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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传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后赵令畤的跋文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政治背景的角度，分析赵令畤与苏轼的关系，探讨赵令畤与此画收藏者梁师成的往来，最后推论赵令畤在此卷后题跋的动机和原因。
关键词：乔仲常;后赤壁赋图;赵令畤;苏轼;梁师成
现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后赤壁赋图》是一幅纸本墨笔长卷画，描绘苏轼（1037-1101年）脍炙人口的《赤壁赋》。根据《石渠宝笈初编》卷三十二记载，《后赤壁赋图》拖尾处原有十篇宋人跋文。其中前面两篇仍然与画心连接，后面八篇跋文在20世纪被切割，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第一篇跋文内容如下：
观东坡公赋赤壁，一如自黄泥坂游赤壁之下，听诵其赋。真杜子美所谓“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者也。宣和五年八月七日德麟题。
根据以上北宋赵令畤（字德麟，1064-1134年）跋文，大部分学者认为该卷最晚完成于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七日。然而，由于此画在风格和笔墨表现形式上的超前性以及画史记载稀缺，学术界对此画年代多有争议。近几年来，学者开始对此画的创作原因和动机进行研究，论证其为北宋之作。薛磊在2016年的文章中对该卷最早的收藏者梁师成进行分析，根据画面表现形式、跋文内容以及史料中有关梁师成自称是苏轼的“出子”的信息，认为《后赤壁赋图》有可能是梁师成为了纪念其“父”苏轼而组织创作的。[2]
丁羲元则认为此卷并非宋代作品，并对赵令畤跋文的真伪持疑问态度。他提出疑问，假如赵令畤见过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为什么在他的《侯鲭录》中没有提及？[3]《侯鲭录》中有记录大量有关苏轼的轶事和言论，并且赵令畤所记录的信息为后世人了解苏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另外需要考察的是赵令畤题跋的时间及其与政治背景的关系。在他题跋的前一个月——1123年7月，皇帝下诏禁毁苏轼文集的印板。[4]在如此的背景下，收藏和传播苏轼之作自然有一定风险。《后赤壁赋图》不仅是描绘苏轼文学作品的绘画，并在画面上有相关文句，而且此画也多次细致地描绘出苏轼的相貌。但画尾十篇跋文中，只有赵令畤和另外一个跋文者落款，不妨推测，他们之所以选择不落款，是否因为此画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敏感性？相比之下，赵令畤为何在此时留下跋文并且跋后写下名款？
本文从以上问题出发，首先对赵令畤与《后赤壁赋图》中的对象人物苏轼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探讨赵令畤与此卷收藏者梁师成的关系，最后试图表明赵令畤在如此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所题跋的动机和原因。
一、赵令畤与苏轼的关系
关于赵令畤在此卷后题跋的可能性，首先我们需要回到文献记载中思索，并探讨赵令畤与苏轼的关系。赵令畤，初字景贶，为宋太祖第四子燕懿王赵德昭玄孙。《宋史》载：“令畤字德麟……元祐六年，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守，爱其才，因推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聪明者岂少哉？顾德行何如耳。’竟不许。”[5]元祐六年（1091年），赵令畤和苏轼初次在颍州认识，当时苏轼任知州，赵令畤为签判。苏轼赞赏赵令畤的才能，并把他推荐于朝。苏轼之所以把赵令畤的字改为德麟，在《赵令畤字说》一文中有说明，其中说赵令畤“博学而文，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而敏于为政”[6]。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推赵令畤入馆阁[7]，但未成功，然而没有影响两人的关系。
赵令畤和苏轼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两人交往频繁。赵令畤在《侯鲭录》中多次记录他与苏轼及其门客的轶事，在这些文人雅集中，大家一起品酒作诗词。元祐七年有记载苏轼与其他人一起作诗时，他听到朋友问：“何如招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苏轼大喜，回答：“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8]在颍州期间，苏轼为赵令畤写过不少诗，例如《腊梅赠景贶》《赵德麟饯饮湖上舟中对月》《戏和赵景贶求酒》等作。两人对书诗画感兴趣，后来苏轼调往扬州之后，他们继续通过书信形式保持联系。
作为苏轼的仰慕者，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还记录了大量苏轼的思想和艺术理论，对后世人了解苏轼的贡献十分大。然而，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再次被贬惠州，赵令畤因为与苏轼交往密切被惩罚，《宋史》记载：“轼被窜，令畤坐交通轼罚金。已而附内侍谭稹以进。”[9]赵令畤对苏轼表示始终不渝的忠诚，因此被张耒所钦佩，他在《柯山集》中写：“苏公既谪岭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闲废且十年，其平生与公往还之迹，宜其深微而讳之矣。而德麟不然，宝藏其遗墨余稿，无少弃舍，此序其甲也。予问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传者也，不可使后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谓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者欤！’”在此情况下，赵令畤仍然很重视保护苏轼的翰墨，不顧皇帝的命令，也不顾这种行为对自己生涯带来不好的影响。
由此，赵令畤在1123年苏轼文集印板被禁毁的情况下，他仍然愿意在《后赤壁赋图》上题跋并落款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看到了这幅画以及画中苏轼的相貌，深受感动，所以留下了充满悲伤之情的跋文。跋中引用了杜甫诗《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杜甫在诗中追悼其友人张旭。赵令畤这样做，可以代表他对苏轼的怀念。
二、赵令畤与梁师成的
关系
反观学者丁羲元所言赵令畤为何在《侯鲭录》中未记录此画这一问题，可以对赵令畤与《后赤壁赋图》的收藏者梁师成加以分析。画心和跋文部分中每一纸本接纸处各钤有北宋宦官梁师成（？-1126年）的骑缝印。梁师成是宋徽宗所恩宠的太监，也自称是苏轼的“出子”，但被历史判为腐败的奸臣，最终因罪被杀。梁师成应为《后赤壁赋图》最早的收藏者，而除了此画之外，有史料证明他有丰富的私人书画收藏。如同赵令畤，梁师成在苏轼文集被禁的情况下，继续收藏苏轼翰墨，并且还大胆地反对皇帝的命令，《宋史》记载：“是时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师成诉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此外，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也记载：“师成在禁中见其书，为诸人道之，诸人幸其书之出，因曰：‘此不可不录也。’”由此可知梁师成热衷于收藏苏轼翰墨，他保护苏轼翰墨和文学作品的举动，被视为他的可取之处。 那么，赵令畤和梁师成除了都是苏轼的追随者以外，他们是否有更密切的关系，而这幅画能够代表什么？据《宋史》记载，梁师成“多置书画卷轴于外舍，邀宾客纵观，得其题识合意者，辄密加汲引，执政、侍从可阶而升”。赵令畤一生如此坎坷，尽管最初蒙苏轼推荐但未能入馆阁，后来崇宁三年（1104年）进入元祐党籍，被斥責为“为臣不忠”，四年以后平反，但此后也只能任品阶较低的职位。[9]在赵令畤题跋的同一年，他终于得到了官位，在谭稹之下任宣抚使。虽然史料中未能找到梁师成与赵令畤直接交往的证据，但史料证明谭稹是由梁师成举荐而为宣抚的，也就是说谭稹是梁师成手下的宦官。因此，梁师成可否为了取得苏轼友人赵令畤的笔墨而请他到“外舍”而在《后赤壁赋图》上题跋，或者反过来说，赵令畤为了得到官位，答应了梁师成的请求，在他所收藏的画作上留下笔迹？这种情况也是不无可能的。最后，可推测赵令畤之所以在《侯鲭录》未记录《后赤壁赋图》这幅画，是因为他担心让别人知道他与这位腐败的宦官有如此的关系。
总之，将《后赤壁赋图》及其跋文置于社会政治背景中研究，可窥知此画与政治关系密切。本文所研究的赵令畤跋文，一方面表达他对苏轼的怀念，另一方面或许能够代表赵令畤和梁师成为了达到个人的目标而形成了复杂的政治性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杨仁凯.国宝沉浮录：精读本[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306.
[2]XUE L.The literati， the eunuch， and a memorial： the nelson-atkins’s red cliff handscroll revisited [J]. Archives of Asian art， 2016（1）：25-49.
[3]丁羲元.乔仲常《后赤壁赋图》辩疑[C]//丁羲元.国宝鉴读.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307-308.
[4]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许沛藻，金圆，顾吉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750.
[5]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7197-7198.
[6]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401.
[7]苏轼.苏轼文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1：318-319.
[8]赵令畤.侯鲭录[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20.
[9]孙欣婷.赵令畤行年考[J].古籍研究，2016（2）：211.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
关键词：乔仲常;后赤壁赋图;赵令畤;苏轼;梁师成
现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后赤壁赋图》是一幅纸本墨笔长卷画，描绘苏轼（1037-1101年）脍炙人口的《赤壁赋》。根据《石渠宝笈初编》卷三十二记载，《后赤壁赋图》拖尾处原有十篇宋人跋文。其中前面两篇仍然与画心连接，后面八篇跋文在20世纪被切割，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第一篇跋文内容如下：
观东坡公赋赤壁，一如自黄泥坂游赤壁之下，听诵其赋。真杜子美所谓“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者也。宣和五年八月七日德麟题。
根据以上北宋赵令畤（字德麟，1064-1134年）跋文，大部分学者认为该卷最晚完成于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七日。然而，由于此画在风格和笔墨表现形式上的超前性以及画史记载稀缺，学术界对此画年代多有争议。近几年来，学者开始对此画的创作原因和动机进行研究，论证其为北宋之作。薛磊在2016年的文章中对该卷最早的收藏者梁师成进行分析，根据画面表现形式、跋文内容以及史料中有关梁师成自称是苏轼的“出子”的信息，认为《后赤壁赋图》有可能是梁师成为了纪念其“父”苏轼而组织创作的。[2]
丁羲元则认为此卷并非宋代作品，并对赵令畤跋文的真伪持疑问态度。他提出疑问，假如赵令畤见过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为什么在他的《侯鲭录》中没有提及？[3]《侯鲭录》中有记录大量有关苏轼的轶事和言论，并且赵令畤所记录的信息为后世人了解苏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另外需要考察的是赵令畤题跋的时间及其与政治背景的关系。在他题跋的前一个月——1123年7月，皇帝下诏禁毁苏轼文集的印板。[4]在如此的背景下，收藏和传播苏轼之作自然有一定风险。《后赤壁赋图》不仅是描绘苏轼文学作品的绘画，并在画面上有相关文句，而且此画也多次细致地描绘出苏轼的相貌。但画尾十篇跋文中，只有赵令畤和另外一个跋文者落款，不妨推测，他们之所以选择不落款，是否因为此画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敏感性？相比之下，赵令畤为何在此时留下跋文并且跋后写下名款？
本文从以上问题出发，首先对赵令畤与《后赤壁赋图》中的对象人物苏轼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探讨赵令畤与此卷收藏者梁师成的关系，最后试图表明赵令畤在如此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所题跋的动机和原因。
一、赵令畤与苏轼的关系
关于赵令畤在此卷后题跋的可能性，首先我们需要回到文献记载中思索，并探讨赵令畤与苏轼的关系。赵令畤，初字景贶，为宋太祖第四子燕懿王赵德昭玄孙。《宋史》载：“令畤字德麟……元祐六年，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守，爱其才，因推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聪明者岂少哉？顾德行何如耳。’竟不许。”[5]元祐六年（1091年），赵令畤和苏轼初次在颍州认识，当时苏轼任知州，赵令畤为签判。苏轼赞赏赵令畤的才能，并把他推荐于朝。苏轼之所以把赵令畤的字改为德麟，在《赵令畤字说》一文中有说明，其中说赵令畤“博学而文，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而敏于为政”[6]。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推赵令畤入馆阁[7]，但未成功，然而没有影响两人的关系。
赵令畤和苏轼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两人交往频繁。赵令畤在《侯鲭录》中多次记录他与苏轼及其门客的轶事，在这些文人雅集中，大家一起品酒作诗词。元祐七年有记载苏轼与其他人一起作诗时，他听到朋友问：“何如招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苏轼大喜，回答：“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8]在颍州期间，苏轼为赵令畤写过不少诗，例如《腊梅赠景贶》《赵德麟饯饮湖上舟中对月》《戏和赵景贶求酒》等作。两人对书诗画感兴趣，后来苏轼调往扬州之后，他们继续通过书信形式保持联系。
作为苏轼的仰慕者，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还记录了大量苏轼的思想和艺术理论，对后世人了解苏轼的贡献十分大。然而，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再次被贬惠州，赵令畤因为与苏轼交往密切被惩罚，《宋史》记载：“轼被窜，令畤坐交通轼罚金。已而附内侍谭稹以进。”[9]赵令畤对苏轼表示始终不渝的忠诚，因此被张耒所钦佩，他在《柯山集》中写：“苏公既谪岭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闲废且十年，其平生与公往还之迹，宜其深微而讳之矣。而德麟不然，宝藏其遗墨余稿，无少弃舍，此序其甲也。予问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传者也，不可使后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谓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者欤！’”在此情况下，赵令畤仍然很重视保护苏轼的翰墨，不顧皇帝的命令，也不顾这种行为对自己生涯带来不好的影响。
由此，赵令畤在1123年苏轼文集印板被禁毁的情况下，他仍然愿意在《后赤壁赋图》上题跋并落款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看到了这幅画以及画中苏轼的相貌，深受感动，所以留下了充满悲伤之情的跋文。跋中引用了杜甫诗《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杜甫在诗中追悼其友人张旭。赵令畤这样做，可以代表他对苏轼的怀念。
二、赵令畤与梁师成的
关系
反观学者丁羲元所言赵令畤为何在《侯鲭录》中未记录此画这一问题，可以对赵令畤与《后赤壁赋图》的收藏者梁师成加以分析。画心和跋文部分中每一纸本接纸处各钤有北宋宦官梁师成（？-1126年）的骑缝印。梁师成是宋徽宗所恩宠的太监，也自称是苏轼的“出子”，但被历史判为腐败的奸臣，最终因罪被杀。梁师成应为《后赤壁赋图》最早的收藏者，而除了此画之外，有史料证明他有丰富的私人书画收藏。如同赵令畤，梁师成在苏轼文集被禁的情况下，继续收藏苏轼翰墨，并且还大胆地反对皇帝的命令，《宋史》记载：“是时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师成诉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此外，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也记载：“师成在禁中见其书，为诸人道之，诸人幸其书之出，因曰：‘此不可不录也。’”由此可知梁师成热衷于收藏苏轼翰墨，他保护苏轼翰墨和文学作品的举动，被视为他的可取之处。 那么，赵令畤和梁师成除了都是苏轼的追随者以外，他们是否有更密切的关系，而这幅画能够代表什么？据《宋史》记载，梁师成“多置书画卷轴于外舍，邀宾客纵观，得其题识合意者，辄密加汲引，执政、侍从可阶而升”。赵令畤一生如此坎坷，尽管最初蒙苏轼推荐但未能入馆阁，后来崇宁三年（1104年）进入元祐党籍，被斥責为“为臣不忠”，四年以后平反，但此后也只能任品阶较低的职位。[9]在赵令畤题跋的同一年，他终于得到了官位，在谭稹之下任宣抚使。虽然史料中未能找到梁师成与赵令畤直接交往的证据，但史料证明谭稹是由梁师成举荐而为宣抚的，也就是说谭稹是梁师成手下的宦官。因此，梁师成可否为了取得苏轼友人赵令畤的笔墨而请他到“外舍”而在《后赤壁赋图》上题跋，或者反过来说，赵令畤为了得到官位，答应了梁师成的请求，在他所收藏的画作上留下笔迹？这种情况也是不无可能的。最后，可推测赵令畤之所以在《侯鲭录》未记录《后赤壁赋图》这幅画，是因为他担心让别人知道他与这位腐败的宦官有如此的关系。
总之，将《后赤壁赋图》及其跋文置于社会政治背景中研究，可窥知此画与政治关系密切。本文所研究的赵令畤跋文，一方面表达他对苏轼的怀念，另一方面或许能够代表赵令畤和梁师成为了达到个人的目标而形成了复杂的政治性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杨仁凯.国宝沉浮录：精读本[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306.
[2]XUE L.The literati， the eunuch， and a memorial： the nelson-atkins’s red cliff handscroll revisited [J]. Archives of Asian art， 2016（1）：25-49.
[3]丁羲元.乔仲常《后赤壁赋图》辩疑[C]//丁羲元.国宝鉴读.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307-308.
[4]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许沛藻，金圆，顾吉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750.
[5]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7197-7198.
[6]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401.
[7]苏轼.苏轼文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1：318-319.
[8]赵令畤.侯鲭录[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20.
[9]孙欣婷.赵令畤行年考[J].古籍研究，2016（2）：211.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