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国允许美国公民收养中国儿童。从1991年至2013年，美国收养的中国孩子数量是86258人。其中，2003年至2007年收养数量最多，2005年为峰值，达到7903人。将近9万名孩子过得可好？他们经历着怎样的人生？2014年，一个叫韩萌的访美学者关注到这个群体，在美国游学期间，她将这些在中国出生、美国长大的孩子及其家庭纳入了镜头。
　　用镜头进入收养孩子的美国家庭
　　2014年2月，韩萌获美国国务院汉弗莱奖学金，成为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名访问学者。在这家世界排名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韩萌将关注的课题放在了那些被美国父母收养的中国儿童身上。作为摄影记者，韩萌曾任职于《新京报》十一年，报道过四川汶川大地震、日本海啸地震等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始终对大事件里小人物的命运有一份执念般的关注。她的导师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但告诉她：“采访难度很大，可能最终无法实现。”
　　韩萌从写邮件开始。202014年7月中旬，她的第一封邮件写给了Half the Sky机构。这是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认可的美国56个收养机构之一。虽然只是500字的信，她却写了两个小时，介绍自己，表达在美国学习的目的以及对收养儿童的兴趣。她满怀希望地寄出这封信，却没收到任何回复。
　　韩萌并没气馁，开始试着进入收养家庭的社群，以一个义工的身份建立对这些家庭的基础印象，并通过掌握的资料给每个家庭一对一地写信。一个半月后，她收到了第一封回信——Cheryl Wu，单身妈妈，华裔，第二代移民。从Cheryl Wu开始，韩萌进入了美国收养家庭的圈子。
　　竭尽全力帮孩子寻找身份认同
　　莎拉是泰瑞莎和迈克尔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他们有一个亲生的男孩，又收养了两个韩国孩子。2013年6月，在杭州的一家福利院，泰瑞莎和迈克尔第一次见到莎拉。泰瑞莎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轮椅后不久，莎拉叫了一声“妈妈”。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照顾莎拉，泰瑞莎辞掉工作，她需要每个月两次开五个多小时的车，从维吉尼亚州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给莎拉做治疗。现在莎拉已可以正常行走。2015年的夏天，莎拉第一次参加运动夏令营。她尝试攀岩、游泳、打球、游戏，努力克服走路的不便。她和同学们一起攀岩，每次只能登过三个石阶，掉下来，继续攀登，掉下来，再继续。
　　拍莎拉掉下来再爬上去的镜头时，韩萌盯着镜头的眼睛在落泪，而她的爸爸妈妈在微笑。他们告诉韩萌，真正的痛不是孩子的康复训练，而是如何面对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追问。当孩子问为什么自己跟爸爸妈妈长得不一样，当孩子问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要自己，这无疑是他们最难过的时候。只是，这对美国父母从不回避孩子与自己的不同，时常带着她玩“找不同”的游戏，也用一个又一个童话来假设莎拉离开中国父母的故事，并告诉她：“等你长大后，我们一起回中国寻找最正确的那个答案。”
　　“作为收养人，我们是幸运的，有机会做她的父母，照顾她，给她治疗。莎拉在很小时经历了一场烧伤，被父母扔在街头。她身上的伤疤在慢慢好转，但心里的伤疤不知会留下多久。”这对美国父母觉得自己最大的使命，就是用无尽的耐心把孩子心里的伤疤抚平。这也是他们收养孩子的初衷。
　　在这些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中，没有养父母对孩子的身世三缄其口。相反，他们以各种方式告诉孩子：你出生在中国。为此，很多父母在孩子上学之余，带他们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与习俗。而且，同中国式收养很大的区别之一，是美国养父母从来不讳谈孩子的亲生父母，他们用行动坚决支持孩子寻找中国父母的愿望。
　　竭尽全力帮孩子寻找身份认同，是这些美国养父母做得最用力的一件事。韩萌印象最深的，是布鲁斯一家为了孩子“孟母三迁”。他们的家本来在宾夕法尼亚州，可在以白人为主的学校里，中国女儿丽丽一直过得很不开心。为了能找到丽丽感觉更舒服的学校，他们搬到了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附近。“特别喜欢这儿，更多元，班上30个同学，7个亚洲人，相处很融洽，我最好的朋友是亚洲人。”丽丽说。
　　搬家的代价是布鲁斯和妻子艾丽斯每天需要开车两个半小时上下班。同时，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中文。华盛顿冬天的雪有时会达一米深。每个周末，一家三口到马里兰的中文学校学中文。中文课后，布鲁斯夫妇还要等一小时，因为丽丽要上中国舞蹈课。
　　丽丽到过纽约一次，便“深爱上法拉盛”。在美国东北部，除了曼哈顿的唐人街，这里是最大的中国人聚集社区。2015年的暑假，布鲁斯一家三口开车五个小时到纽约法拉盛吃火锅。丽丽还找到了她爱吃的麻团。法拉盛主街的老式新华书店里，除了散落在角落里的几本英文故事书外，全是丽丽看不懂的中文书。她逛了一下午，把每个小的中国装饰品、挂件摸一遍。
　　“我和爸爸妈妈不一样，他们生长在美国；而我的生命从中国开始，感觉我有很多地方和中国相连，虽然我在这里长大，更像美国人，但我觉得我是Chinese and American。”面对韩萌跟拍了将近一周的镜头，丽丽说出了心里的话。
　　拍摄完毕后，丽丽一家一直与韩萌保持联络，艾丽斯会通过邮件认真地向韩萌介绍丽丽的近况，也会向她请教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并且委托她：“丽丽再大些，我们会帮她一起寻找中国父母，到时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韩萌与每个跟拍收养家庭都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并且时常会接受这些家庭的邀请，参加孩子们的生日会。除了做课题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韩萌觉得只有在这样的聚会中，她才能更加了解这些“中国出生、美国长大”的孩子们。
　　发现无尽的可能
　　明是这些孩子中最为叛逆的一个。二十一年前，她在昆明福利院被美国父母收养，那时，她4岁半。刚满月，她就被亲生父母遗弃街头，双脚严重外翻，走路艰难。妈妈玛格丽特说起明时，最好的记忆总是停留在收到收养机构寄来明的照片的那一刻，“她是我们一直想要的样子：黑眼睛、卷发、开朗的笑容。” 　　现在，这段回忆让玛格丽特眼含热泪。“我们不知道明4岁半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她很小的时候，没有和周围的人、尤其是母亲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缺少安全感，所以她很难对其他人有信任感，总觉得是和世界隔离的。”
　　当玛格丽特夫妇在昆明福利院里见到明的那一刻，“暴风雨开始了”——见到养父母第一眼，明开始哭，不让他们抱，哭得撕心裂肺。
　　明双腿的残疾还没有完全治愈，回到美国，养父母带着她开始了新的生活，可是，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始终都没有与明建立起他们想要的那种亲密与信任。
　　明敏感、易怒、急躁，经常因为小事和家人争吵。有次，姐姐希拉里约她到曼哈顿一家中国人开的指甲店修指甲，明大发雷霆，觉得希拉里对中国女人有偏见，“为什么带我到中国女人开的美甲店？中国女人只会开美甲店吗？” 大学毕业时，家人召集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晚餐时，明剩下些米饭，爸爸告诉她，把饭吃干净了，现在有很多人还在贫困中，吃不上饭。明非常生气，声讨爸爸不应该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个。那场面，相当尴尬。
　　“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尝试在家里一起阅读，聊聊最近发生了什么，或者干脆就在屋里做她想做的。可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玛格丽特无奈，“我们只好和她保持距离。”面对韩萌的镜头，玛格丽特极力忍住泪水。
　　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明搬出父母的家，租住在不远的朋友家。韩萌找到了她，她此时在西雅图开始了新的工作。她拿出爸爸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希望在新的环境中，和同事们建立起新的信任关系，更包容些。”明没有做到，仅仅工作了一周，她就被老板解雇，但她没有告诉父母。她说：“我一直没长成他们希望的样子，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明对自己未知的过去充满了好奇。两次中国旅行，她每天花很多时间行走于宜良和昆明街头，寻找更多和她生命相关的痕迹。可惜，她什么都没有找到。她曾经希望留在昆明，一边工作，一边寻找亲生父母。可当她想做外教时，招聘单位对她说：“英文是你的母语，你的英文水平无庸置疑，但我们想找外国面孔的人教英文。”明告诉韩萌：“我时常对着镜子问：我是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都觉得很孤独，那种孤独，没法解释，没人能懂……”
　　历时一年半，韩萌写了四千多封邮件，走了美国十一个州，拍了二十几个家庭，一共两万多张照片和上百个小时的视频。一年中，她身陷其中，常常在跟拍完一个家庭后，走在大街上，泪流满面。那个世界对她来说曾经陌生，可是，进入得越深，越觉得难以驾驭。她在国内曾经修过两年社会学，仍然觉得不够。因为国际收养涉及到的问题包括：中国政策、中美文化、价值观、种族、身份认同……渐渐地，她试着站在一个摄影记者的角度，仅仅去呈现。如此做，她轻松了许多。
　　2015年9月14日，韩萌结束了她的拍摄。新浪网等国内外媒体陆续发表了这些照片，反响强烈，很多人流着眼泪看完那些故事和照片。
　　韩萌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她以跨国收养选题为起点，继续用镜头去捕捉这民间传志。费时费力无利可图，但她要求不高，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能记录真相就可以了。从跨国收养这个选题出发，她成长为一个独立自媒体人——发现世界，发现自己。
　　（编辑 张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