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整理书柜时翻出一本多年前的文件夹。过去的办公用品比较简陋，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大方、漂亮、有特色的办公用品才逐渐被人们采用。那时人们常常到深圳沙头角买办公用品，我的这个文件夹就是当年从那里买来的，质量非常好，里面夹着一些个人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但在当时比较少见的资料，比如：国内第一次作的化妆品广告图片；国外摄影师拍摄的人体作品??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在当时国内都是很少见到的东西。在这些被保存了近30年的“宝贝”里，有一张“毛条”，今天看来很多人都未必知道什么是毛条，但却是我摄影历程的见证，也是那个年代思潮的反映。
　　在数字化的排版印刷大规模被运用前，杂志出版中不可缺少的一道工序就是“毛条”，也就是现在的“打样”，只不过现在是激光输出，而以前是将文字打在一张长条纸上，用于校对。珍藏在我文件夹里的这两个毛条，是我为《大众摄影》写的第一篇文章，也是第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
　　
　　摄影，不只是纪念照
　　
　　虽然很早就会照相，但在1976年看到了李晓斌（《上访者》的拍摄者）的照片，才第一次意识到摄影并不只是拍纪念照。
　　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贺捷生（贺龙的女儿）到我家做客，一同来的还有她的同事李晓斌。记得李晓斌当时拿着一打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趣。之后还去他家看过很多照片，都是些生活中的场景，如下象棋的老人、街边的小景等。照片很小，用皮筋绑着，现在想来，可能都是用照相馆裁下的纸边放的。从那次后，我才想到可以像四月影会李晓斌他们那样去拍些关注生活的东西，可以借助摄影手段来抒发个人情感。
　　
　　1979年到1980年左右，市场上开始有了雅西卡、理光KR5、理光KR10等日本进口相机品牌，最早就是在中国摄影家协会销售，但必须要找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帮着买才行，我辗转多方托人花650块钱买了一台雅西卡FX3，那时，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有了相机，就开始不断的拍片、发烧，经常同王文澜、贺延光、古大彦、马小青、刘世昭等人一同出去创作，拍了大量照片。
　　
　　1985年，我偶然看到了四月影会的重要成员之一王苗拍摄的并配有顾城、北岛诗歌的幻灯《野外拾回的小诗》，受其启发，1985年底我也将自己拍摄的北京周边的风景照片配发古今中外的诗作，出了一本台历，没想到，反响出奇的好，很多在校大学生大批大批的买。事隔多年，我出差到外地，在一个并不相识的人的办公桌上还看到我的这本台历。
　　
　　珍贵的第一次
　　
　　台历大受欢迎，我的信心更足了，开始给摄影杂志投稿。那时，在发烧友心中，《大众摄影》地位很高，能为其投稿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当时恰逢改革开放初期，过去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大一统的眼界，有了很大改变。一些过去被禁锢的思想、理论涌了进来。当我们接触到这些全新的东西时，会有很多反响和联想，加上发烧友特有的冲动，我开始执笔写一些言论，恰巧当时的编辑、现在的主编高琴看到了我的文章，就同我约稿并被列入出版计划。当时毛条都已打印出来，但由于我的字体比较潦草，所以编辑部让我亲自校对，而我也得以把这一珍贵的资料保存至今。不曾想，就在校对过程中，我接到通知，此文不能发表，原因是文章有自由化思想倾向，而那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毛条上的内容，现在看来很幼稚，但这在当时，是思维活跃的人才会想到的一些观点。
　　虽然之后，我在《大众摄影》发表过很多照片、文章， 但30年前，要在媒体上发表言论，非常困难，阵地少、政审严，而对于把摄影当纯粹的艺术追求、没有一点功利思想的我们而言，第一篇文章，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虽然最后没能发表，但却是我心路历程的见证。
　　第一次很新鲜，也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