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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继平，笔名推仔、易安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楹联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九三书画院秘书长等。
少小爱文辞，对传统文化颇为倾心。除书法篆刻创作之外，近些年以民国文人的书法、印章为研究主题，出版多部专集。
在民国书画艺林中，除去像吴昌硕、齐白石等少数几位书、画、印三绝皆达到顶尖造诣的大师不论，像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这样的大画家，印章创作上都曾有不俗的表现。
说到底，诗书画印之类，都是传统艺术的集中体现，然而，以西画出身而后又擅书画刻印者，相比则鲜有其人也。有一位差不多快被遗忘的画家、教育家丁衍庸先生，中西画兼擅，晚年学治印，几乎是一蹴而就，且印风别开生面，实在是不可忽略的一位画家中的印家。
以前读《丰子恺年谱》时，曾见过丁衍庸的名字，或在其他文章中，这名字也会偶尔撞见，但每每总是惊鸿一瞥、稍纵即逝，可见涉及丁衍庸的人物故事并不多，名家写他的回忆文章也极有限，加之一九四九年以后，丁衍庸移居香港，其主要的艺事活动基本皆在海外。
前些日恰与吴颐人老师聊起，见我兴趣浓厚，吴老师立马递来一册香港友人曾送他的《跨越东西、游戏古今——丁衍庸的艺术时空》，于是我赶紧补课，得窥丁衍庸先生艺术之一斑。丁衍庸先生自幼家境富裕，他是广东茂名人（今高州市），父亲丁庚墀雅好诗词古董，经常亲授儿女古文诗词，衍庸幼承家学，后就读于父亲出资创办的小学。
当然，受家庭的影响，他少年时即对书画艺术发生兴趣，及长，听从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学院的族叔丁颖的建议，于1920年远赴日本，翌年考入了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从木炭画开始，接受了严格而专业的学院派训练。这所创办于1887年的东京美术学校，即今日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科之前身，是全日本最具规模的美术院校。
早在丁衍庸入学前十年，李叔同就毕业于这所美术学校，20世纪初，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学生如凤毛麟角，李叔同、高剑父等极少的几位，大概是该校最早的一批中国留学生了。待丁衍庸入读该校时，李叔同早已于三年前出家成了弘一法师了，所以尽管是校友，所学专业也相同，然而从年谱和书信等现有资料来看，两人并未有直接的交往。
倒是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1925年与匡互生等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时，曾聘请丁衍庸任美术科西画部教授，其时，丁衍庸还为丰子恺的《子恺漫画》写过跋文，因为《子恺漫画》是丰子恺出版的第一部漫画集，为之序跋的名家甚多，如郑振铎、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等，丁衍庸因和丰子恺同在立达共事的关系，又同为画家，关系相近，故应邀作文，也在情理之中。
有着东京五年科班训练的经历，丁衍庸受到的是从素描到水彩，然后再油画；题材是从石膏像模型到人体模特、静物再风景写生等循序渐进的系统学习，而且在丁氏留日时期，正是日本大批留欧画家陆续回国从而带动西洋画在日本繁荣发展的鼎盛期，当时日本的美术馆、博物馆林立，艺术展览活动频繁，美术出版事业蓬勃，崇尚个性和主观表现之后期印象派、立体派以及野兽派等，在东京画坛大为盛行。于如此活跃的大环境下浸润五年，丁衍庸的画风无疑也大受影响，而尤令其服膺并为之追随的是法国著名画家、野兽派创始人马蒂斯。据相关资料介绍，丁衍庸留日五年间的作品已基本散失，唯一硕果仅存的一幅油画原作，是东京美术学校收藏的一幅丁衍庸自画像。因为该校西洋画科规定，所有毕业生均须交两幅毕业创作，以作为评核成绩。
而两幅作品中，一幅须是自画像，规定留在母校；另一幅可自由选题，评分后原作则发还学生。正是母校的这条校规，使得丁衍庸创作于1925年的那幅作品完好如初地保存至今。从这幅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24岁时的丁衍庸，虽风华正茂，然也内心孤傲，其色彩阔大的笔触，形神兼备的造型，显示了丁衍庸五年研习西画的不俗成果。其实还在求学期间，丁衍庸就以一幅取法后期印象派之静物油画《食桌之上》，入选日本中央美术展，从而在校内一鸣惊人，为中国留学生赢得殊荣。
曾有评论家把丁衍庸的艺术生涯，以1949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他留日归国后，先后执教于上海、广东等艺术学校，创作上以油画为主，兼习中国画；后一阶段是他移居香港，先后参与创办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主持德明书院和清华书院艺术系等，是以中国画为主，兼作西画。甚至发展到后来，为了书画创作上的需要，已经五十八岁的丁衍庸，还自己拿起了小刀刻起印章来。
带着“东方马蒂斯”之称号的丁衍庸，回国后，始终坚守在美术教育的前沿，在大量学习了传统书画之后，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尽管他十分欣赏马蒂斯的艺术风格，那种以简见繁、以拙驭巧、以纯葆真的艺术境界，诚为自己所向往的。然而这些特色，正是中国文人画的特色，马蒂斯也是汲取了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的画风。于是留学回归的丁衍庸，在艺术上也同样“回归”传统，开始研究梁楷、徐渭、八大、石涛等前人的作品，并尝试着把中国书画的线条与用墨和西洋画的构图色彩完美地结合起来。逐渐地，他认为中国画比西洋画更优越，自己也更适合画中国画了。他曾对朋友说：“油画媒材对我而言终究是西方的。而且有谁会去注意一个从事西方艺术的中国艺术家呢？我觉得自己更适宜于中国艺术。因其形而上的表现方式，没有任何束缚，具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反而显得更为优越。”
凭着西洋画准确的造型和丰富的色彩功底，潜心国画数年的丁衍庸，笔下的花鸟人物或山水，笔触豪放，墨色淋漓，构图新奇，意境深远，人们赏读其作品，无不留有盎然生动之印象。至于书法印章，丁衍庸同样是一脉相承，他的书法取径八大，以秃笔作行草书，线条古拙如枯藤老树，参差欹正，似拙又巧，题在他的画上，书画合一，自然浑成。也许是感到他人的印章不适合自己的画作，已经接近于花甲之年的丁衍庸，开始自己刻印用来钤于自己的书画作品上。当然，西洋画准确的造型能力和中国书画的空间概念，都会为他的刀笔注入神奇。
据说他刻印从不用印床，也不写印稿，以握拳的手法执刀，仿佛是拿着油画笔一样，不过是刀口朝内，以刀代笔，走刀飞石，犹画笔行于纸上，且不论印石之大小，皆顷刻即成。
丁衍庸回国后，自爱上传统书画的同时，他还爱好收藏古玺器物等，终其一生乐此不疲。但凡甲骨残片，商周铜印玉玺，以及秦汉印等无所不藏，光古玺汉印曾集有数千钮，其中六七十方乃是清代名臣端方之旧藏，可谓流传有绪。有许多肖形印是从古代的肖形印或古陶图饰中借鉴而来，又如“衍庸私鉨”、“丁庸之鉨”、“丁氏”等印，也明显取自秦代玺印之风格。至于一些飞鸿鱼龙、人体走兽之图，那么是他完全已经走出了篆刻之疆界，脱尽了秦汉之藩篱，兴之所至，以刀作画而已。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少小爱文辞，对传统文化颇为倾心。除书法篆刻创作之外，近些年以民国文人的书法、印章为研究主题，出版多部专集。
在民国书画艺林中，除去像吴昌硕、齐白石等少数几位书、画、印三绝皆达到顶尖造诣的大师不论，像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这样的大画家，印章创作上都曾有不俗的表现。
说到底，诗书画印之类，都是传统艺术的集中体现，然而，以西画出身而后又擅书画刻印者，相比则鲜有其人也。有一位差不多快被遗忘的画家、教育家丁衍庸先生，中西画兼擅，晚年学治印，几乎是一蹴而就，且印风别开生面，实在是不可忽略的一位画家中的印家。
以前读《丰子恺年谱》时，曾见过丁衍庸的名字，或在其他文章中，这名字也会偶尔撞见，但每每总是惊鸿一瞥、稍纵即逝，可见涉及丁衍庸的人物故事并不多，名家写他的回忆文章也极有限，加之一九四九年以后，丁衍庸移居香港，其主要的艺事活动基本皆在海外。
前些日恰与吴颐人老师聊起，见我兴趣浓厚，吴老师立马递来一册香港友人曾送他的《跨越东西、游戏古今——丁衍庸的艺术时空》，于是我赶紧补课，得窥丁衍庸先生艺术之一斑。丁衍庸先生自幼家境富裕，他是广东茂名人（今高州市），父亲丁庚墀雅好诗词古董，经常亲授儿女古文诗词，衍庸幼承家学，后就读于父亲出资创办的小学。
当然，受家庭的影响，他少年时即对书画艺术发生兴趣，及长，听从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学院的族叔丁颖的建议，于1920年远赴日本，翌年考入了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从木炭画开始，接受了严格而专业的学院派训练。这所创办于1887年的东京美术学校，即今日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科之前身，是全日本最具规模的美术院校。
早在丁衍庸入学前十年，李叔同就毕业于这所美术学校，20世纪初，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学生如凤毛麟角，李叔同、高剑父等极少的几位，大概是该校最早的一批中国留学生了。待丁衍庸入读该校时，李叔同早已于三年前出家成了弘一法师了，所以尽管是校友，所学专业也相同，然而从年谱和书信等现有资料来看，两人并未有直接的交往。
倒是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1925年与匡互生等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时，曾聘请丁衍庸任美术科西画部教授，其时，丁衍庸还为丰子恺的《子恺漫画》写过跋文，因为《子恺漫画》是丰子恺出版的第一部漫画集，为之序跋的名家甚多，如郑振铎、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等，丁衍庸因和丰子恺同在立达共事的关系，又同为画家，关系相近，故应邀作文，也在情理之中。
有着东京五年科班训练的经历，丁衍庸受到的是从素描到水彩，然后再油画；题材是从石膏像模型到人体模特、静物再风景写生等循序渐进的系统学习，而且在丁氏留日时期，正是日本大批留欧画家陆续回国从而带动西洋画在日本繁荣发展的鼎盛期，当时日本的美术馆、博物馆林立，艺术展览活动频繁，美术出版事业蓬勃，崇尚个性和主观表现之后期印象派、立体派以及野兽派等，在东京画坛大为盛行。于如此活跃的大环境下浸润五年，丁衍庸的画风无疑也大受影响，而尤令其服膺并为之追随的是法国著名画家、野兽派创始人马蒂斯。据相关资料介绍，丁衍庸留日五年间的作品已基本散失，唯一硕果仅存的一幅油画原作，是东京美术学校收藏的一幅丁衍庸自画像。因为该校西洋画科规定，所有毕业生均须交两幅毕业创作，以作为评核成绩。
而两幅作品中，一幅须是自画像，规定留在母校；另一幅可自由选题，评分后原作则发还学生。正是母校的这条校规，使得丁衍庸创作于1925年的那幅作品完好如初地保存至今。从这幅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24岁时的丁衍庸，虽风华正茂，然也内心孤傲，其色彩阔大的笔触，形神兼备的造型，显示了丁衍庸五年研习西画的不俗成果。其实还在求学期间，丁衍庸就以一幅取法后期印象派之静物油画《食桌之上》，入选日本中央美术展，从而在校内一鸣惊人，为中国留学生赢得殊荣。
曾有评论家把丁衍庸的艺术生涯，以1949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他留日归国后，先后执教于上海、广东等艺术学校，创作上以油画为主，兼习中国画；后一阶段是他移居香港，先后参与创办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主持德明书院和清华书院艺术系等，是以中国画为主，兼作西画。甚至发展到后来，为了书画创作上的需要，已经五十八岁的丁衍庸，还自己拿起了小刀刻起印章来。
带着“东方马蒂斯”之称号的丁衍庸，回国后，始终坚守在美术教育的前沿，在大量学习了传统书画之后，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尽管他十分欣赏马蒂斯的艺术风格，那种以简见繁、以拙驭巧、以纯葆真的艺术境界，诚为自己所向往的。然而这些特色，正是中国文人画的特色，马蒂斯也是汲取了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的画风。于是留学回归的丁衍庸，在艺术上也同样“回归”传统，开始研究梁楷、徐渭、八大、石涛等前人的作品，并尝试着把中国书画的线条与用墨和西洋画的构图色彩完美地结合起来。逐渐地，他认为中国画比西洋画更优越，自己也更适合画中国画了。他曾对朋友说：“油画媒材对我而言终究是西方的。而且有谁会去注意一个从事西方艺术的中国艺术家呢？我觉得自己更适宜于中国艺术。因其形而上的表现方式，没有任何束缚，具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反而显得更为优越。”
凭着西洋画准确的造型和丰富的色彩功底，潜心国画数年的丁衍庸，笔下的花鸟人物或山水，笔触豪放，墨色淋漓，构图新奇，意境深远，人们赏读其作品，无不留有盎然生动之印象。至于书法印章，丁衍庸同样是一脉相承，他的书法取径八大，以秃笔作行草书，线条古拙如枯藤老树，参差欹正，似拙又巧，题在他的画上，书画合一，自然浑成。也许是感到他人的印章不适合自己的画作，已经接近于花甲之年的丁衍庸，开始自己刻印用来钤于自己的书画作品上。当然，西洋画准确的造型能力和中国书画的空间概念，都会为他的刀笔注入神奇。
据说他刻印从不用印床，也不写印稿，以握拳的手法执刀，仿佛是拿着油画笔一样，不过是刀口朝内，以刀代笔，走刀飞石，犹画笔行于纸上，且不论印石之大小，皆顷刻即成。
丁衍庸回国后，自爱上传统书画的同时，他还爱好收藏古玺器物等，终其一生乐此不疲。但凡甲骨残片，商周铜印玉玺，以及秦汉印等无所不藏，光古玺汉印曾集有数千钮，其中六七十方乃是清代名臣端方之旧藏，可谓流传有绪。有许多肖形印是从古代的肖形印或古陶图饰中借鉴而来，又如“衍庸私鉨”、“丁庸之鉨”、“丁氏”等印，也明显取自秦代玺印之风格。至于一些飞鸿鱼龙、人体走兽之图，那么是他完全已经走出了篆刻之疆界，脱尽了秦汉之藩篱，兴之所至，以刀作画而已。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