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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周春富靠精明置下家业
和东北其他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其中周春富的先祖就是“闯关东”后在这里定居下来的。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于是,周春富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后胡子都挂霜了。“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就起床了。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
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周家的家业包括240亩土地和“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土改时被批斗
周春富的命运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为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都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十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十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眷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一天的工钱能买十斤米呢。”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周春富具体是怎么死的,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高玉宝的文学创作
在当时的大风潮下,周春富的死,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闸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周春富靠精明置下家业
和东北其他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其中周春富的先祖就是“闯关东”后在这里定居下来的。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于是,周春富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后胡子都挂霜了。“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就起床了。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
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周家的家业包括240亩土地和“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土改时被批斗
周春富的命运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为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都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十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十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眷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一天的工钱能买十斤米呢。”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周春富具体是怎么死的,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高玉宝的文学创作
在当时的大风潮下,周春富的死,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闸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