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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借鉴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助于社会转型期的反腐倡廉工作。无论是从历史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来看，廉政始终关乎国运民心，是社会良好运作的前提。
【关键词】：传统 新时代 廉政文化
“廉政”一词首见于《晏子春秋》，字面意思即廉洁政治。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社会中，它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对政府和统治阶层的理想诉求。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它是中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一、传统廉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晏子春秋》：“廉者，政之本也。”以“廉”为核心理念的廉政思想作为国家管理的基础，在诸子百家的理论学说中得到发展。儒家倡导“民本”、“正己”，主张“仁政”、“德治”。《尚书》曰：“民惟邦本”，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提出“君舟民水”思想，《大学》有“修身齐家”的要求，这些思想都提醒君主和官吏要勤政爱民，修身正己，树立廉洁奉公的形象。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廉政思想成为古代廉政思想的根本。而道家提倡的“去甚、去奢、去泰”原则，法家的法治思想，以及墨家的“尚贤”、“节用”理念等作为重要补充，在历史变迁、朝代更迭中日臻完善，形成了包括“礼法并治”、“德主刑辅”、“崇德尚贤”等系统的廉政思想。
历史经验也证明，认真贯彻落实廉政思想的君主贤明，其统治的国家和朝代繁荣昌盛，如“贞观之治”、“仁宗盛治”；反之，如明末君主奢靡，官吏腐败，以致天怨民愤，人亡政息。
二、传统廉政制度的建设与应用
古代廉政制度包括廉政政策及法律制度、职官设置及选拔制度和官吏管理及监察制度。
廉政政策主要为轻徭薄赋，裁汰冗员，减省官俸，君王带头崇尚节俭，禁抑奢侈；法律制度则体现在用峻法严惩官吏贪污腐败的行为，如《唐律》首次针对职官规定“六赃”罪行，即强盗、盗窃、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和坐赃。此后历代多有沿用，至明洪武初期，朱元璋规定贪赃至60两以上即处死刑，可谓对贪腐深恶痛绝。
在职官设置上主要采取权力分散与相互制约的方式，对群臣的执行权和管辖权进行限制。为使任用的官吏清廉贤能，由汉代“举孝廉”、魏晋“九品中正制”到隋朝“科举制”，官吏选拔制度逐渐发展，愈显公平。
官吏管理及监察制度涉及对官员操守品行和才能政绩的考核，如周朝以“六廉”为官员考核制度。秦汉之后设置监察机构和职官，如御史监察系统和谏官谏议系统，以劝谏君上、监督百官。这些廉政文化体系的建设维持了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有力促进了国家的稳定进步。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廉政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廉政文化的建设，历代领导人都清醒认识到腐败对于党和国家的危害。早期共产党通过实行民主制度，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整风运动等举措加强了党的廉政建设，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熟读历史，以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为鉴戒，“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下定决心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并提出“两个务必”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打下了清正廉洁的基础。然而，随着物质条件发展，党员队伍扩大，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够坚定，面对诱惑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带坏了党内风气，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和党的形象。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态度之坚定，手腕之强硬有目共睹。他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如今我们国家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期，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在这个关键时刻，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总结历史教训和执政经验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
在廉政思想方面：（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段论述既是对《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贯彻和遵循，也是对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德治法治并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道德是法制建设的思想基础，法制是道德规范的制度保障。一个国家的治理，社会不良风气的扭转，离不开道德教化和法律约束。德法并治体现了对 “德主刑輔”思想的创新发展。
在廉政制度方面：（一）加强对权力制约，充分发挥民主制度；（二）加强对权力监督，建立健全监察考核制度；（三）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完善廉政法律制度。孟德斯鸠曾说：“权力没有制约就必然滥用，必然腐败。”当权力能够掌控和操纵利益分配，这就给腐败提供了动机和机会，因此在制度层面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是加强廉政建设的有效措施。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反腐态势下，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出台，如颁布“八项规定”，推行简政放权，设立监察委，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依然要结合实际国情，借鉴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坚持发展创新和多项并举，对腐败问题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反腐惩戒机制和防范机制，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杨建党.儒家廉政文化：地位、结构与限度.江汉论坛，2018（10）：137-142.
【2】祝平恒，朱忠祥.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其历史启示.学理论，2015（35）：91-93.
【3】谷昀凌.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35（3）：44-47.
【4】郭兴全.中国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程泽航（1997.6.11—），男，汉族，湖北武汉，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社社长，本科，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安全工程
第二作者：肖卓灵，女，本科，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关键词】：传统 新时代 廉政文化
“廉政”一词首见于《晏子春秋》，字面意思即廉洁政治。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社会中，它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对政府和统治阶层的理想诉求。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它是中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一、传统廉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晏子春秋》：“廉者，政之本也。”以“廉”为核心理念的廉政思想作为国家管理的基础，在诸子百家的理论学说中得到发展。儒家倡导“民本”、“正己”，主张“仁政”、“德治”。《尚书》曰：“民惟邦本”，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提出“君舟民水”思想，《大学》有“修身齐家”的要求，这些思想都提醒君主和官吏要勤政爱民，修身正己，树立廉洁奉公的形象。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廉政思想成为古代廉政思想的根本。而道家提倡的“去甚、去奢、去泰”原则，法家的法治思想，以及墨家的“尚贤”、“节用”理念等作为重要补充，在历史变迁、朝代更迭中日臻完善，形成了包括“礼法并治”、“德主刑辅”、“崇德尚贤”等系统的廉政思想。
历史经验也证明，认真贯彻落实廉政思想的君主贤明，其统治的国家和朝代繁荣昌盛，如“贞观之治”、“仁宗盛治”；反之，如明末君主奢靡，官吏腐败，以致天怨民愤，人亡政息。
二、传统廉政制度的建设与应用
古代廉政制度包括廉政政策及法律制度、职官设置及选拔制度和官吏管理及监察制度。
廉政政策主要为轻徭薄赋，裁汰冗员，减省官俸，君王带头崇尚节俭，禁抑奢侈；法律制度则体现在用峻法严惩官吏贪污腐败的行为，如《唐律》首次针对职官规定“六赃”罪行，即强盗、盗窃、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和坐赃。此后历代多有沿用，至明洪武初期，朱元璋规定贪赃至60两以上即处死刑，可谓对贪腐深恶痛绝。
在职官设置上主要采取权力分散与相互制约的方式，对群臣的执行权和管辖权进行限制。为使任用的官吏清廉贤能，由汉代“举孝廉”、魏晋“九品中正制”到隋朝“科举制”，官吏选拔制度逐渐发展，愈显公平。
官吏管理及监察制度涉及对官员操守品行和才能政绩的考核，如周朝以“六廉”为官员考核制度。秦汉之后设置监察机构和职官，如御史监察系统和谏官谏议系统，以劝谏君上、监督百官。这些廉政文化体系的建设维持了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有力促进了国家的稳定进步。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廉政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廉政文化的建设，历代领导人都清醒认识到腐败对于党和国家的危害。早期共产党通过实行民主制度，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整风运动等举措加强了党的廉政建设，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熟读历史，以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为鉴戒，“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下定决心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并提出“两个务必”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打下了清正廉洁的基础。然而，随着物质条件发展，党员队伍扩大，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够坚定，面对诱惑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带坏了党内风气，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和党的形象。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态度之坚定，手腕之强硬有目共睹。他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如今我们国家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期，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在这个关键时刻，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总结历史教训和执政经验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
在廉政思想方面：（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段论述既是对《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贯彻和遵循，也是对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德治法治并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道德是法制建设的思想基础，法制是道德规范的制度保障。一个国家的治理，社会不良风气的扭转，离不开道德教化和法律约束。德法并治体现了对 “德主刑輔”思想的创新发展。
在廉政制度方面：（一）加强对权力制约，充分发挥民主制度；（二）加强对权力监督，建立健全监察考核制度；（三）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完善廉政法律制度。孟德斯鸠曾说：“权力没有制约就必然滥用，必然腐败。”当权力能够掌控和操纵利益分配，这就给腐败提供了动机和机会，因此在制度层面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是加强廉政建设的有效措施。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反腐态势下，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出台，如颁布“八项规定”，推行简政放权，设立监察委，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依然要结合实际国情，借鉴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坚持发展创新和多项并举，对腐败问题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反腐惩戒机制和防范机制，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杨建党.儒家廉政文化：地位、结构与限度.江汉论坛，2018（10）：137-142.
【2】祝平恒，朱忠祥.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其历史启示.学理论，2015（35）：91-93.
【3】谷昀凌.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35（3）：44-47.
【4】郭兴全.中国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程泽航（1997.6.11—），男，汉族，湖北武汉，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社社长，本科，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安全工程
第二作者：肖卓灵，女，本科，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