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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０09年的政治盛宴——全国及地方两会已经落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除了保增长、保稳定、教育、医改等意料之中的宏大叙事，此次两会前后也曝出了不少“意外”事件，它们或因打破“政治惯例”而成两会“亮点”，或因遭遇现实阻力而留下遗憾。笔者特选取一些典型“意外”事件为鲜活样本，观察两会政治的现实生态，并思考民主政治的未来改善空间。
承德人大“退改”政府预算，激活实质性预算监督
今年河北省承德市人代会前夕，市人大财经委审核市政府提交的2009年预算报告草案时，两次打回修改，直到市政府作出大幅调整，才通过人大财经委的预审，得以提交市人代会。
加强人大预算监督已成社会焦点话题，尽管各级人大审查政府预算时的质疑已日益增多，但大多止步于口头批评，政府预算方案仍是“平安无事”地过关。基于这样的现实，承德人大“退改”政府预算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意外”。
出现在承德的这一破冰之举，得益于人大代表仗义执言的履职勇气——市人大财经委组成人员有许多是人大代表或委员。通过更改政府预算，承德市社保投入由20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教育投入由1000多万元增加至2000多万元，而政府开支仅政府采购费用就减少了7000多万元。公共财政向公共利益和纳税人利益倾斜，同时有效控制政府浪费、逐利乃至腐败的空间，正是预算监督理应追求的价值目标。
承德人大的预算监督“新政”无疑值得肯定，但仍不乏改进空间。比如，尽管承德人大有关机构两次退回了政府的预算方案，但大多局限于“投入太少”之类的直觉性、抽象化质疑，而没有提出建设性、专业化的调整方案，最终预算方案仍是政府“自我修改”的结果，各项财政资金安排是否尽可能做到了合情合理，民生领域的投入有无进一步增加的必要，政府开支有无进一步压缩的可能等等，依然存有悬念。
人大预算监督进一步向主动监督、专业监督转型，是预算监督从形式走向实质的关键节点。首要的一点，人大及人大代表需要用足手中的预算监督权。根据现行人大制度，人大代表联名、人大专门委员会等都可以提出预算修正案，这是主动监督政府预算的有效行权方式。倘若人大能不断提出预算修正案，根据情势变化时时对政府预算作出更改，当能发挥常态性、跟踪性的监督效应，远远优于政府限于一时的“自我修改”。遗憾的是，这项权力在实践中从未有效激活。2003年，广东人大11位代表曾联名提出过预算修正案，却因种种原因未列入大会议程。上海市闵行区人大尽管在今年人代会召开前发布了提出预算修正案的具体办法，亦无代表行使这项权力。
当然，这种权力流失既与缺乏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有关，也与人大代表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涉及到许多深层次改革。比如，对人大代表进行必要的预算知识培训；为人大代表提供更为充分、专业的论证报告；政府邀请人大代表提前介入财政预算编制，等等。
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4万亿公共资金的监督问题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关注，这是推动人大预算监督由形式走向实质的一个历史契机。我们期待，能出现更多的承德式更改预算的“意外”，而由此演练的人大预算监督的种种进步，亦能成为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常态。
河南人大否决厅长人选，人事任免权如何以公正促公正
今年3月下旬召开的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对提请任命5名厅级官员的议案进行表决，其中任命查敏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的议案因赞成票未达法定票数而未获通过。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省人代会之后，但其“意外”轰动并不亚于两会效应。
由于种种原因，各级人大理应严肃行使的任免权常常简化为一道形式上的法律手续，官员人选基本上都是毫无悬念地高票通过。这就不难理解，出现在河南此次“意外”事件，引发媒体和坊间的一片欢呼，并被赋予了“彰显人大权威”等象征意义。
不过从公开的信息看，人们仅仅知晓了官员人选被否决这一简单事实，却无从了解相关议案审议过程等重要信息。难怪坊间会猜测，查敏女士究竟是因“能力平庸”、“德行不足”等因素未过关，还是官场争斗、人际关系的牺牲品，甚至是否可能因昔日的尽忠守责而得罪了利益集团，成为打击报复的对象？这些猜测并非多余，在以往地方人大否决官员人选的少数“意外”案例中，既有挡住“问题官员”、“平庸官员”的成功样本，也有个别才德兼备的官员人选因一些不正常因素而落选。
要实现任免权阻击“劣官”的功能，并避免误伤“好官”的危险，公开任免权的行使过程、任免理由等等，至为关键。这种公开化最核心的意义，在于使人大任免权的行使本身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以防止少数人大代表、委员出于一己私利而滥用任免权。
人大任免权要激活成更具实质性的权力，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进。首先，一些地方需要改变官员人选神秘化的倾向，应在人大投票表决前的合理期限内提前公布拟任命的官员人选名单、任命理由等等，以利人大代表、委员充分了解，防止盲目投票。这种提前公开不仅是向人大公开，也应向全社会公布，动员包括媒体、社团、公民等在内的全社会力量考察官员人选。在一些发达国家，议会权力与公民监督相结合导致高官人选落选的事例不胜枚举。以美国为例，1989年，托尔被老布什提名为国防部长，却被曝其与国外商人过从甚密，且酗酒和沉迷女色，提名被国会否决；1993年，克林顿先后提名的两位司法部长人选，都因被揭聘请非法移民做家佣而放弃提名。
人大任免权并不仅仅体现于表决结果，更应体现于行权全过程。比如，在审议提请任免官员相关议案时，人大可以要求被提名者到会接受现场询问和考察，并对官员人选展开充分评议。但这些法定权力大多被虚置，或者沦为走过场，而理应由审议、表决等丰富内涵构成的任免权本身也就“瘦身”成一枚简单化的“任命图章”。可见，如何切实保障、兑现与任免权有关的一切民主程序，值得各级人大郑重思量。
以公开为基石，让官员任免人选接受民意机关和全社会的检阅，人大的任免权才能真正激活，也才能真正达致任免公正、为民选官的价值追求，并最终使人大否决官员人选由“意外”变成“不意外”。
“潘石屹议案”夭折，代表委员表达权岂能套上枷锁
如果说，承德人大“退改”政府预算、河南人大否决官员人选等“意外”令人欣喜，那么，“潘石屹议案”夭折事件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
今年北京两会前夕，地产业大佬、市人大代表潘石屹公开了一份拟提交的议案，建议北京取消“两限房”。结果不少舆论指责其代表房地产商利益，大批网民更是“板砖”横飞。与此同时，政府方面也不断强调将继续限价房政策。面对官方的“主流定调”和坊间的“主流民意”，老潘最终“收回”了这份议案。
提交或撤回议案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利，本来无可厚非，但这必须建立在自由、真实的表达基础上，而不是迫于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尽管老潘声称，之所以“收回”议案，是因为“政府更了解全局”，而且“自己想法与市民意见存在差异，而人大代表应当真实反映市民心声。”但他究竟是真的“想通了”，还是另有苦衷，不免令人怀疑。
通过提交议案建言献策是人大代表的基本权利，况且相对于政府的“全局意识”，老潘的房地产“局部经验”并非毫无意义，但因为没有进入正常的政治讨论渠道，老潘议案可能潜在的积极价值也失去了充分论证的可能。同样，老潘所謂“人大代表应当真实反映市民心声”的认识似乎也有过于空泛之嫌，毕竟，他是地产业这一特殊“市民”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而不是一个过于宏大而虚幻的“市民代言人”。
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试图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建议等烙上某种被规定的“民意”或“政治正确”，是十分可笑的。民主政治的真谛在于不同利益诉求的碰撞、交锋并最终达成妥协和共识，而不是强行制造所谓统一的“民意”。“潘石屹议案”代表房地产商利益并没有天然的“原罪”，重要的是需要有足够的“反潘石屹议案”与之抗衡，使所有利益群体在人大、政协等公共政治平台上都有合格的代言人，并在足够宽容的言论环境下真实表达，而不是“吓退”某种意见表达，却让问题和冲突依然悬而不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理想的民主代言机制和自由议政环境，当下并没有完全构建起来。
“潘石屹议案”的夭折令人惋惜，这不仅仅是一位人大代表表达勇气的流失，也使“两会”民主失去了一次检验机会。其实去年全国“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张茵因提出维护资方利益的三份提案，也遭到了大规模“炮轰”，最终选择“噤声”。同样的事情一再重演，足见社会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尚存偏差，对“非主流”意见的表达尚欠宽容，而成熟的民主政治离我们亦有不小的距离。
事实上，笔者对老潘的议案亦不敢苟同，但笔者更反对老潘的表达权利和代言勇气受阻于“官方意志”或“讨伐板砖”。因此，如何通过相应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生态改善，解除代表委员表达权的枷锁，减少“潘石屹议案”夭折之类的“意外”，推动民主政治逐渐走向成熟，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深思熟虑的。
轮换座位，平等参政议政尚需努力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传出消息，两会将打破沿袭多年的代表委员座位固定不变的惯例，将代表委员等分五份，每次召开全体会议时进行座位轮换，以确保所有代表委员都有机会距离主席台最近。
这一打破多年惯例的“意外”改变，被一些舆论解读为“创造平等参政议政的氛围”。这种说法或许更多代表了一种社会愿望，重要的是，这一“意外”调整放大了一个重要议题——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推动平等参政议政？
首要的一点，改革现有的代表结构和委员界别，进而推进参政主体的平等化。多年以来，对于“官员代表”、“老板代表”在各级人大中比例过高的现象，社会批评不断。通过各种改革措施，已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代表、平民代表进入人大，尤其是前两年农民工代表进入各级人大，更是赢得一片喝彩。不过总体而言，“官员代表”、“老板代表”过多的格局并未彻底改观。在政协方面，原有的界别设置已难以代表一些新崛起的社会阶层，而且多年以来，农民、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等社会主要阶层一直未能纳入政协界别。近年来，已有政协委员建议增设企业界、法律界、产业工人界、自由职业者界等界别，也有政协委员呼吁增设农民界别，让占中国人口70％至80％的农民群体在政协中享有更直接的政治话语权，这些呼声值得主政者认真考量。
要保障代表委员平等参政议政，还需作出更合理的制度安排。比如，在两会会期有限的情形下，为了防止少数代表委员垄断发言时间，可以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对发言时间、顺序等等设定必要限制。更重要的是，应当创造公平、宽松的政治环境，保障代表委员平等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等法定权利。令人忧虑的是，有代表委员迫于种种压力而噤声，也有个别议案、建议、提案因“影响问题”被封杀。一些地方的两会还不乏这样的场景，只要高官代表参会，哪怕是不具备代表身份的高官亲临现场，会议就变成了官员长篇累牍介绍“辉煌政绩”的“独角戏”，甚至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训示”。这些现实足以证明，要推进平等参政议政，改造民主机制和政治文化不可或缺。
除了外部动力，平等参政议政还有赖于代表委员权利和履职意识的自我觉醒。虽然近年来各地两会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直言代表”、“炮筒委员”，但“听会委员”、“哑巴代表”并未绝迹。倘若代表委员缺乏应有的勇气和能力，即使座位再靠前，恐怕也对平等参政议政无济于事。相反，如果代表委员具备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座位再居后，也无碍其平等表达、大胆直言。
要真正达致平等参政议政的理想图景，需要更多的改革措施，也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气。我们期待，在推动平等参政议政方面，能由调整座位这一“小意外”，激发出更多、更具实质意义的“大意外”。
约见官员，代表权利如何不虚置
全国人代会召开前一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等官员专门邀请胡晓燕等三位农民工代表，就农民工就业问题听取其意见和建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今年广州人代会分组讨论会上，由于相关政府官员缺席，广州市人大代表方土当场“发飙”：“领导再不参加，我明天就不来了！”
这两起“意外”事件，实际上都触及了代表如何与政府有效沟通的问题，这固然需要政府部门作出真诚姿态，但倘若沟通渠道不畅通甚至“领导不参加”，人大代表究竟是被动等待还是主动约见，值得思考。
代表约见“一府两院”负责人是一项法定权利，也是代表行使监督权的一种有效手段。方代表与其“发飙”抱怨，不如主动约见缺会的相关官员，当场提出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代表约见权并不局限于人代会期间，在闭会期间也可以借助代表视察等方式随时行使，但无论是人代会期间还是闭会期间，代表约见权常常被束之高阁，恐怕这也是沟通渠道不畅的一大根源。
事实上，指望一次人代会就解决民意表达之类的所有问题，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近年来各级人代会召开期间，“议案大王”、“建议大王”成为媒体追捧的焦点。而在闭会期间，尽管大量民意亟需通过代表随时向政府传达，却鲜见相关的代表议案、建议身影。其实，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可随时提交议案、建议。2006年，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陈雪英就顺应民意，提交过要求停止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的一纸紧急建议，并成功阻止了此项不合理收费。可惜，这种积极行权的姿态，还是孤独的“珍品”。
现行的宪政和人大制度，其实为代表设计了丰富的权利体系，除了眼下被频频使用的提出议案建议权、审议权、表决权、选举权等等外，还有监督力度更具刚性的询问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以及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权利等等。20０0年在广东各级人代会上曝发的“询问潮”和“质询潮”，就是这类重要权利的鲜活运用。不过总体而言，这类行权实践还是稀缺的样本。以全国人大为例，仅在1980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就宝钢工程提出过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质询案。而罢免权在各级人大尽管运用甚多，也基本上只是针对一些腐败官员“补办”的一道法律手续，却鲜见对渎职、无能官员的追究。
要改变一些法定的代表权利长期虚置的现状，除了改善现有的制度和政治环境，也需要提升一些人大代表的行权意识，从“要我监督”向“我要监督”转型，进而激活一些“休眠”的代表权利，变被动行权为主动行权。人大代表并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符号，为民代言也并不仅仅是一种话语表态，而是必须以用足手中的权利加以证明。我们期待，代表约见政府官员、代表提出询问、质询等主动行权能常态化，而不是稀有的“意外”，这对改善两会政治生态、提升民主政治质量，至为关键。
两会种种“意外”，当成民主政治正常化之动力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热点迭出，“意外”不断，萦绕于会场内外的争辩声浪，似乎有违“平和”、“团结”的规定语境，但正是这些“意外”，或将成为民主政治进一步走向正常化的有力推手。
两会开幕不久，刘翔“缺席门”事件就点燃了对代表委员缺会现象的社会性反思，“不幸”成为标靶的刘翔火速回国参会，完成了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跨栏”。其后又是“解释门”事件，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个税起征点暂时不会调整”的论断、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检察机关反腐缺乏有价值线索”的说法，招致一些代表委员不满和网民狂批，先后出面解释。而官员代表、委员如何不混淆官方身份与议政角色，则成为公共讨论中最富價值的思考。
此次两会还出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议政言论和议案提案。从一些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称“中国人看病既不难也不贵”，到一些代表委员吁请暂停执行《劳动合同法》，再到“将‘人民币’改称‘中华元’”、“封杀‘山寨’现象”、“恢复使用繁体字”等“雷人”议案提案，无不陷入质疑声浪，而代表委员的利益倾向、代言立场、参政素质等等，则成为最核心的追问。
在参政议政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勇敢的反省。钟南山代表“10分钟发言，8分钟歌功颂德”的直言，葛剑雄委员“政协提案质量连年下降，应设专职委员”的呼吁，“意外”捅破了现实政治生态的某种困局。而为了改变高考的地域不公，河南代表团一些代表已由去年温和的“建议案”转向今年尖锐的“批评案”，一旦未有改观，明年将提出更令人“意外”的“质询案”或“罢免案”，行权、监督的意识自觉呼之欲出。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会场议政”与“民间议政”的互动效应在今年空前放大，殿堂里论政正酣，“网上两会”、“民间两会”亦是如火如荼。从恢复“五一”黄金周之争的利益冲突，到“躲猫猫”事件背后的公民力量，从4万亿投资的流向监管，再到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反腐诉求，代表委员的个体吁求与坊间民意相伴相行、脑力激荡，共构成了推动制度改革的激情和伟力。对于代行政治权力的代表委员们，公共媒体和平民百姓不再是过度敬畏或漠不关心，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呼应、臧否其言行。纵观历次两会，民意从未如今年这般深度参与两会政治，代表委员群体从未如今年这般接受民意的评判和监督，而这种来自民间的“两会意识”、公民意识，乃是推动民主政治的最大动力。
此次两会种种“意外”事件和细节，其实已超越了具体议题本身，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两会的政治生态。而透过种种热闹和争议，如何完善代表委员遴选、退出机制，如何构建更加合理的利益代言结构，如何提高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素养，如何激活质询等刚性行权方式，如何扩展民间与两会的沟通与互动，如何改进监督参政议政质量的社会机制等触及体制性、制度性的真问题，都籍此浮出水面。正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此次两会的种种“意外”，能够转化为政治改革的精神遗产，转化为推动民主政治进一步正常化的巨大动力。
承德人大“退改”政府预算，激活实质性预算监督
今年河北省承德市人代会前夕，市人大财经委审核市政府提交的2009年预算报告草案时，两次打回修改，直到市政府作出大幅调整，才通过人大财经委的预审，得以提交市人代会。
加强人大预算监督已成社会焦点话题，尽管各级人大审查政府预算时的质疑已日益增多，但大多止步于口头批评，政府预算方案仍是“平安无事”地过关。基于这样的现实，承德人大“退改”政府预算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意外”。
出现在承德的这一破冰之举，得益于人大代表仗义执言的履职勇气——市人大财经委组成人员有许多是人大代表或委员。通过更改政府预算，承德市社保投入由20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教育投入由1000多万元增加至2000多万元，而政府开支仅政府采购费用就减少了7000多万元。公共财政向公共利益和纳税人利益倾斜，同时有效控制政府浪费、逐利乃至腐败的空间，正是预算监督理应追求的价值目标。
承德人大的预算监督“新政”无疑值得肯定，但仍不乏改进空间。比如，尽管承德人大有关机构两次退回了政府的预算方案，但大多局限于“投入太少”之类的直觉性、抽象化质疑，而没有提出建设性、专业化的调整方案，最终预算方案仍是政府“自我修改”的结果，各项财政资金安排是否尽可能做到了合情合理，民生领域的投入有无进一步增加的必要，政府开支有无进一步压缩的可能等等，依然存有悬念。
人大预算监督进一步向主动监督、专业监督转型，是预算监督从形式走向实质的关键节点。首要的一点，人大及人大代表需要用足手中的预算监督权。根据现行人大制度，人大代表联名、人大专门委员会等都可以提出预算修正案，这是主动监督政府预算的有效行权方式。倘若人大能不断提出预算修正案，根据情势变化时时对政府预算作出更改，当能发挥常态性、跟踪性的监督效应，远远优于政府限于一时的“自我修改”。遗憾的是，这项权力在实践中从未有效激活。2003年，广东人大11位代表曾联名提出过预算修正案，却因种种原因未列入大会议程。上海市闵行区人大尽管在今年人代会召开前发布了提出预算修正案的具体办法，亦无代表行使这项权力。
当然，这种权力流失既与缺乏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有关，也与人大代表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涉及到许多深层次改革。比如，对人大代表进行必要的预算知识培训；为人大代表提供更为充分、专业的论证报告；政府邀请人大代表提前介入财政预算编制，等等。
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4万亿公共资金的监督问题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关注，这是推动人大预算监督由形式走向实质的一个历史契机。我们期待，能出现更多的承德式更改预算的“意外”，而由此演练的人大预算监督的种种进步，亦能成为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常态。
河南人大否决厅长人选，人事任免权如何以公正促公正
今年3月下旬召开的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对提请任命5名厅级官员的议案进行表决，其中任命查敏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的议案因赞成票未达法定票数而未获通过。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省人代会之后，但其“意外”轰动并不亚于两会效应。
由于种种原因，各级人大理应严肃行使的任免权常常简化为一道形式上的法律手续，官员人选基本上都是毫无悬念地高票通过。这就不难理解，出现在河南此次“意外”事件，引发媒体和坊间的一片欢呼，并被赋予了“彰显人大权威”等象征意义。
不过从公开的信息看，人们仅仅知晓了官员人选被否决这一简单事实，却无从了解相关议案审议过程等重要信息。难怪坊间会猜测，查敏女士究竟是因“能力平庸”、“德行不足”等因素未过关，还是官场争斗、人际关系的牺牲品，甚至是否可能因昔日的尽忠守责而得罪了利益集团，成为打击报复的对象？这些猜测并非多余，在以往地方人大否决官员人选的少数“意外”案例中，既有挡住“问题官员”、“平庸官员”的成功样本，也有个别才德兼备的官员人选因一些不正常因素而落选。
要实现任免权阻击“劣官”的功能，并避免误伤“好官”的危险，公开任免权的行使过程、任免理由等等，至为关键。这种公开化最核心的意义，在于使人大任免权的行使本身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以防止少数人大代表、委员出于一己私利而滥用任免权。
人大任免权要激活成更具实质性的权力，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进。首先，一些地方需要改变官员人选神秘化的倾向，应在人大投票表决前的合理期限内提前公布拟任命的官员人选名单、任命理由等等，以利人大代表、委员充分了解，防止盲目投票。这种提前公开不仅是向人大公开，也应向全社会公布，动员包括媒体、社团、公民等在内的全社会力量考察官员人选。在一些发达国家，议会权力与公民监督相结合导致高官人选落选的事例不胜枚举。以美国为例，1989年，托尔被老布什提名为国防部长，却被曝其与国外商人过从甚密，且酗酒和沉迷女色，提名被国会否决；1993年，克林顿先后提名的两位司法部长人选，都因被揭聘请非法移民做家佣而放弃提名。
人大任免权并不仅仅体现于表决结果，更应体现于行权全过程。比如，在审议提请任免官员相关议案时，人大可以要求被提名者到会接受现场询问和考察，并对官员人选展开充分评议。但这些法定权力大多被虚置，或者沦为走过场，而理应由审议、表决等丰富内涵构成的任免权本身也就“瘦身”成一枚简单化的“任命图章”。可见，如何切实保障、兑现与任免权有关的一切民主程序，值得各级人大郑重思量。
以公开为基石，让官员任免人选接受民意机关和全社会的检阅，人大的任免权才能真正激活，也才能真正达致任免公正、为民选官的价值追求，并最终使人大否决官员人选由“意外”变成“不意外”。
“潘石屹议案”夭折，代表委员表达权岂能套上枷锁
如果说，承德人大“退改”政府预算、河南人大否决官员人选等“意外”令人欣喜，那么，“潘石屹议案”夭折事件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
今年北京两会前夕，地产业大佬、市人大代表潘石屹公开了一份拟提交的议案，建议北京取消“两限房”。结果不少舆论指责其代表房地产商利益，大批网民更是“板砖”横飞。与此同时，政府方面也不断强调将继续限价房政策。面对官方的“主流定调”和坊间的“主流民意”，老潘最终“收回”了这份议案。
提交或撤回议案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利，本来无可厚非，但这必须建立在自由、真实的表达基础上，而不是迫于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尽管老潘声称，之所以“收回”议案，是因为“政府更了解全局”，而且“自己想法与市民意见存在差异，而人大代表应当真实反映市民心声。”但他究竟是真的“想通了”，还是另有苦衷，不免令人怀疑。
通过提交议案建言献策是人大代表的基本权利，况且相对于政府的“全局意识”，老潘的房地产“局部经验”并非毫无意义，但因为没有进入正常的政治讨论渠道，老潘议案可能潜在的积极价值也失去了充分论证的可能。同样，老潘所謂“人大代表应当真实反映市民心声”的认识似乎也有过于空泛之嫌，毕竟，他是地产业这一特殊“市民”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而不是一个过于宏大而虚幻的“市民代言人”。
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试图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建议等烙上某种被规定的“民意”或“政治正确”，是十分可笑的。民主政治的真谛在于不同利益诉求的碰撞、交锋并最终达成妥协和共识，而不是强行制造所谓统一的“民意”。“潘石屹议案”代表房地产商利益并没有天然的“原罪”，重要的是需要有足够的“反潘石屹议案”与之抗衡，使所有利益群体在人大、政协等公共政治平台上都有合格的代言人，并在足够宽容的言论环境下真实表达，而不是“吓退”某种意见表达，却让问题和冲突依然悬而不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理想的民主代言机制和自由议政环境，当下并没有完全构建起来。
“潘石屹议案”的夭折令人惋惜，这不仅仅是一位人大代表表达勇气的流失，也使“两会”民主失去了一次检验机会。其实去年全国“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张茵因提出维护资方利益的三份提案，也遭到了大规模“炮轰”，最终选择“噤声”。同样的事情一再重演，足见社会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尚存偏差，对“非主流”意见的表达尚欠宽容，而成熟的民主政治离我们亦有不小的距离。
事实上，笔者对老潘的议案亦不敢苟同，但笔者更反对老潘的表达权利和代言勇气受阻于“官方意志”或“讨伐板砖”。因此，如何通过相应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生态改善，解除代表委员表达权的枷锁，减少“潘石屹议案”夭折之类的“意外”，推动民主政治逐渐走向成熟，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深思熟虑的。
轮换座位，平等参政议政尚需努力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传出消息，两会将打破沿袭多年的代表委员座位固定不变的惯例，将代表委员等分五份，每次召开全体会议时进行座位轮换，以确保所有代表委员都有机会距离主席台最近。
这一打破多年惯例的“意外”改变，被一些舆论解读为“创造平等参政议政的氛围”。这种说法或许更多代表了一种社会愿望，重要的是，这一“意外”调整放大了一个重要议题——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推动平等参政议政？
首要的一点，改革现有的代表结构和委员界别，进而推进参政主体的平等化。多年以来，对于“官员代表”、“老板代表”在各级人大中比例过高的现象，社会批评不断。通过各种改革措施，已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代表、平民代表进入人大，尤其是前两年农民工代表进入各级人大，更是赢得一片喝彩。不过总体而言，“官员代表”、“老板代表”过多的格局并未彻底改观。在政协方面，原有的界别设置已难以代表一些新崛起的社会阶层，而且多年以来，农民、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等社会主要阶层一直未能纳入政协界别。近年来，已有政协委员建议增设企业界、法律界、产业工人界、自由职业者界等界别，也有政协委员呼吁增设农民界别，让占中国人口70％至80％的农民群体在政协中享有更直接的政治话语权，这些呼声值得主政者认真考量。
要保障代表委员平等参政议政，还需作出更合理的制度安排。比如，在两会会期有限的情形下，为了防止少数代表委员垄断发言时间，可以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对发言时间、顺序等等设定必要限制。更重要的是，应当创造公平、宽松的政治环境，保障代表委员平等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等法定权利。令人忧虑的是，有代表委员迫于种种压力而噤声，也有个别议案、建议、提案因“影响问题”被封杀。一些地方的两会还不乏这样的场景，只要高官代表参会，哪怕是不具备代表身份的高官亲临现场，会议就变成了官员长篇累牍介绍“辉煌政绩”的“独角戏”，甚至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训示”。这些现实足以证明，要推进平等参政议政，改造民主机制和政治文化不可或缺。
除了外部动力，平等参政议政还有赖于代表委员权利和履职意识的自我觉醒。虽然近年来各地两会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直言代表”、“炮筒委员”，但“听会委员”、“哑巴代表”并未绝迹。倘若代表委员缺乏应有的勇气和能力，即使座位再靠前，恐怕也对平等参政议政无济于事。相反，如果代表委员具备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座位再居后，也无碍其平等表达、大胆直言。
要真正达致平等参政议政的理想图景，需要更多的改革措施，也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气。我们期待，在推动平等参政议政方面，能由调整座位这一“小意外”，激发出更多、更具实质意义的“大意外”。
约见官员，代表权利如何不虚置
全国人代会召开前一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等官员专门邀请胡晓燕等三位农民工代表，就农民工就业问题听取其意见和建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今年广州人代会分组讨论会上，由于相关政府官员缺席，广州市人大代表方土当场“发飙”：“领导再不参加，我明天就不来了！”
这两起“意外”事件，实际上都触及了代表如何与政府有效沟通的问题，这固然需要政府部门作出真诚姿态，但倘若沟通渠道不畅通甚至“领导不参加”，人大代表究竟是被动等待还是主动约见，值得思考。
代表约见“一府两院”负责人是一项法定权利，也是代表行使监督权的一种有效手段。方代表与其“发飙”抱怨，不如主动约见缺会的相关官员，当场提出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代表约见权并不局限于人代会期间，在闭会期间也可以借助代表视察等方式随时行使，但无论是人代会期间还是闭会期间，代表约见权常常被束之高阁，恐怕这也是沟通渠道不畅的一大根源。
事实上，指望一次人代会就解决民意表达之类的所有问题，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近年来各级人代会召开期间，“议案大王”、“建议大王”成为媒体追捧的焦点。而在闭会期间，尽管大量民意亟需通过代表随时向政府传达，却鲜见相关的代表议案、建议身影。其实，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可随时提交议案、建议。2006年，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陈雪英就顺应民意，提交过要求停止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的一纸紧急建议，并成功阻止了此项不合理收费。可惜，这种积极行权的姿态，还是孤独的“珍品”。
现行的宪政和人大制度，其实为代表设计了丰富的权利体系，除了眼下被频频使用的提出议案建议权、审议权、表决权、选举权等等外，还有监督力度更具刚性的询问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以及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权利等等。20０0年在广东各级人代会上曝发的“询问潮”和“质询潮”，就是这类重要权利的鲜活运用。不过总体而言，这类行权实践还是稀缺的样本。以全国人大为例，仅在1980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就宝钢工程提出过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质询案。而罢免权在各级人大尽管运用甚多，也基本上只是针对一些腐败官员“补办”的一道法律手续，却鲜见对渎职、无能官员的追究。
要改变一些法定的代表权利长期虚置的现状，除了改善现有的制度和政治环境，也需要提升一些人大代表的行权意识，从“要我监督”向“我要监督”转型，进而激活一些“休眠”的代表权利，变被动行权为主动行权。人大代表并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符号，为民代言也并不仅仅是一种话语表态，而是必须以用足手中的权利加以证明。我们期待，代表约见政府官员、代表提出询问、质询等主动行权能常态化，而不是稀有的“意外”，这对改善两会政治生态、提升民主政治质量，至为关键。
两会种种“意外”，当成民主政治正常化之动力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热点迭出，“意外”不断，萦绕于会场内外的争辩声浪，似乎有违“平和”、“团结”的规定语境，但正是这些“意外”，或将成为民主政治进一步走向正常化的有力推手。
两会开幕不久，刘翔“缺席门”事件就点燃了对代表委员缺会现象的社会性反思，“不幸”成为标靶的刘翔火速回国参会，完成了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跨栏”。其后又是“解释门”事件，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个税起征点暂时不会调整”的论断、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检察机关反腐缺乏有价值线索”的说法，招致一些代表委员不满和网民狂批，先后出面解释。而官员代表、委员如何不混淆官方身份与议政角色，则成为公共讨论中最富價值的思考。
此次两会还出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议政言论和议案提案。从一些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称“中国人看病既不难也不贵”，到一些代表委员吁请暂停执行《劳动合同法》，再到“将‘人民币’改称‘中华元’”、“封杀‘山寨’现象”、“恢复使用繁体字”等“雷人”议案提案，无不陷入质疑声浪，而代表委员的利益倾向、代言立场、参政素质等等，则成为最核心的追问。
在参政议政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勇敢的反省。钟南山代表“10分钟发言，8分钟歌功颂德”的直言，葛剑雄委员“政协提案质量连年下降，应设专职委员”的呼吁，“意外”捅破了现实政治生态的某种困局。而为了改变高考的地域不公，河南代表团一些代表已由去年温和的“建议案”转向今年尖锐的“批评案”，一旦未有改观，明年将提出更令人“意外”的“质询案”或“罢免案”，行权、监督的意识自觉呼之欲出。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会场议政”与“民间议政”的互动效应在今年空前放大，殿堂里论政正酣，“网上两会”、“民间两会”亦是如火如荼。从恢复“五一”黄金周之争的利益冲突，到“躲猫猫”事件背后的公民力量，从4万亿投资的流向监管，再到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反腐诉求，代表委员的个体吁求与坊间民意相伴相行、脑力激荡，共构成了推动制度改革的激情和伟力。对于代行政治权力的代表委员们，公共媒体和平民百姓不再是过度敬畏或漠不关心，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呼应、臧否其言行。纵观历次两会，民意从未如今年这般深度参与两会政治，代表委员群体从未如今年这般接受民意的评判和监督，而这种来自民间的“两会意识”、公民意识，乃是推动民主政治的最大动力。
此次两会种种“意外”事件和细节，其实已超越了具体议题本身，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两会的政治生态。而透过种种热闹和争议，如何完善代表委员遴选、退出机制，如何构建更加合理的利益代言结构，如何提高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素养，如何激活质询等刚性行权方式，如何扩展民间与两会的沟通与互动，如何改进监督参政议政质量的社会机制等触及体制性、制度性的真问题，都籍此浮出水面。正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此次两会的种种“意外”，能够转化为政治改革的精神遗产，转化为推动民主政治进一步正常化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