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与其他人文学科相较最具优势的是田野调查，按照较为普遍的说法叫获取第一手资料。在《茶叶的流动》一书中，作者除引用各类文献外，还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形成了“多维视角的结构场域”，正如彭兆荣先生在总序中所谓的“我者的现场”与“他者的现场”语义叠加，而色泽交映。作者肖坤冰对此有清晰的把握，“承认地方知识体系和话语解释的自主性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前提。”
　　本书提供了闽北环境及武夷茶的知识谱系，脉络清晰，娓娓而谈，有相当好的语言叙事功力。由茶而人，由人而时空结构，层层剥茧，阐晓明通。作者指出：“茶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模棱两可性。在中国民间，茶叶被称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事实上，人们也常常将‘琴棋书画诗酒茶’视为文人的‘七件宝’或‘七宠’……因此茶在中国文化体系里具有一种微妙的两可性。”这是一个富含哲学思维的延宕起点，应了这点引导，更有利于读者理解雅意如斯的闽北茶类代表金骏眉、大红袍了。
　　本书在阐述时，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茶的生、熟变化，茶的由生到熟，从自然到文化是“历代中央政权不断扩张，不断将‘边陲’文而化之的过程。”物质的进化与权力架构合谋穿过了我们的生活空间，不动神色的影响了我们的一切。
　　武夷茶在18世纪前后，通过中俄陆上茶叶之路与英国这一中介者成为欧洲大陆新兴的时髦饮品，“他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贞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豪。”经过查阅史料，作者注意到“不管是茶工、岩主还是在本地设茶行的茶商都是武夷山的他者。”产地并非主动的“推动者”，造成这种情状的，更可能是“意义”的确定和重新结构的“意义”。那些做坏的“乌茶”，受到英吉利人“必起立致敬”的高度推崇和追捧。17世纪末以来红茶在海外形成的优越市场使得在发源地武夷山桐木关的空间有了“正山”和“外山”之分，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今日“创造”出售价昂贵之“金骏眉”。
　　晋商在这场国家贸易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些被称为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自武夷山下梅村将茶叶通过溪水路汇运至崇安县，用车马运至江西河口，达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而后用马帮托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作者描述了中国茶叶在俄国的传播历经了由沙皇、贵族到普通民众，由神奇药物、奢侈品到日常饮品，由权力象征、身体美学到平衡饮食结构的不同功能变化，最终由一种神话、传说成为中俄贸易交往中的一段历史。
　　作者在对“茶香”理解时，运用了几则个性化的小叙述，前面分别选了三段古文——董天工的《武夷山志》，梁章钜的《归田琐记》与郭柏苍的《闽产异录》，后面引用了亲自调查时不同人员的个性“理解”，这是个有趣的田野案例。在文学作品中亦有过这样的手法，一个故事母体经由由不同的“叙事”途径最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作者分析了这些不同的“茶香”表述的指向，阐释和叙事逻辑，并指出这些由“范畴”和“元语言”建构的逻辑语言形成了意义的再生产，饮者与“茶”在互动中不自觉地层层叠加了茶的“意义”。
　　作为人类学学者，作者具有高明的阐释能力，对于17—19世纪的武夷茶的国际贸易这样一个算得上宏大的主题，通过对贸易起点武夷山茶工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对贸易网络和商人群体展开的追踪，以及对域外消费者“重塑”茶叶意义的分析，再统之于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关怀，使的本书在呈现“武夷茶的传记与世界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武夷之茶，由闽北山岭耸峙的群峰出行，开拓出的广大时空领地是那样浓厚、深邃、幽远，这一片清癯柔嫩的枝叶承载着伟大的文化因子，时至今日仍在继续阐释着“一片树叶的故事”。
　　附：《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1》
　　作者：肖坤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3-07-01
　　内容简介：通过对明朝以来闽北山区茶叶贸易网络的追踪，展现了区域社会在受到本地的历史叙事、海外市场对武夷茶“意义”的重塑、社区中的仪式传统、王朝国家行政力量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动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