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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器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古老的哲学观，从《周易》开始，道器统一的判断就指出了哲学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互依存关系。道器观在中国古典园林亦有体现且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思想中的“道”与“器”的关系，孔子所提的“文质彬彬”“中和”的观点都与设计美学及后世关于古典园林设计的相关论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理解这些思想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下的园林景观。
关键词：园林；道器观；王夫之；“中和”；《考工记》；《园冶》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诗经》中的《大雅·灵台》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且在《说文》中又说：“囿，苑有园也”；又说：“苑，所以养禽兽也，从草。”从中可以看出，最初园林的雏形，始于先民的原始崇拜，对动物，甚至对植物的崇拜，因而有“苑囿”，在“苑囿”中圈养图腾动物。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统治社会，园林的社会功能也在变迁。两周园林从娱神发展到娱人，又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初的园林建筑美学观，人们从宇宙观、审美观的变化在藝术中以具体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园林作为三维空间的艺术对物质手段的要求则更为具体。
原始宗教的迷雾散去，在百家争鸣的年代，流传后世的传统文化思想孕育而生，中国古典园林的面貌也一再发生着改变，人们从以前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逐渐转向对山容水色的赏悦。“扬之水，白石粼粼”“河水清且沦猗”之类的描写在周诗中随处可见。山与水的融合，自然与园林的融合，自此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内容之一。从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中，可以把先人对图腾的崇拜看做是“道”，因“道”而修“苑囿”，受限于当时“道”与社会水平发展，才得到“苑囿”的形；周以后，人们转向对山水自然的欣赏，“苑囿”逐渐转化为今天所见的园林的形，这也是因为“道”的变化而导致的。这样的过程，可谓之“技以载道”。
抽象的观念获得具象的认知途径，动作性的技术获得了理论的有效支持。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道”，依托当时代的“技”，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技以载道是通过形态、技术、手艺等艺术语言向人们传达出这个“道”，即这其中的艺术内涵和精神境界。也就是说，技术的运用应该包含了思想的参与，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技以载道，其根本是古代道器观的一种过程论述。“道”和“器”的关系最早见于《周易· 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朴素的道器观体现了古人对器物与人，器物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真思考。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是影显之别，形统上下的观念，批判了程朱的“道离乎形器”，提出“道在器中，器者道之所依”“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回到主题，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和工艺美术一样，离不开技，也离不开道，更多时候是二者的统一。“技以载道”，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赋予在可触及可感知的“技”的活动中，二者相济，在完成“器”的现实存在下，“道”上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技”则成为“器”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技以载道”一方面是人的自觉与对人的尊重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对精湛技艺持续不断的追求。
“技”与“道”的合二为一，关键在于平衡，这与儒家的观点比较契合，那就是“适当”。“适当”的标准就是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若将“技”比作“文”，将“道”比作“质”就不难理解了。只有两者相互协调统一，技才能绽放光芒，道才能升华，器才能成功。而在对器物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器物应当为人所用，而不为所累。所以，若“道”与“技”不协调，不和谐，所出之器必定为人所累。这是人们最根本的对待器物的观念。文震亨是明代著名的园林建筑师，在《长物志》卷一《室庐》中说：“若徒侈土木， 尚丹垩， 真同桎梏、 樊槛而已。”告诉世人并不是有钱就能造好园林景观，他对这种观念嗤之以鼻。可想并不是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就能造好一座园林，若没有造园者出色的技艺以及个人的审美境界，再多的外物也是徒劳。
道器的统一发展是工艺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又关乎到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中和”一说。“中和”亦可浅显地理解为“文质彬彬”，然又有所区别。《论语·子路》中记有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都是关于矛盾诸因素间相互关系的范畴，但在孔子眼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虽然孔子并没有具体解释二者各自的涵义及区别，不过却在先于孔子的晏子那得到了更详细的说明，简单概括晏子的回答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前者使矛盾体系生生不息，后者则使之僵枯死寂。所以说，道器的统一，并不是简单的形而上、形而下问题，它是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点和王夫之的“天下唯器。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的观点相似，也是关于道器观打破唯心主义论开辟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新局面。“和”与“同”到“中和”，浅显地说是要求同存异，才能生生不息，反之堵塞不进。在中唐以后的古典园林中日益精巧的构景艺术，则是在“中和”下发展的在该领域的具体的形式和手法。魏晋以后，“中和”原则趋于成熟的标志即在于：它在维系“天人”体系的同时，已经能够在其内部建立起日益缜密精微的矛盾平衡关系。对于园林景观以及城市规划这一领域的影响，就说汉代长安城的布局，在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已经实现了宏大规模与精严细部格局的统一。古典园林艺术的发展正与这些同步，所以在秦汉宫苑中实现的是庞大而完整的山水体系，是各种景观“视之无端，察之无涯”的充盈之美。而只有在魏晋以后，人们才可能去努力创造“纡余委曲，若不可测”的空间艺术。与其他领域中的情况一脉相通，园林空间艺术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在体系内部复杂的因素之间建立起和谐而富于变化的矛盾平衡关系。 要在日益狭小的园林空间中维持和发展它完整的景观体系，除了强化和完善各景观因素之间精巧的相对平衡关系之外，并无其他出路。《周礼·考工記·总序》中就说：“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百工造物，材料、工具来自于自然，造物的技术、工艺也需要巧法自然。“审曲面势”：“审”是审问，“面”是直面，“曲”是物形，“势”是物性。审曲面势是真正意义上的物尽其用，因材施工，它要求人们在作设计时要充分了解循依材料的形状、性能，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设计师的主观能动性，以最少的人力，换取器物的最大功用。审曲面势、取法自然是对自然的尊重和利用，是人与自然的协同，器与道德共鸣，是对“中和”之平衡的诠释，对天人合一朴素和谐观念的最好理解。《考工记》又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这段文字充分考虑了与设计相关的诸多因素的价值，对时间、季节、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关注，体现的是一种对“道”客观、科学的态度，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种灵活运用。同样的，在计成的《园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浪漫。梧荫匝地，槐荫当庭；插柳延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萃。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主张，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审美原则和建造法则。在其《卷一·兴造论》中所提出的“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则更加具体地从人的客观实践和主观能动方面阐释了如何做到“宛自天开”这一境界。这些关于园林景观的著述也同样把中国古代道器观和“中和”一说不着痕迹地体现了出来。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山体、水体、建筑等很多的元素要放在一起容易，怎样放在一起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园林”却是个不易的事，这其中需要造园者的审美情趣之“道”的支持，需要工匠的“技”，需要将不同的元素和谐的放在一起的奇妙布局，需要完成园林后就像它本身就在自然中的那般纯然。当这些准备和步骤都做到了，再置身于这座园林中时，中国古典美学和传统文化思想就能像温庄端淑的美人一般，在这一草一木、一石一亭中看到她婀娜的身影，听到她娓娓的声音。古代道器观以及相关观点已经经过千年的不断辩议，笔者浅显地谈论这些与中国古典园林与之相关的思想，管窥之处，皆尽开拓了我们现代景观设计的视野，亦能站在古人的坚实理论与创造基础上增强我们的设计能力。
参考文献：
[1]夏燕靖.中国古代设计经典论著选读[D].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2012.
[2]张道一.考工记注释[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张锐.王夫之“道器观”思想研究述评[A].学术交流，2010，（04）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关键词：园林；道器观；王夫之；“中和”；《考工记》；《园冶》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诗经》中的《大雅·灵台》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且在《说文》中又说：“囿，苑有园也”；又说：“苑，所以养禽兽也，从草。”从中可以看出，最初园林的雏形，始于先民的原始崇拜，对动物，甚至对植物的崇拜，因而有“苑囿”，在“苑囿”中圈养图腾动物。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统治社会，园林的社会功能也在变迁。两周园林从娱神发展到娱人，又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初的园林建筑美学观，人们从宇宙观、审美观的变化在藝术中以具体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园林作为三维空间的艺术对物质手段的要求则更为具体。
原始宗教的迷雾散去，在百家争鸣的年代，流传后世的传统文化思想孕育而生，中国古典园林的面貌也一再发生着改变，人们从以前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逐渐转向对山容水色的赏悦。“扬之水，白石粼粼”“河水清且沦猗”之类的描写在周诗中随处可见。山与水的融合，自然与园林的融合，自此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内容之一。从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中，可以把先人对图腾的崇拜看做是“道”，因“道”而修“苑囿”，受限于当时“道”与社会水平发展，才得到“苑囿”的形；周以后，人们转向对山水自然的欣赏，“苑囿”逐渐转化为今天所见的园林的形，这也是因为“道”的变化而导致的。这样的过程，可谓之“技以载道”。
抽象的观念获得具象的认知途径，动作性的技术获得了理论的有效支持。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道”，依托当时代的“技”，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技以载道是通过形态、技术、手艺等艺术语言向人们传达出这个“道”，即这其中的艺术内涵和精神境界。也就是说，技术的运用应该包含了思想的参与，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技以载道，其根本是古代道器观的一种过程论述。“道”和“器”的关系最早见于《周易· 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朴素的道器观体现了古人对器物与人，器物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真思考。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是影显之别，形统上下的观念，批判了程朱的“道离乎形器”，提出“道在器中，器者道之所依”“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回到主题，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和工艺美术一样，离不开技，也离不开道，更多时候是二者的统一。“技以载道”，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赋予在可触及可感知的“技”的活动中，二者相济，在完成“器”的现实存在下，“道”上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技”则成为“器”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技以载道”一方面是人的自觉与对人的尊重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对精湛技艺持续不断的追求。
“技”与“道”的合二为一，关键在于平衡，这与儒家的观点比较契合，那就是“适当”。“适当”的标准就是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若将“技”比作“文”，将“道”比作“质”就不难理解了。只有两者相互协调统一，技才能绽放光芒，道才能升华，器才能成功。而在对器物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器物应当为人所用，而不为所累。所以，若“道”与“技”不协调，不和谐，所出之器必定为人所累。这是人们最根本的对待器物的观念。文震亨是明代著名的园林建筑师，在《长物志》卷一《室庐》中说：“若徒侈土木， 尚丹垩， 真同桎梏、 樊槛而已。”告诉世人并不是有钱就能造好园林景观，他对这种观念嗤之以鼻。可想并不是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就能造好一座园林，若没有造园者出色的技艺以及个人的审美境界，再多的外物也是徒劳。
道器的统一发展是工艺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又关乎到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中和”一说。“中和”亦可浅显地理解为“文质彬彬”，然又有所区别。《论语·子路》中记有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都是关于矛盾诸因素间相互关系的范畴，但在孔子眼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虽然孔子并没有具体解释二者各自的涵义及区别，不过却在先于孔子的晏子那得到了更详细的说明，简单概括晏子的回答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前者使矛盾体系生生不息，后者则使之僵枯死寂。所以说，道器的统一，并不是简单的形而上、形而下问题，它是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点和王夫之的“天下唯器。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的观点相似，也是关于道器观打破唯心主义论开辟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新局面。“和”与“同”到“中和”，浅显地说是要求同存异，才能生生不息，反之堵塞不进。在中唐以后的古典园林中日益精巧的构景艺术，则是在“中和”下发展的在该领域的具体的形式和手法。魏晋以后，“中和”原则趋于成熟的标志即在于：它在维系“天人”体系的同时，已经能够在其内部建立起日益缜密精微的矛盾平衡关系。对于园林景观以及城市规划这一领域的影响，就说汉代长安城的布局，在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已经实现了宏大规模与精严细部格局的统一。古典园林艺术的发展正与这些同步，所以在秦汉宫苑中实现的是庞大而完整的山水体系，是各种景观“视之无端，察之无涯”的充盈之美。而只有在魏晋以后，人们才可能去努力创造“纡余委曲，若不可测”的空间艺术。与其他领域中的情况一脉相通，园林空间艺术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在体系内部复杂的因素之间建立起和谐而富于变化的矛盾平衡关系。 要在日益狭小的园林空间中维持和发展它完整的景观体系，除了强化和完善各景观因素之间精巧的相对平衡关系之外，并无其他出路。《周礼·考工記·总序》中就说：“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百工造物，材料、工具来自于自然，造物的技术、工艺也需要巧法自然。“审曲面势”：“审”是审问，“面”是直面，“曲”是物形，“势”是物性。审曲面势是真正意义上的物尽其用，因材施工，它要求人们在作设计时要充分了解循依材料的形状、性能，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设计师的主观能动性，以最少的人力，换取器物的最大功用。审曲面势、取法自然是对自然的尊重和利用，是人与自然的协同，器与道德共鸣，是对“中和”之平衡的诠释，对天人合一朴素和谐观念的最好理解。《考工记》又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这段文字充分考虑了与设计相关的诸多因素的价值，对时间、季节、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关注，体现的是一种对“道”客观、科学的态度，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一种灵活运用。同样的，在计成的《园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浪漫。梧荫匝地，槐荫当庭；插柳延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萃。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主张，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审美原则和建造法则。在其《卷一·兴造论》中所提出的“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则更加具体地从人的客观实践和主观能动方面阐释了如何做到“宛自天开”这一境界。这些关于园林景观的著述也同样把中国古代道器观和“中和”一说不着痕迹地体现了出来。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山体、水体、建筑等很多的元素要放在一起容易，怎样放在一起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园林”却是个不易的事，这其中需要造园者的审美情趣之“道”的支持，需要工匠的“技”，需要将不同的元素和谐的放在一起的奇妙布局，需要完成园林后就像它本身就在自然中的那般纯然。当这些准备和步骤都做到了，再置身于这座园林中时，中国古典美学和传统文化思想就能像温庄端淑的美人一般，在这一草一木、一石一亭中看到她婀娜的身影，听到她娓娓的声音。古代道器观以及相关观点已经经过千年的不断辩议，笔者浅显地谈论这些与中国古典园林与之相关的思想，管窥之处，皆尽开拓了我们现代景观设计的视野，亦能站在古人的坚实理论与创造基础上增强我们的设计能力。
参考文献：
[1]夏燕靖.中国古代设计经典论著选读[D].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2012.
[2]张道一.考工记注释[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张锐.王夫之“道器观”思想研究述评[A].学术交流，2010，（04）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