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贸易物品多达数百种，其中从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三大类。浙江是全国领先的丝、瓷、茶生产、出口地区，扮演着古代陆上丝路尤其是海上丝路大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为丝绸、瓷器、茶叶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三大中国符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丝绸与丝绸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和创造。丝绸蕴含的柔和、流丽、优雅、华贵等文化特质，是中华民族国际形象的最好代言。浙西杭嘉湖自古被称为“丝绸之府”，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钱山漾遗址中，就出土了家蚕平纹丝织物，这说明在史前文明曙光乍现之际，浙江大地上的先民就开始养蚕缫丝了。从此以后，从“吴越桑曲”到宋元时期的“江南丝府”，浙江的丝绸生产和技艺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精美的丝织品通过陆、海丝路，远销到西域、南洋各地。到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有“湖丝遍天下”的盛誉。直到今天，浙江丝绸成品、白厂丝的出口，仍在全国独占鳌头。
　　与丝绸一样，浙江也是瓷器的发源地和重要的生产出口地之一，旧话说：“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浙江诸多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大量各类形制的陶器。商周时期，浙江出现原始青瓷，到两汉三国时期，浙东地区的青瓷开始成为大宗生活器具。隋唐五代，以上林湖窑为代表的浙东“秘色”青瓷，不仅成为皇家内廷御用陈设器具，而且大量从海上丝路出口，其制作工艺对“高丽青瓷”、日本“有田烧”瓷器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瓷器，产生了直接影响。“秘色”青瓷遗存遍布东瀛、南洋乃至北非埃及尼罗河流域。宋元时期，浙江龙泉窑青瓷独领风骚，产品海量出口，世界各地不断发现海底沉船有其窑口瓷器。正因如此，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把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叫做“陶瓷之路”。
　　浙江同样是茶和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八千年前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就出土过原始茶和茶釜遗存，在六七千年前的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过人工栽培茶树遗存。唐中期以后，浙江一直是全国重要茶区，与日本、朝鲜半岛的茶叶交易和茶文化交流相沿不绝，流播甚远。近代，浙江珠茶、遂绿、龙井等茶叶出口，三分天下，各占其一。
　　丝绸、瓷器、茶叶是除了中国四大发明之外，通过丝路贸易传播到世界各地并赢得广泛认同、融入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三大中国产品，浙江是这丝路出口大宗商品的重要角色。
　　据《浙江海外通商史》，早在东汉时，会稽（今绍兴）所产越布（葛布）和越窑所产瓷器已开始外销澶洲（琉球群岛）和南海沿岸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浙东所产瓷器、丝织物等外销日本、高丽和南洋一带。
　　唐代，浙东越州、明州盛产的越窑瓷器和浙西杭州等地所产的丝绸织物，大量运销高丽、日本、印度、埃及、伊朗、巴基斯坦和东非、南洋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和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过外销的越窑青瓷器。在琉球群岛、日本福冈、印尼爪哇岛、尼罗河福斯塔特等地，也发现了越窑青瓷遗存。日本、南海各地的番货，如犀角、象牙、金、锡、水银、香药、琥珀、玛瑙，新罗的麻布、药材、工艺品等，也通过“贾舶交至”输入浙江。
　　五代吴越时，浙江出口的主要商品仍然是越窑青瓷、丝绸织物以及佛教经籍、法器、工艺品、药材等。从高丽、新罗、百济进口的主要商品，则有良马、土产参药和工艺品等。如高丽舶主王大兴泛海到杭州时，就带了一座用上千斤沉香雕镂成的模拟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假山盆景。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砂金、水银、锡等矿产品、木材和绵、绢等织物。杭州“椤木营”就是因堆放从日本航海输入的椤木而名。从东南亚、阿拉伯地区进口的商品，大多为香药、犀角、象牙、苏木、珠宝、龙脑、玳瑁、水晶及火油等。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其海外通商之盛，获利之巨，可想而知。
　　两宋时期，浙江的进出口商品达160多种，其中北宋时浙江从高丽进口的商品有40种之多，以人参、药材为主，浙江输往高丽的商品以瓷器、茶叶、丝绸织物以及书籍、文具为多。浙江所产的越窑青瓷、龙泉青瓷大量运往高丽，对高丽陶瓷业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南宋时从高丽输入浙江的商品分细、粗两类，细色有银子、人参、麝香等，粗色有纺织品、土产、工艺品等；浙江输出的商品仍以瓷器和丝织品居多；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以木材、砂金为最多；浙江输往日本的商品，有瓷器、丝绸、药材等物。从南洋各国进口的商品，以香药为最多，品种约计四五十种。从印度半岛、阿拉伯地区及东北非洲输入的商品，有木材、香药等近60种。
　　元代，浙江进出口商品多达220多种，其中从高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新罗参、高丽松子等，从东南亚、西亚各地进口的商品仍以各种香药、珠宝为多。浙江输出到高丽商品，仍以瓷器和丝绸为大宗，1976年韩国新安海底发现的从庆元路出航沉船上所装物品，大多为龙泉窑青瓷器，共有3396件。在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海底沉船，都有宋元时期的越窑青瓷、龙泉青瓷出土出水。
　　明代，浙江从日本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刀剑、硫磺、铜、漆器等，尤其是刀剑输入量约达20万把；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贡物作价的铜钱、丝绸、药材、陶瓷等。明代，中国与日本在宁波的勘合贸易进出口的物品，则品种更多，质量更高，多为宫廷贵族用品，以及金银珠宝、图籍、工艺品等。
　　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夕，宁波从日本进口的商品，除铜以外，还有金、银、海参等，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白丝、绉绸、绫、纱绫、缎子、锦、金丝布、葛布、毛毡、绵、罗、绡、茶、纸、竹纸、扇子、笔墨、砚石、瓷器、茶碗、药、漆、胭脂、方竹、冬笋、南枣、黄精、芡实、竹鸡、红花木犀（丹桂）、附子、药种、化妆用具等。从南洋进口的商品，除大米外，还有木材、糖、象牙、珍珠、药材等。向南洋输出的商品，有丝、茶、瓷、海产、干果、药材等。
　　这一时期，乍浦港新兴而起，成为清代重要港口，贸易范围除了日本、朝鲜以外，还有暹罗、安南、吕宋、文郎、爪哇、马神、广口等国家与地区，进口商品有珠宝、香药、珍禽异兽、海产等不下50种，出口商品以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浙江为了管理海外贸易、征收舶货税赋，从北宋开始在沿海各开放港口设置“市舶司”，派驻市舶使，主管海舶征榷贸易等事，如受理舶商“投状（类似报关）”、查验舶船和货物、发给公凭（许可证）、抽解和征购舶货、查缉走私、储运舶货以及接待朝贡使节和舶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