人均GDP高于中位数的省份中，城乡消费差距对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0.275，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在人均GDP低于中位数的省份中，城乡消费差距对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0.312，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人均GDP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的直接路径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人均GDP的提高会削弱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老龄化率替换为老年抚养比（odr）来衡量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可定义为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的比值。对模型1—6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比较表5和表3的回归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程度变化很小，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基准模型也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建立的模型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城镇化率、老龄化率和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城镇化的过程有利于城乡消费差距的降低。根据前文的论证，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会向城市集中，这种“集聚效应”会削弱农村的经济发展潜力，并带来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会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冯梦黎和王军（2018）[37]的研究表明了城镇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并降低城乡差距。本文的实证研究也映证了这个观点，即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辐射效应”大于“集聚效应”。
第二，城镇化与老龄化呈正相关性。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了城镇化与老龄化的正相关性。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生育率水平一直存在显著差异，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率一直是城市人口的两倍左右（郑健斌，1987）[38]。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地理分布，根据陈卫等（2006）[39]的研究，流动人口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人口，因此城镇化的过程可以显著降低人口的生育率。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可以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这两方面因素都会导致老龄化程度的提高。
第三，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间起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施锦芳（2013）[40]认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倾向于提高税收水平并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这个过程会影响财富的“集聚效应”，从而降低社会贫富差距。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城镇化会促进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而老龄化又会降低城乡消费差距。因此城镇化导致的城乡消费差距降低是部分地通过老龄化这个中介变量进行传导的。
第四，人均GDP正向调节城镇化与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分析，在人均GDP较低的地区，城镇化与老龄化之间的正向关系较弱，反之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城镇化对老龄化的正向影响更强。如前文所述，城镇化对老龄化的正向影响是通过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和降低生育率来实现的。由于城镇化导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流向较高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和生育率受到流动人口影响较为明显，因而这些地区的老龄化率受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会大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第五，人均GDP负向调节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人均GDP较低的地区，城镇化在降低城乡消费差距中起的作用关系更强;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城镇化在降低城乡消费差距中起的作用关系较弱。这个结论与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城镇化方兴未艾。城镇化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较为明显，可以显著地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有效降低城乡差距。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已经较高，此时城镇化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就很有限了。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本文的结论表明城镇化进程可以有效地降低城乡差距，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经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模式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在城市买房置业，这种模式会拉高城市的房价，把更多有意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挡在城市的门槛之外，因此是难以为继的。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开始出现的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倡导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以人为本，推动人的城市化。近年来，除极个别超大城市以外，许多城市都已陆续放开户籍限制，并通过政策制定吸引优秀农村人才落户。然而，在农村户籍人口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待遇仍和城市人口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发展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本文的分析表明城镇化在降低城乡差距的机制是部分地通过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来传导的。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虽然可以通过降低财富的集聚效应达到降低城乡差距的结果，然而这也意味着城乡居民手中财富“蛋糕”的缩小和生活水平的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牺牲效率作为代价而达到的公平。因此，应该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人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提供有力支撑。自1951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然而，在社会保障的平等性和可持续性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力度，对于实现社保的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更应关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长期存在城乡倒置的情况，这个现象——人均GDP较高地区的城镇化和老龄化间有更强的正相关性也在本文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这也表明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会比其他地区更加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在老龄化问题最突出的大城市，首先，从政策上入手，通过顶层设计完善老龄政策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其次，要通过政策倾斜支持养老产业的发展，满足老年人对医疗、养老、休闲娱乐和无障碍设施等服务设施的要求;最后，要培养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思想观念，维护老年人的尊严和权利，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第四，防止收入过低的地区出现城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均GDP与当地的城乡差距呈负相关，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缺乏发达的中心城市，无法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随着城镇化的逐渐深入，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很容易产生人力资源流失的现象，从而加剧省际间的贫富分化。这种“市场失灵”无法通过市场自发纠正，因此政府应该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力度，培育区域中心城市。这样既可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又能起到降低城乡差距的作用。
[注 释]
①根据库茨涅兹假说，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这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将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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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urban dual economy is a social and economic pattern generat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backward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ectors and advanced modern indust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hich is an urgent problem in China.At present，China is faced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aging and urbanization.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aging and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and degree of their influence on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aging，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gap.On this basis，this paper uses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8 to construct an econometric model to test these assumptions.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and because of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aging，aging plays a part of the role of intermediary variable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ositively adjusts the first half and the direct path of this intermediary process.
Key words： urbanization;aging;urbanrural gap;mediation effect;moderating effect
（责任编辑：张丽阳）
[关键词] 城镇化;老龄化;城乡差距;中介效应;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99.2;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7-0049-10
一、引 言
老龄化与城镇化是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存在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城镇化是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由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型成为现代城市型社会的必然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放开了对流动人口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以打工的方式进入城市，并通过就业或购房等渠道成为城市人口。近年来，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改革，各大城市开始放开落户限制以吸引人才流入。在政策的驱动下，中国的城镇化率呈现出连年上升的趋势。图1列出了中国历年城镇化率的数值，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26.41%上升到2018年的59.58%。自1990年以来，已有超过5亿的中国居民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尽管如此，考虑到发达国家平均80%以上的城镇化率，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预计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还将增加3亿左右。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通过资源的集中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并通过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城镇化也会导致农村空心化，并给城市的交通、住房、教育和治安等方面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不容小觑。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也导致了中国出现总和生育率下降、新增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情况，而面临“人口红利”过早消失和“未富先老”的局面（蔡昉，2010）[1]。近年来，随着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均寿命的提高，中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更是呈现出加速攀升的趋势。尽管从国际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然而大多数国家人口的老龄化现象都是在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后才出现的。如图1所示，近年来中国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5.57%上升到2018年的11.9%。国际上通常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从2018年的水平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不仅超过了8.87%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中高等收入国家10.04%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年轻人养老负担，给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
人口的城镇化和老龄化与中国当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城乡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产业并存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明显的社会经济形态。建国以来，中国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城乡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公共服务差距和福利水平差距等等，而这些差距最终都表现为消费水平的差距。图2列出了中国从1952—2018年的城乡消费差距（以城乡消费泰尔指数表示）。具体而言，中国城乡差距的变化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67年）。在建国初期，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阶段，经济政策不断在实践中调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建国以后和平的环境促进了中国农村地区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建设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本时期中国城乡的消费差距波动程度比较大，整体趋势体现为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第二阶段（1968—1977年）。在文革期间，集体化的农业生产体制降低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相比之下位于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较小，中国的城乡差距在这个时期开始扩大。
第三阶段（1978—1984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这种制度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旧的农业经营模式，可以很好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农村经济的飞跃性发展，并迅速缩小了城乡经济差距。
第四阶段（1985—1994年）。在这个阶段，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的发展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迎来了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此期间，中国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而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城乡差距开始逐渐扩大。
第五阶段（1995年至今）。随着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壮大，为了缓解城乡差距，中国开始由农业“支持”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1994年国家出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文化卫生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农业的各种税收和費用，并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完善惠农政策，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在政策的激励下，中国的城乡差距开始持续降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不同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府在政策层面上对公平与效率的侧重不同，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如图3所示，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图中以人均GDP表示）与城乡差距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①，而是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
综上所述，老龄化和城镇化是当前中国人口在空间分布和年龄结构上的发展趋势，而城乡二元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城镇化、老龄化和城乡消费差距三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先，城镇化和老龄化均会对城乡消费差距造成重要影响;其次，由于城乡之间在养老保障和生育观念方面的不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老龄化率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最后，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均存在较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者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会有所不同。
尽管中国的城乡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稳步降低，然而城乡之间的“鸿沟”依然明显。城乡差距的存在既降低了中国居民的购买力，阻碍了内需的有效提高，又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妨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城乡差距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发展质量是本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对城镇化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并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二者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城镇化与老龄化
彭小辉等（2012）[2]认为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农村青年人口大量进城，造成了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同时降低了城市的老龄化程度。童玉芬等（2014）[3]认为乡-城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偏年轻化且具有较高的生育率，从而加速了农村老龄化的速度，并延缓了城市老龄化的速度。朱勤（2014）[4]进一步计算了人口乡-城转移对城市与乡村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的文獻都认为城镇化会导致老龄化水平提高。
具体而言，城镇化导致老龄化水平提高的原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城镇化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提高了社会的顶部老龄化水平;另一方面，城镇化可以改变农村居民“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等观念，从而降低子女数量，提高了底部老龄化水平。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城镇化会扩大老龄化水平。
（二）城镇化与城乡差距
当前的研究主要分成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城镇化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陆铭和陈钊（2004）[5]发现城镇化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类似的结果还包括Lu等（2006）[6]、曹裕等（2010）[7]和毛其淋（2011）[8]的研究。第二，城镇化会增大城乡收入差距。程开明等（2007）[9]通过对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表明，城镇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王子敏（2011）[10]通过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一步发现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就拉大0.39个百分点。第三，城镇化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较为复杂。王少平等（2007）[11]认为改革初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Wu等（2016）[12]基于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城镇化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向叔坚等（2016）[13]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分别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其自相关程度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此外，周少甫等（2010）[14]和姚旭兵等（2016）[15]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也是相似的。
根据祁金立（2003）的研究[16]，城市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可归结为“辐射效应”和“聚集效应”。一方面，城镇化的辐射效应可以使周边的农村地区融入到城市发展的社会分工中，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而后者可以通过汇款或是返乡的方式“反哺”农村，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城镇化还可以降低农村土地的稀缺程度，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以上都是城镇化在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中的作用体现。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日益向城市集中，农村则面临要素匮乏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农村中高素质的劳动力会不断通过就业或是购房的方式取得城市户籍，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以上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城镇化也可能会扩大当前的城乡消费差距。由于当前的研究对于城镇化与城乡差距的关系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两者的影响关系并不确定。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a：城镇化会扩大城乡消费差距。
假设2b：城镇化会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三）老龄化与城乡差距
Deaton等（1994[17]，1997[18]）在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研究了年龄分布的组内和组间不平等，并运用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不平等程度与老龄化的正向关联。Zhong（2011）[19]对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政策导致的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刘华（2014）[20]利用1989—2011年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郭继强等（2014）[21]利用1988—2009年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效应对收人不平等呈现正向影响，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董志强等（2012）[22]、吴海江等（2014）[23]和王笳旭等（2017）[24]的研究。高挺等（2018）[25]采用中国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和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跨国研究方面，蓝嘉俊等人（2014）[26]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考察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会显著地拉大收入不平等程度。
综合当前对于老龄化与城乡差距的研究，两者的影响关系同样无法确定。一方面，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导致抚养比例上升，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同时老龄化的支出导致家庭财富积累程度变慢，减缓财富分化过程，从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当前存在城市与农村社会保障程度的差异，生活在城市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老年的到来而明显降低;而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由于养老保障的缺失，面临劳动能力下降后收入锐减的情况。因此，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带来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a：老龄化会扩大城乡消费差距。
假设3b：老龄化会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四）老龄化的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的分析，城镇化和老龄化都对城乡消费差距存在重要影响，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会加剧老龄化的过程。因此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是部分地通过老龄化作为传导来发挥作用的，即老龄化在城镇化和城乡差距之间起到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综合以上几个假设，提出假设4。
假设4：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差距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五）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季晓旭（2016）[27]发现在GDP水平较高的地区，老龄化加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杨菊华等（2019）[28]研究了建国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机制，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人均寿命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地域流迁都会改变人口的老龄化分布。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城镇化、老龄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因此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提出假设5。
假设5：人均GDP作为调节变量，会调节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中介效应。
综上所述，认为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起到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而这个中介作用受到人均GDP的调节。这个待检验的理论模型可以用图4表示。
根据Edward等（2007）[29]，调节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作用体现在对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的调节，此外还可能存在对直接路径的调节。如图4所示，以人均GDP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分别用带箭头的（1）和（2）来表示，对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在图中用带箭头的（3）来表示。以下將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个模型进行检验。
三、研究设计（一）变量定义 本文的样本是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其中的价值变量按CPI调整为1980年的不变价格。本文使用的变量如表1所示。
1.被解释变量：城乡消费差距（ctheil）
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通常可用以下三种指标来衡量：城乡消费比、城乡消费基尼系数和城乡消费泰尔指数。陈工等（2016）[30]认为城乡消费比虽然简单易行，但是没有考虑到城乡人口因素。李实（2002）[31]也认为目前广泛用于计算基尼系数的Sundrum公式在计算时存在严重低估基尼系数的情况。因此，本文使用城乡消费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消费差距。
2.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城镇化率（urb）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城镇化程度的测度。根据假设4，老龄化率（age）是城镇化率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中介变量，本文使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率。根据假设5，人均GDP（gdp）对以上中介机制起调节作用。
3.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参考了刘广平等（2016）[32]、蒿建华（2012）[33]和彭剑君等（2011）[34]的选择。在筛选了多重共线性明显的指标后，选用了医疗卫生发展水平、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房地产业发展水平、研发创新水平、农业生产率这五个指标，作为衡量不同地区的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
（二）回归模型设计
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主要包括依次检验法、Sobel检验、Bootstrap法和MCMC法，其中依次检验法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方法。根据温忠麟等（2014）[35]，依次检验法虽然检验力较低，但检验结果具有最高的可信性。因此，本文将使用依次检验法检验老龄化是否为城镇化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中介变量。除此之外，还将检验人均GDP在这个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本文的检验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和平稳性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对除了ctheil、urb和age以外的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然后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两种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发现各变量除了pam和ttm外都满足一阶单整条件。通过Kao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证实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可以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
采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各模型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由表3可知所有模型中Hausman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这表明各模型适合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模型1—3检验老龄化在城镇化和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中介效应。其中模型2检验城镇化对老龄化的影响，城镇化的回归系数为0.1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了假设1成立，即城镇化会导致老龄化水平的提高。模型1检验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其中城镇化的回归系数为-0.31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假设2b成立，即城镇化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降低。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的回归系数为-0.29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假设3b成立，即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降低。
值得指出的是，模型3当中回归系数-0.292小于模型1中的回归系数-0.31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从而证实了假设4。
模型4—6检验人均GDP对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的调节作用。其中，模型4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0.04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城乡消费差距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城镇化与人均GDP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0.04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人均GDP的增长会削弱城镇化在降低城乡消费差距方面的作用，即人均GDP负向调节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直接路径。模型5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0.01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老龄化程度与人均GDP的正相关性。城镇化与人均GDP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0.03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人均GDP的增长会提高城镇化对老龄化的促进作用，即人均GDP正向调节城镇化程度与老龄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模型6中老龄化与人均GDP的交叉项并不显著，这也表明了人均GDP对老龄化和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除此之外，各个模型中加入交叉项以后的组内R2均有所提高。综上所述，模型4—6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在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直接路径上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在中介过程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即图4中的箭头（1）与（2）对应的调节作用存在，但箭头（3）对应的调节作用并不存在。
（三）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人均GDP的调节作用，我们按照刘广平等人（2016）的方法，首先对各地区2000—2018年人均GDP的数值取平均值，并对此平均值进行排序，按照中位数将面板数据划分为两组。其中，高于人均GDP中位數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和陕西。低于人均GDP中位数的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人均GDP高于中位数的省份中，老龄化率对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0.142，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在人均GDP低于中位数的省份中，老龄化率对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0.106，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人均GDP在城镇化与老龄化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人均GDP的提高会增强城镇化对老龄化的影响。同时也发现，在人均GDP高于中位数的省份中，城乡消费差距对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0.275，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在人均GDP低于中位数的省份中，城乡消费差距对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0.312，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人均GDP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的直接路径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人均GDP的提高会削弱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老龄化率替换为老年抚养比（odr）来衡量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可定义为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的比值。对模型1—6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比较表5和表3的回归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程度变化很小，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基准模型也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建立的模型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城镇化率、老龄化率和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城镇化的过程有利于城乡消费差距的降低。根据前文的论证，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会向城市集中，这种“集聚效应”会削弱农村的经济发展潜力，并带来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会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冯梦黎和王军（2018）[37]的研究表明了城镇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并降低城乡差距。本文的实证研究也映证了这个观点，即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辐射效应”大于“集聚效应”。
第二，城镇化与老龄化呈正相关性。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了城镇化与老龄化的正相关性。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生育率水平一直存在显著差异，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率一直是城市人口的两倍左右（郑健斌，1987）[38]。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地理分布，根据陈卫等（2006）[39]的研究，流动人口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人口，因此城镇化的过程可以显著降低人口的生育率。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可以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这两方面因素都会导致老龄化程度的提高。
第三，老龄化在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间起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施锦芳（2013）[40]认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倾向于提高税收水平并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这个过程会影响财富的“集聚效应”，从而降低社会贫富差距。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城镇化会促进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而老龄化又会降低城乡消费差距。因此城镇化导致的城乡消费差距降低是部分地通过老龄化这个中介变量进行传导的。
第四，人均GDP正向调节城镇化与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分析，在人均GDP较低的地区，城镇化与老龄化之间的正向关系较弱，反之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城镇化对老龄化的正向影响更强。如前文所述，城镇化对老龄化的正向影响是通过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和降低生育率来实现的。由于城镇化导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流向较高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和生育率受到流动人口影响较为明显，因而这些地区的老龄化率受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会大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第五，人均GDP负向调节城镇化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人均GDP较低的地区，城镇化在降低城乡消费差距中起的作用关系更强;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城镇化在降低城乡消费差距中起的作用关系较弱。这个结论与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城镇化方兴未艾。城镇化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较为明显，可以显著地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有效降低城乡差距。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已经较高，此时城镇化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就很有限了。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本文的结论表明城镇化进程可以有效地降低城乡差距，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经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模式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在城市买房置业，这种模式会拉高城市的房价，把更多有意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挡在城市的门槛之外，因此是难以为继的。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开始出现的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倡导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以人为本，推动人的城市化。近年来，除极个别超大城市以外，许多城市都已陆续放开户籍限制，并通过政策制定吸引优秀农村人才落户。然而，在农村户籍人口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待遇仍和城市人口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发展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本文的分析表明城镇化在降低城乡差距的机制是部分地通过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来传导的。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虽然可以通过降低财富的集聚效应达到降低城乡差距的结果，然而这也意味着城乡居民手中财富“蛋糕”的缩小和生活水平的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牺牲效率作为代价而达到的公平。因此，应该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人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提供有力支撑。自1951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然而，在社会保障的平等性和可持续性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力度，对于实现社保的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更应关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长期存在城乡倒置的情况，这个现象——人均GDP较高地区的城镇化和老龄化间有更强的正相关性也在本文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这也表明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会比其他地区更加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在老龄化问题最突出的大城市，首先，从政策上入手，通过顶层设计完善老龄政策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其次，要通过政策倾斜支持养老产业的发展，满足老年人对医疗、养老、休闲娱乐和无障碍设施等服务设施的要求;最后，要培养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思想观念，维护老年人的尊严和权利，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第四，防止收入过低的地区出现城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均GDP与当地的城乡差距呈负相关，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缺乏发达的中心城市，无法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随着城镇化的逐渐深入，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很容易产生人力资源流失的现象，从而加剧省际间的贫富分化。这种“市场失灵”无法通过市场自发纠正，因此政府应该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力度，培育区域中心城市。这样既可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又能起到降低城乡差距的作用。
[注 释]
①根据库茨涅兹假说，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这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将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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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urban dual economy is a social and economic pattern generat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backward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ectors and advanced modern indust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hich is an urgent problem in China.At present，China is faced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aging and urbanization.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aging and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and degree of their influence on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aging，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gap.On this basis，this paper uses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8 to construct an econometric model to test these assumptions.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and because of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aging，aging plays a part of the role of intermediary variable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ositively adjusts the first half and the direct path of this intermediary process.
Key words： urbanization;aging;urbanrural gap;mediation effect;moderating effect
（责任编辑：张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