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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是个周一，《中国摄影》杂志社接到了林少忠老师去世的消息。此时，我们正在紧张地准备那个周末由杂志社主办的摄影译文研讨会，在讨论邀请出席研讨会的老专家时，我们自然想到了林老师，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外摄影文献的译介和中外摄影交流做过大量重要工作，但是因病不能前来。
就在今年2月春节前，我去林老师家拜望，那天他早早地坐在轮椅上等我。他的思路仍然很清晰，但是几乎不能说话，只是在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认真辨音，我听到提到的是杂志社几个同事的名字，他在询问杂志社的近况。我正想忙完这段时间，就再去看他，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6月25日的研讨会非常热闹，参会的专家加上旁听者有近百人，大家的讨论从摄影翻译开始进而涉及到了中外摄影交流、摄影史研究和摄影教育、摄影出版等中国当下摄影生态的许多重要环节。其间，新华社高级编辑曽璜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殷德俭在发言中都提到了林少忠、狄源沧等摄影前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一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个话头在诸多其他如此急迫地需要讨论的议题中一带而过。我有些怅然，但转念一想，对于生前一直着力于搭建一个宽阔结实的中国摄影的舞台，但是从不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林老师来说，这个研讨会也应该也算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从1980年《国际摄影》杂志创立初期林少忠老师就是这本杂志的主要编辑，还曾任编辑部主任，1989年《国际摄影》停刊后，国外相关的内容并入《中国摄影》，林老师此后一直在《中国摄影》工作，直到离休。在1980年代早期他参与“纪实摄影”“如实摄影”等重要概念的翻译和引入。直到2011年徐勇等人在互联网掀起的对纪实摄影概念的讨论，最近两年国内有关“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如实摄影的另一种译法）讨论，不少讨论者重新找到并引用林老师当年的文章，发现他当年已经对相关概念做了清晰、准确的界定和表述。1990年代他就在推动《世界摄影史》一书中文版的引进，并且与该书的作者内奥米？罗森布拉姆保持着多年的书信往来，对书中重要的术语、思潮进行过细致的讨论，而且为该书中国摄影的相关章节提供了重要资料。2012年中文版《世界摄影史》面世的时候，该书在编后记里充分肯定了他对这本书的贡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林少忠老师是少数与西方摄影界有密切接触，而且对当时中外摄影的状况都有清醒认识的学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章里见不到空洞时髦的套话，也没有装腔作势的学术架子，经常是直抒胸臆、切中肯綮。他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后许多许多有关摄影的理论争论和运作矛盾根源在于“职业摄影与业余爱好者共事，沙龙唯美追求与纪实报道并存”的特殊“国情”（《取法于上—林少忠谈摄影》p49）；他把摄影人趋之若鹜的摄影比赛比喻为“摄影科举” （同上，p46）；他倡导对中国的摄影家作跨学科的具有文化深度的研究，反对见到国外摄影家就冠以“著名摄影家”的头衔，更反对“一评价外国摄影家就把温度升到最高点”，他指出这是安塞尔？亚当斯、尤素福·卡什、卡蒂埃-布勒松等摄影家因为被比较早介绍到国内而被过高评价的原因（《中国摄影》1999年第3期）；他呼吁摄影家要关注现在时的生活（同上，1999年第7期）；他预言“今后中国的几代摄影家都将非常幸运，他们经历并破解了前人不曾遇到的一个巨大社会变革”（《取法于上》p174）；他说：“对摄影，不要捧它，不要限定它，让它均衡发展，充分发挥，让它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起到应有的作用。”（同上，p5）……林老师的这些话，现在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林少忠老师1924年出生于陕西麟游，1947年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英文系学习时开始拍摄照片，1948年至196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和外交部学习、工作。其中1953年至1955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成员赴朝鲜开城，参与并见证板门店谈判。1961年被下放到安徽工作，直到1980年调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林老师一直自谦说自己在摄影领域是半路出家，在2014年由他口述，他的女儿林勤整理的《取法于上》一书的前言里，他称这本书只是自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有关摄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议的“杂感”。的确，林老师的观点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宏大的体系，但是凭籍他的点滴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在其后对中国摄影逐渐散发出的巨大影响力，把林少忠以及吴群、狄源沧、谢汉俊等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一辈摄影工作者称为中国当代摄影文化的奠基人，应该毫不为过。
我和林老师相识于1998年，也是在那年我开始到《中国摄影》工作。那年林老师已经79岁，早就离休，但是一直返聘，几乎每天都来上班。我刚到他就来询问我学的专业，当知道我学的是哲学，非常高兴地说，摄影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文化的枝节末梢，有了对思想文化的深入了解，对摄影的理解就简单多了。他还鼓励我要多在摄影理论上多下功夫，而且要先从摄影史开始熟悉。没过几天给林老师我带来了一本1997年版的罗森布拉姆《世界摄影史》，上面还有罗森布拉姆给林老师的签名，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几乎成我的工具书。
也是在我刚到《中国摄影》工作不久，有一天林老师突然把他自己的一篇文章递到我桌上，说文章谈到现代主义摄影的问题，涉及一些当代思想史的概念，让我看看是否准确。仔细读过之后，我把几处觉得有问题地方画出，给他说了说我的想法。他仔细听了之后，想了想说：“有些道理。”转身坐到他在办公室门边的那张老式木头办公桌前，开始修改。一个多小时后，他又把那篇稿子给我，说：“你看看这么改行不行”。我又看了一遍，的确几乎都是按照我说做的了修改。当时，我心中有些得意，觉得自己居然能看出林老师文章里的问题。现在文章中的那些问题我早就忘记了，但是每每想起林老师伏案修改文章的背影，越发增加我对林老师的尊敬。从事编辑工作这些年我经常会遇到一提文章修改，不问是否合理就暴跳如雷的作者；连我自己有时候被别人指出文章的问题，也难免脸红急躁。可是要知道那一年我只是刚到杂志工作的小编辑，而林老师已经是业内的专家。 那段时间的周末，林老师经常就拉着我或者编辑部其他年轻同事到郊区或者外地去拍照，由于年事已高，他的老伴不允许他单独外出。记得大概是1999年的秋末，我和林老师去了离北京有近400公里的河北嶂石岩。晚上我们住在乡村旅馆，白天就在乡间小道上一边拍照一边聊他和罗森布拉姆、康奈尔？卡帕（罗伯特·卡帕的弟弟，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的创办者）等人交往的经历。他说，罗森布拉姆在对《世界摄影史》改版时，很想加入中国的新内容，但是苦于没有资料，就像他求助。于是他当时给不少国内有名的摄影家写信，请他们提供资料，但是回信而且认真准备的并不多。
2000年的一天，他说他想休息了，想回家安静地整理一下自己手头的材料，写一些东西。与林老师讨论稿件的处理，听他聊在国内外有趣的摄影见闻一直被那时候我们年轻编辑视为业务养分，而且那时他的身体极好，我们极力挽留。但是就在他提出彻底退休不久，一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就看到他的书桌和资料柜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而我的桌上放了一摞资料，上面有一张林老师留的纸条，他说那是他攒积一些翻译资料，让我把觉得有用的留下。正在我们为林老师退休而觉得遗憾的时候，我们开始每月收到他从家邮寄来的一封厚厚的来信，那是对当期杂志重点稿件的评论和建议，每期的评论少的有几千字，长则上万字，用手工整书写于白纸上。每月这份评论都会被编辑们认真传看。我记得，在很多此封信里，他都在强调《中国摄影》的编辑一定要为杂志与国外的交流做好准备，要把代表中国摄影水平额摄影家介绍到世界去，他建议每期都要把文章标题翻译成英文，还要把重点稿件做英文摘要，最好把重作品的图片说明也翻译成英文。《中国摄影》的双语标题坚持到现在，很大程度是林老师的建议。曾经有一段时间，杂志向国外约稿非常不容易，在国外也没有发行，我们常觉得翻译的工作是白做了。但是到了最近这些年，我们经常能够约到国外一线摄影家的作品，了解后才知道，标题的翻译给了很大帮助。每月来信他一直坚持到2004年左右。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们今后不再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再接触到新的资讯，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视野有限而影响我们对杂志编辑工作的判断。其实，那时候他对稿件和编辑思路的判断任然相当敏锐和准确，我们每期他的来信都是我们审视自己工作的一面镜子，虽然我们极力劝说他继续写，但是此后他就不再寄来片言只语。
此后几年，我每年都会在林老师家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活动上见林老师几次，他一直像以前和我们共事时一样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直到2006年他得了一场重病，虽然几经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是精神大不如从前。2010年以后的几次脑梗，让他的日常起居必须靠他人照顾，最近几年林老师已经只能坐在轮椅上和我们见面，但是思路仍然敏捷，而且每次他都会仔细询问杂志社近期的情况，也经常谈起他当年与国内外摄影家交往的逸闻趣事，而且时间、地点等细节记得都相当精准。2014年我和几位同事去林老师家，他说话已经相当吃力，但是还在建议我们要多写文章、多思考，其中一位同事是学历史的，林老师曾建议他多做摄影史的研究，那次见面林老师还在问他摄影史的研究有没有进展。
在那次译文研讨会上，曽璜提到新华社的微信也推出了林老师去世的消息，但是他在和编辑讨论题目的时候，拿不准如何在题目上归纳林少忠的贡献，最后因为林老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提携晚辈，在摄影界受人敬重”，最后这条消息的标题是“中国摄影好人林少忠”。我当时给曽璜发了一条微信留言：对林老师的评价过低了。随后这段时间，我重读林老师的文章，重新回忆起和他相处的一幕幕场景，突然觉得“好人”未尝不是一个极高的评价。这两字让其他那些评价都显得不那么重要。当下热闹的摄影界其实也是一个名利场，林老师身上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特有的诚恳严谨、从容笃定的品格已经变得越来越稀有。好在有梵高那句话：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 死去的人就永远不会死去。
本期《中国摄影》出刊之时正值林老师的五七之祭，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就在今年2月春节前，我去林老师家拜望，那天他早早地坐在轮椅上等我。他的思路仍然很清晰，但是几乎不能说话，只是在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认真辨音，我听到提到的是杂志社几个同事的名字，他在询问杂志社的近况。我正想忙完这段时间，就再去看他，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6月25日的研讨会非常热闹，参会的专家加上旁听者有近百人，大家的讨论从摄影翻译开始进而涉及到了中外摄影交流、摄影史研究和摄影教育、摄影出版等中国当下摄影生态的许多重要环节。其间，新华社高级编辑曽璜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殷德俭在发言中都提到了林少忠、狄源沧等摄影前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一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个话头在诸多其他如此急迫地需要讨论的议题中一带而过。我有些怅然，但转念一想，对于生前一直着力于搭建一个宽阔结实的中国摄影的舞台，但是从不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林老师来说，这个研讨会也应该也算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从1980年《国际摄影》杂志创立初期林少忠老师就是这本杂志的主要编辑，还曾任编辑部主任，1989年《国际摄影》停刊后，国外相关的内容并入《中国摄影》，林老师此后一直在《中国摄影》工作，直到离休。在1980年代早期他参与“纪实摄影”“如实摄影”等重要概念的翻译和引入。直到2011年徐勇等人在互联网掀起的对纪实摄影概念的讨论，最近两年国内有关“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如实摄影的另一种译法）讨论，不少讨论者重新找到并引用林老师当年的文章，发现他当年已经对相关概念做了清晰、准确的界定和表述。1990年代他就在推动《世界摄影史》一书中文版的引进，并且与该书的作者内奥米？罗森布拉姆保持着多年的书信往来，对书中重要的术语、思潮进行过细致的讨论，而且为该书中国摄影的相关章节提供了重要资料。2012年中文版《世界摄影史》面世的时候，该书在编后记里充分肯定了他对这本书的贡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林少忠老师是少数与西方摄影界有密切接触，而且对当时中外摄影的状况都有清醒认识的学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章里见不到空洞时髦的套话，也没有装腔作势的学术架子，经常是直抒胸臆、切中肯綮。他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后许多许多有关摄影的理论争论和运作矛盾根源在于“职业摄影与业余爱好者共事，沙龙唯美追求与纪实报道并存”的特殊“国情”（《取法于上—林少忠谈摄影》p49）；他把摄影人趋之若鹜的摄影比赛比喻为“摄影科举” （同上，p46）；他倡导对中国的摄影家作跨学科的具有文化深度的研究，反对见到国外摄影家就冠以“著名摄影家”的头衔，更反对“一评价外国摄影家就把温度升到最高点”，他指出这是安塞尔？亚当斯、尤素福·卡什、卡蒂埃-布勒松等摄影家因为被比较早介绍到国内而被过高评价的原因（《中国摄影》1999年第3期）；他呼吁摄影家要关注现在时的生活（同上，1999年第7期）；他预言“今后中国的几代摄影家都将非常幸运，他们经历并破解了前人不曾遇到的一个巨大社会变革”（《取法于上》p174）；他说：“对摄影，不要捧它，不要限定它，让它均衡发展，充分发挥，让它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起到应有的作用。”（同上，p5）……林老师的这些话，现在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林少忠老师1924年出生于陕西麟游，1947年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英文系学习时开始拍摄照片，1948年至196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和外交部学习、工作。其中1953年至1955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成员赴朝鲜开城，参与并见证板门店谈判。1961年被下放到安徽工作，直到1980年调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林老师一直自谦说自己在摄影领域是半路出家，在2014年由他口述，他的女儿林勤整理的《取法于上》一书的前言里，他称这本书只是自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有关摄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议的“杂感”。的确，林老师的观点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宏大的体系，但是凭籍他的点滴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在其后对中国摄影逐渐散发出的巨大影响力，把林少忠以及吴群、狄源沧、谢汉俊等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一辈摄影工作者称为中国当代摄影文化的奠基人，应该毫不为过。
我和林老师相识于1998年，也是在那年我开始到《中国摄影》工作。那年林老师已经79岁，早就离休，但是一直返聘，几乎每天都来上班。我刚到他就来询问我学的专业，当知道我学的是哲学，非常高兴地说，摄影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文化的枝节末梢，有了对思想文化的深入了解，对摄影的理解就简单多了。他还鼓励我要多在摄影理论上多下功夫，而且要先从摄影史开始熟悉。没过几天给林老师我带来了一本1997年版的罗森布拉姆《世界摄影史》，上面还有罗森布拉姆给林老师的签名，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几乎成我的工具书。
也是在我刚到《中国摄影》工作不久，有一天林老师突然把他自己的一篇文章递到我桌上，说文章谈到现代主义摄影的问题，涉及一些当代思想史的概念，让我看看是否准确。仔细读过之后，我把几处觉得有问题地方画出，给他说了说我的想法。他仔细听了之后，想了想说：“有些道理。”转身坐到他在办公室门边的那张老式木头办公桌前，开始修改。一个多小时后，他又把那篇稿子给我，说：“你看看这么改行不行”。我又看了一遍，的确几乎都是按照我说做的了修改。当时，我心中有些得意，觉得自己居然能看出林老师文章里的问题。现在文章中的那些问题我早就忘记了，但是每每想起林老师伏案修改文章的背影，越发增加我对林老师的尊敬。从事编辑工作这些年我经常会遇到一提文章修改，不问是否合理就暴跳如雷的作者；连我自己有时候被别人指出文章的问题，也难免脸红急躁。可是要知道那一年我只是刚到杂志工作的小编辑，而林老师已经是业内的专家。 那段时间的周末，林老师经常就拉着我或者编辑部其他年轻同事到郊区或者外地去拍照，由于年事已高，他的老伴不允许他单独外出。记得大概是1999年的秋末，我和林老师去了离北京有近400公里的河北嶂石岩。晚上我们住在乡村旅馆，白天就在乡间小道上一边拍照一边聊他和罗森布拉姆、康奈尔？卡帕（罗伯特·卡帕的弟弟，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的创办者）等人交往的经历。他说，罗森布拉姆在对《世界摄影史》改版时，很想加入中国的新内容，但是苦于没有资料，就像他求助。于是他当时给不少国内有名的摄影家写信，请他们提供资料，但是回信而且认真准备的并不多。
2000年的一天，他说他想休息了，想回家安静地整理一下自己手头的材料，写一些东西。与林老师讨论稿件的处理，听他聊在国内外有趣的摄影见闻一直被那时候我们年轻编辑视为业务养分，而且那时他的身体极好，我们极力挽留。但是就在他提出彻底退休不久，一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就看到他的书桌和资料柜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而我的桌上放了一摞资料，上面有一张林老师留的纸条，他说那是他攒积一些翻译资料，让我把觉得有用的留下。正在我们为林老师退休而觉得遗憾的时候，我们开始每月收到他从家邮寄来的一封厚厚的来信，那是对当期杂志重点稿件的评论和建议，每期的评论少的有几千字，长则上万字，用手工整书写于白纸上。每月这份评论都会被编辑们认真传看。我记得，在很多此封信里，他都在强调《中国摄影》的编辑一定要为杂志与国外的交流做好准备，要把代表中国摄影水平额摄影家介绍到世界去，他建议每期都要把文章标题翻译成英文，还要把重点稿件做英文摘要，最好把重作品的图片说明也翻译成英文。《中国摄影》的双语标题坚持到现在，很大程度是林老师的建议。曾经有一段时间，杂志向国外约稿非常不容易，在国外也没有发行，我们常觉得翻译的工作是白做了。但是到了最近这些年，我们经常能够约到国外一线摄影家的作品，了解后才知道，标题的翻译给了很大帮助。每月来信他一直坚持到2004年左右。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们今后不再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再接触到新的资讯，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视野有限而影响我们对杂志编辑工作的判断。其实，那时候他对稿件和编辑思路的判断任然相当敏锐和准确，我们每期他的来信都是我们审视自己工作的一面镜子，虽然我们极力劝说他继续写，但是此后他就不再寄来片言只语。
此后几年，我每年都会在林老师家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活动上见林老师几次，他一直像以前和我们共事时一样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直到2006年他得了一场重病，虽然几经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是精神大不如从前。2010年以后的几次脑梗，让他的日常起居必须靠他人照顾，最近几年林老师已经只能坐在轮椅上和我们见面，但是思路仍然敏捷，而且每次他都会仔细询问杂志社近期的情况，也经常谈起他当年与国内外摄影家交往的逸闻趣事，而且时间、地点等细节记得都相当精准。2014年我和几位同事去林老师家，他说话已经相当吃力，但是还在建议我们要多写文章、多思考，其中一位同事是学历史的，林老师曾建议他多做摄影史的研究，那次见面林老师还在问他摄影史的研究有没有进展。
在那次译文研讨会上，曽璜提到新华社的微信也推出了林老师去世的消息，但是他在和编辑讨论题目的时候，拿不准如何在题目上归纳林少忠的贡献，最后因为林老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提携晚辈，在摄影界受人敬重”，最后这条消息的标题是“中国摄影好人林少忠”。我当时给曽璜发了一条微信留言：对林老师的评价过低了。随后这段时间，我重读林老师的文章，重新回忆起和他相处的一幕幕场景，突然觉得“好人”未尝不是一个极高的评价。这两字让其他那些评价都显得不那么重要。当下热闹的摄影界其实也是一个名利场，林老师身上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特有的诚恳严谨、从容笃定的品格已经变得越来越稀有。好在有梵高那句话：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 死去的人就永远不会死去。
本期《中国摄影》出刊之时正值林老师的五七之祭，谨以此文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