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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词汇学、词汇史、词典学的理论，从多个角度分析评述了新著《〈国语〉词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认为该书不仅勾勒出了古汉语词汇在一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体系和框架，而且还为汉语词汇的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个模式和样本，并具有方法论意义。书中提出的理论原则对汉语专书词典的编纂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汉语词典学理论也兼有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性质。全书从实践上探索了一条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和词汇学理论研究断代汉语词汇的新途径。
关键词《〈国语〉词汇研究》词汇学词典学汉语专书词典编纂词汇史
〇、 引言
20世纪末以来，汉语词汇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突出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研究领域都有一批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了词汇研究，培养的词汇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越来越多。与此相关，一批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形成的词汇学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出来。另一方面，与此前相比，词汇研究的领域和方向也不断得以拓展。无论是古代汉语词汇，还是现代汉语词汇，这些领域的研究所触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词汇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研究的角度也更加全面多样。
就古代汉语词汇研究而言，前贤的研究较多地和训诂学研究相结合，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倾向于传统语文学的做法，跟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相比，古汉语词汇的理论体系相对比较单一薄弱。比如，所研究的词汇问题往往都只是集中在古汉语同义词及其辨析、反义词、词义引申、生僻词的词义考释等方面。所论问题有限，方法也多是原子主义的，研究较多地考虑一个一个具体的词或词义。可是在引入现代语言学理论以后，古汉语词汇研究一改以往的做法，不仅吸收了西方语义学的分析方法，而且还将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词汇理论等引入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一些研究者还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成功地用于古汉语词汇研究，将古书的训诂材料和古汉语语料加以研究和分析，使古汉语词汇研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陈长书先生（2014）的新著《〈国语〉词汇研究》（以下简称《词汇研究》）就具有这种特点。该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词典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成功地用于古汉语词汇研究，历经十多年精心打磨而成的一个样本。与学界现有的同类著作相比，特色明显，主要呈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古汉语词汇理论架构系统全面
与以往古汉语词汇研究著作或古代专书词汇研究的论著不同，《词汇研究》融训诂学研究成果和汉语词汇学、词典学基本理论于一体，理论根基深厚，架构完整，系统而有层次。
全书内容除了绪论外，共八章。包括《国语》词的辨识、词素、基本词、方言词、单音词和复音词、首见词、同义词、单义词和多义词。另外还附录三篇论文，四个词表。
绪论部分开门见山，简明扼要。介绍了《国语》的有关语料，词汇概貌，词汇研究概况和研究价值，以及该书的研究方法。给读者提供了进入《国语》词汇研究领域的一把钥匙。
第一章运用现代词汇学的理论，就《国语》中词的识别问题专门讨论。词的识别问题也就是对词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涉及关于词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即： 词的符号性问题、词的分离性问题和词的同一性问题。词的分离性问题主要涉及词与词素、词与词组的划分。词的同一性主要牵涉到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划分，不同的语法形式或者书写形式究竟是不是同一个词，怎样从语言中提选作为形式和意义统一体的词等问题。（张永言 1982： 23—24）这是语言理论研究，更是汉语词汇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无论是研究现代汉语词汇、近代汉语词汇，还是研究古代汉语词汇，概莫例外。因为只有确定了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词，明确了研究的对象，才能谈得上下一步该用什么方法，解决什么问题。
学界一般都认为，古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往往一字一词，因而常出现以“字”的分析代替词的研究的现象。很多同类词汇学著作不大注重分析古汉语词的分离性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有的论著虽有所涉及，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并附带解释一下古汉语里有少数的复音词（如联绵词、重叠词）不是一字一词，算是例外。这种做法实际上淡化了古汉语词的识别问题，也削弱了古汉语词的分离性理论，忽视并低估了汉语词识别的难度，自然不利于科学严谨的古汉语词汇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完善。
难能可贵的是，《词汇研究》不但详细剖析了词的分离性问题，而且进一步谈到了词的同一性问题。尤其是结合古汉语字词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同形异词、异形同词，分析了《国语》词的同一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很精确地统计出《国语》一书共有3202个词，其中单音词1944个，复音词1258个，复合词1224个。复合词中联合式493个，偏正式618个，动宾式93个，主谓式15个，重叠式5个。此外还有临时性的“复语”146个。（陈长书 2014： 2）显而易见，作者是在真正意义上把“词”作为词汇研究考察的核心，而不是简单地把“字”作为词汇研究的对象，这样研究词汇，无疑也就使汉语词汇尤其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专书语言词汇的研究对象非常明确，单看研究语料就很有说服力了。明乎此，以下各个章节关于汉语词汇的定量分析也就同样有了充分的根据，唯其语料可靠，所得出的数据和结论才是可靠的，内容也才更有分量。
第二章研究了《国语》中的词素。论著不仅提出了确定《国语》词素的原则和方法，还在词素分类的基础上统计分析了不同词素在独立成词和进入合成词中构词的两种能力。并结合词素的单个义项探讨了词素义与词素独立成词和构造合成词之间的复杂类型，并从历时角度归纳出词素历史发展变化的几个方面。这不仅使该书，也同样使古汉语词素理论研究的内容丰富深刻。从宏观领域的词深入到微观领域的构词成分和构词法研究，这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并且也早已取得多项研究成果；而对古汉语词汇研究而言，肯定并确立古汉语词的构成成分是词素，并对古汉语的词素从理论上做如此系统的研究，既研究词素意义，又研究词素的成词和构词功能，探究其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坚持了理论与语言事实紧密结合的原则，这在同类古汉语词汇学论著中还是首见。 第三章是对《国语》基本词的研究，《词汇研究》根据现代汉语词汇中关于基本词汇的三个基本特点——“普遍性”“稳固性”“构造新词的基础”，认为“稳固性”和“构造新词的基础”容易操作，可以用作基本词的确定方法和原则，讨论了基本词的义类划分。提出“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将文献内部词汇之间的互证和包含先秦义类系统的专著体训诂学著作《尔雅》结合起来进行讨论”（陈长书 2014： 41）。总结出两个类型： 《国语》和《尔雅》共有的义类；《国语》中有而《尔雅》中无的义类。这就使《国语》基本词的研究结论与语言学理论的基本词汇观点能相互印证，也丰富了汉语历史词汇学关于本阶段基本词汇的理论体系。
第四章是对《国语》方言词的研究，也同样论述了对方言词的判定，考释方言词的方法，总结归纳了方言词的特点，推测了《国语》存在不同方言词的原因。
第五章是对《国语》单音词和复音词的研究。单音词主要研究了其造词法。复音词则不仅研究造词法，还从构词法上分析了其复杂的结构类型，总结了复音词的特点以及复音词构词造词和理据分析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六章为《国语》首见词。首见词是指根据现有材料能够证明的，汉语史上第一次出现在某一文献中的词。（陈长书 2014： 87）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在《国语》中的新词。书中提出了首见复音词的判定方法——比较排除法及其具体步骤，并从数量、结构类型、义类分布和定型程度等方面概述了首见复音词的四个特点，推测了首见词产生的原因。研究自成体系，论证周详，在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引入新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颇有特色。
第七章是对《国语》同义词的研究，先从词性分布、音节构成、同义词聚合内所含词的数量等方面概括了同义词的特点，继而又从语义角度，根据相同义项的对应关系、使用频率、派生类型确定了同义词的不同类型，最后又从历时层次上分析了单音同义词并行使用、单音和复音同义词并行使用、复音同义词并行使用三类不同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同义词的发展变化轨迹和特点。共时结合历时研究探讨同义词的做法，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第八章研究《国语》单义词和多义词。对单义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类型划分上。就《国语》中的单义词而言，若与整个先秦时代的汉语比较，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也就是说，《国语》中有的单义词，若是放在整个先秦阶段的汉语系统里，就是多义词，而不是单义词了。据此，可将单义词分为两个类型系统。而对多义词，则分别探讨了多义词的义项数量，义项之间的语义联系方式，义项产生的机制和方式。观察细致入微，论述精辟透彻。
总结全书，可以看到： 《词汇研究》从确定词，到分析词的构成成分，再到构词法、造词法、构词理据；从分析词义及其构成，到研究单义词和多义词及其类型和发展变化；从首见词到方言词等特殊类词集的研究，涉及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书中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汉语词汇，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而其所构拟的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框架，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理论，而且给出了自己对先秦汉语词汇面貌的全新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肯定，并对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 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
在研究方法上，《词汇研究》引进共时与历时，定量与定性，描写与解释，宏观和微观等多种方法。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汉语词汇理论的综合运用，使研究结论和看法更具新意。
汉语词汇研究中，许多问题若是仅仅停留在共时或者历时一个平面上，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比如汉语合成词的构成理据问题，对理解词义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分析词的内部结构关系和造词法也同样有启发作用。所以，共时平面内一些合成词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往往需要借助于词的构成理据，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有的论著把共时层面的“雪白”“夏至”“冬至”错误地分析为主谓式合成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搞清这些词的构词理据。若是结合历时和构词理据，分析为“像雪一样白”“夏天的极至”“冬天的极至”，就很容易将以上这些词理解为偏正式合成词。这就可见共时结合历时的方法对研究词的构成理据有多么重要。
《词汇研究》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无论是对单义词多义词的意义研究，还是首见词的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坚持把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结合起来，将之引向深入。“首见词”这一概念术语的提出，不能仅仅依据《国语》及与其同时代的语料，尤其需要注意比较其前时语料和后时语料，也就是把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合起来做全方位的分析。这样，不仅呈现了首见词的起源，也关注了其在汉语发展史上的传承和演变，甚至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这些词对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影响。可见，词汇研究从共时平面追溯到历时层面至关重要，意义重大。
又如，关于同义词的历史层次问题，书中不仅探讨了同义词的义项对应、平行和交叉等不同情况和类型，而且还特别注意从历史角度剖析了同义词聚合中每个词可能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出现、存在的时间先后差异、音节数量的不同等问题，认为同义词有新词和旧词的差别、或者原生和孳生的差别、单音词和复音词的差别。这样把同义词研究引向历时，得出的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认识。
至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该书从头至尾始终一以贯之。从对《国语》全书词的总量，到基本词、词素、单音词、复音词、不同结构类型的合成词、单义词和多义词、同义词、方言词、首见词，各类词都是在研究者得出的精确统计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最终给出了准确的数据，有的还附上了一定的比例计算，清楚地呈现了《国语》不同类别词汇聚合体的整体分布特点和规律。文末附录的复音词总表和同义词词表则更是将定量统计分析的语料全都充分地穷尽性地一一展示出来，这些都是对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成功运用的最好说明。
不仅如此，该书在以定量统计分析的方法描写并呈现《国语》词汇的分布特点和变化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同样注重对语言事实的深入研究，对其中的原因给予推断和解释。比如，在对《国语》中的全部方言词一一进行了穷尽性的考释之后，又进一步论述了《国语》中之所以出现这些方言词的原因。分析与概括、描写与解释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不能不提的是，该书的理论性强，观点新，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者研究思路和方法的科学合理，在于将传统训诂学方法和现代中文信息处理技术集合运用。据作者自己介绍，为了研究这个课题，作者首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根据拟定的原则，编制了一个100多万字的电子版《〈国语〉词典》。词典为每个词建立文档，分别释义、注音、标注歧解、举出《国语》原句为例。（陈长书 2014： 183）在此基础上，按照各项不同的标准，分别统计出不同类型的词的数量。这种通过编制词典，建立封闭语料库研究汉语词汇的方法越来越为专书词汇研究者所接纳采用。这种做法也是保证研究有可操作性、结论具有可验证性，同时也更具有科学性的重要条件。电子版《国语》词典虽然还没有问世，但很显然，从内容的编排到体例的设计都已经完全定型了。有此项工作在先，《词汇研究》在语料的整理分析上又下足了功夫，基础性研究做得扎实充分，加之研究方法使用得当，观点和结论自然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三、 对词典学理论的发展和对汉语专书词典编纂的引领
《词汇研究》对汉语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表现在该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建立在自编的电子版《〈国语〉词典》的基础之上，而且还由于作者自编专书词典的实践，尤其是通过自己对大量同类词典的全面比较和深入研究，结合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对专书词典提出了明确的编纂体例和具体原则。书中所确定的这些原则，系统、科学、实用、易于操作，对提升辞书的编写质量和水平，扩大辞书的应用范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原则既丰富了词典学的基本理论，又可以对今后各类汉语词典的编纂发挥理论上的指导和实践上的引领与规范作用。
《词汇研究》的附文详细论述了电子版《〈国语〉词典》编纂的过程和原则。通过分类比较20世纪以来的数十部先秦专书词典，揭示了现有专书词典存在的差异与不足，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具体设想，并结合电子版《〈国语〉词典》的编纂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和实践，并总结出一些具体可操作的编纂体例和原则。从选词立目、标音，到释义、引用例句；从词典的编纂程序和方法的选择，到文献版本和字体的选择、义项的划分和收录、词性标注以至专书词典的正文编排，作者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明确地提出己见和设想，全面系统，颇有新意。
编写词典的第一步，是选词立目。古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因为版本不同，文字有出入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样编写者就应该选择经过严格校对的可信度高的版本，作为确定词性的依据。比如，先秦的经部文献词典，编纂时以《十三经注疏》为底本，确定下来的词目就更为可靠一些。从维护专书词典所收的全部词都应该保持时代性一致、最贴近汉语历史发展原貌的基本要求来看，一部专书词典的全部条目都应是出自某一专书的同一个版本。只有这样，才符合专书词典编纂中应该始终遵循版本“择一而定”的原则，保证辞书编纂的第一步具有科学性。
还应看到，在确定词目时，不仅会遇到汉字字形的繁简影响词目的分合等问题，也会遇到一些语言单位究竟是不是词的问题：是比词低一级的词素，还是比词高一级的词组？比如，《豳风·七月》“四之日举趾”，复音词“举趾”，当然应该单独出条。但现有的《十三经辞典》却不加区别，直接将复音词“举趾”列入单音词“举”条下，这明显混淆了文献中的字、单音词、复音词和词素，不仅使词典体例前后不统一，显得不严谨，从词汇学理论上讲，也正好与“词的分离性”原则相悖。比较而言，《词汇研究》不仅发现了现有专书词典存在类似的问题，指出了其理论上的错误，而且就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给出了正确可行的方法，认为从文字角度考虑，构成复音单纯词的字一般不另立词头；表示复合词构成词素的不独立成词的字，应该另立词头；同形异词都应该分列成不同词头，一般用上标的阿拉伯数字区分；异形同词则应该归并为同一个词头，而不应该是不同词头；对于同形异词和异形同词交叉对应的，则应该在对应的义项下，结合具体实例做一些补充性注释说明，以便彼此互相参照。（陈长书 2014： 133—134）这些都是植根于汉语字词关系复杂多样的现实，基于词汇学中词的同一性和分离性理论，以及对汉语词进行识别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重视。类似这样的表述不仅是对汉语词汇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灵活运用；更重要的一点，还使汉语专书词典的编纂有了可供参考的更明确、更科学、更适用的原则和标准。
在专书词典要不要给每个词目标音，怎样标音这个问题上，现有词典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没有标音，有的标了音。是标了音的，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标古音，有的标现代音，或是既有古音，又有现代音。对此，《词汇研究》从研究和阅读需要专书词典更加完备这个意义上，提出注音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今后编纂的专书词典理应更加细密。现代音、中古音（包括反切、摄呼等调韵声）和上古音（声韵）等，只要是基本形成定论的语音特征都应该标注，复音词的读音也应该标注，同一部词典选用的古音体系应该保持一致。（陈长书 2014： 135）这一见解的理论意义在于让专书词典充分吸收语音研究的成果，注重为研究语音的历史发展演变规律提供快捷便利的条件，增强词典的实用性、工具性和科学性。古汉语现有的语音研究成果，较多的是以汉字古今音对比、汉字古音手册等形式呈现的。这类手册一般不涉及词义和词性标注，仅仅是标注古音，内容显得比较单一，实际使用范围很窄，通常仅限于古音研究。语音是词的形式，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形式，当然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联系词义和词性考虑语音问题，自然会更有助于揭示词的语音变化发展规律，更好地寻求词的内部语音乃至语义、语法之间的关联。从使用的角度看，词典这样标音可谓事半功倍。正因如此，《词汇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既可以使专书词典的标音问题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规范标准，也将会使词典的内容更丰富，质量较同类型的词典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词典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古汉语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也更突出地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 至于专书词典应该如何释义，《词汇研究》倡导的做法也颇有见地。即先秦专书词典的释义不但要注重体现先秦文献语言的特点，而且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先秦文献中的生僻义、随文释义和歧解现象。要特别谨慎处理好两种情况： 一是在特定文献中看是所谓生僻义，而在先秦其他文献中却普遍存在的貌似“生僻义”，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生僻义；一是在其他文献中不大出现，而只出现在特定的文献中，恰好又最能体现专书词典意义和价值的真正的生僻义，这样的生僻义有可能弥补大型辞书漏收的不足。明乎此，就有可能在专书词典释义时避免类似的疏漏和错误。这也正是电子版《〈国语〉词典》与现有一些词典相比显示出来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至于义项的编排顺序，通常认为按照词义间的引申关系排列是最有价值的。这也已经在很多词典的编纂实践中得到了检验，比如《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都用过这样的体例。电子版《〈国语〉词典》也再一次验证了这样编排义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词性标注是近年来辞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标注词性在国外很多词典中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也是今后汉语词典发展完善的历史趋势。针对现有先秦专书词典一般都不标注词性的现状，《词汇研究》不仅认为语言研究很有必要标注词性，而且分析了学界现状，提出了可行的方案和应该采取的措施。由于各家对先秦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不一，因此专书词典在标注词性时，必须先确定一个成系统的先秦词类体系。同时特别强调，为了兼顾先秦汉语的词类活用现象，本着详尽性和细致性的原则，专书词典应务必反映出来。
对于释义所用例句的选择和匹配问题，牵涉到词典体例的繁简问题和所选例句的典范性够不够的问题，《词汇研究》也都逐一探讨，意见中肯，非常值得词典编纂者借鉴参考。
至于先秦专书词典的编排问题，《词汇研究》强调应当采用断代词典和历史词典通常使用的编排方法；并结合现代读者的需求，肯定了用上古音编排法的不可取。
可见，《词汇研究》是在词汇理论研究和电子版《〈国语〉词典》编纂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字体的选择、词头的确定、注音、释义、编排以至索引等各个方面均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适用于专书词典编纂的完整体例。就词典编纂的各个环节来看，无不植根于深厚的词汇学理论基础；就先秦汉语词汇系统来看，电子版《〈国语〉词典》的内容、体例和编纂实践则可以看作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全方位拓展。这不仅对汉语断代词典的编纂有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汉语词典学理论也有着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意义。
四、 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词汇研究》无论是对专书语言词汇研究，还是先秦断代词汇研究，抑或对汉语词汇史或者说历史词汇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为构建汉语词汇发展史展示了先秦特定历史阶段的词汇面貌，既为这一时代共时词汇学的描写提供了雏形，也为其他专书词汇研究或者其他时代的共时词汇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从方法论来说，该研究从实践上探索了一条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和词汇学理论研究断代汉语词汇的新途径。
《词汇研究》关于“首见词”的提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语言发展中新词不断创造发展演变的理论。而其方言词的研究和考证，也是对语言接触中共同语和方言关系的具体阐释。对《国语》词辨识的原则和方法，也是其将现代语言学中关于词的符号性、词的分离性、词的同一性等基本理论问题成功用于古汉语词汇研究，系统构建古汉语词汇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实践。词素研究更是将汉语构词法理论引入古汉语词汇研究，丰富古汉语构词理论的有益尝试。其对单音词和复音词的造词法的分析归纳更是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首创，而这也同样是借助现代汉语词汇理论的又一重要创获。因此，该书在继承运用现代汉语词汇学理论丰富古汉语词汇研究，创建古汉语词汇理论体系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蒋绍愚先生（1989： 1—2）在《古汉语词汇纲要》的前言中说，研究汉语历史词汇，对于我们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以及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但是，我们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做得还非常不够。第一，对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的面貌，还处在若明若暗的状态。先秦和西汉词汇的研究，前人给我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第二，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则显得更加薄弱。而这两方面的不足又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的面貌了解得不够，所以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没有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对汉语历史词汇的具体研究也就只能有量的增加，而不能有质的飞跃。
在学术日益发展的今天，随着汉语词汇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加强，尽管研究成果也愈益丰硕，然而像《词汇研究》这样，能够同时兼顾以上两个方面并能进行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的汉语词汇学著作却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词汇研究》以其独有的理论特色，不仅描绘了先秦时代词汇发展的面貌，而且进行了历时的探索，总结了历史发展规律，使汉语词汇历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意义和影响都是深远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该书的问世对于以后的汉语词汇断代研究和专书词汇研究都将会有一定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除了以上所述的理论价值，《词汇研究》的文献资料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对《国语》中的词素、单音词、复音词、单义词、多义词、同义词等都予以穷尽性的列举，对电子版的《〈国语〉词典》的编排、体例和内容也都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些对该书的理论体系都有导读的作用，同时也为下一步整理汉语词汇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准备了阶段性成果，并且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书中值得肯定的地方随处可见。以上我们仅就几个大的方面做了一些扼要的分析和阐述，更多有新意的观点和论述，读者细细研读便可以领悟发现。
当然，书中个别地方也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书中将《国语》和《尔雅》中出现的词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了两个大类： 两书共有的词，《国语》有而《尔雅》没有的词。那么，有没有《国语》中无而《尔雅》中有的基本词呢？如果有，又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书中并没有谈到。可见作者只是以《国语》为比较的侧重点，而忽视了对《尔雅》特殊性的兼顾。这样的比较，不免略有偏颇之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该书的立足点在《国语》的词汇研究上，所以就只顾及了《国语》中出现过的词。
再如，基本词汇的三个特点中，“普遍性”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词只有具备了普遍使用性，才更有利于形成它的稳固性，也才能够使它进一步成为产生新词的基础。（葛本仪 2004： 8）可是作者因为考虑到是否便于操作，在书中说：“在先秦文献中判断基本词汇时，在以‘稳固性’为主的前提下，‘作为构造新词基础’和‘普遍性’是两项辅助的标准。”（陈长书 2014： 38—39）这与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的理论观点是不相符的。对古汉语基本词的这个问题仍可以再做进一步讨论，以求更加完善。
还有，反义词也是词汇研究中的一个常见的类型。《国语》中的反义词有多少？都有哪些？从词性上看有什么分布规律？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如果作者也一并研究总结，相信该书的理论体系会更充实更完善。
最后，从定量统计分析的准确性考虑，如果在已经统计出的1258个复音词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直接给出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具体数量，而不是如书中笼统地说“绝大多数是双音词，多音词数量很少”（陈长书 2014： 2），则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会更加全面、更加精准。
参考文献
1. 陈长书.《国语》词汇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修订本）.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3.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武汉：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郎晶晶）
关键词《〈国语〉词汇研究》词汇学词典学汉语专书词典编纂词汇史
〇、 引言
20世纪末以来，汉语词汇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突出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研究领域都有一批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了词汇研究，培养的词汇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越来越多。与此相关，一批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形成的词汇学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出来。另一方面，与此前相比，词汇研究的领域和方向也不断得以拓展。无论是古代汉语词汇，还是现代汉语词汇，这些领域的研究所触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词汇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研究的角度也更加全面多样。
就古代汉语词汇研究而言，前贤的研究较多地和训诂学研究相结合，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倾向于传统语文学的做法，跟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相比，古汉语词汇的理论体系相对比较单一薄弱。比如，所研究的词汇问题往往都只是集中在古汉语同义词及其辨析、反义词、词义引申、生僻词的词义考释等方面。所论问题有限，方法也多是原子主义的，研究较多地考虑一个一个具体的词或词义。可是在引入现代语言学理论以后，古汉语词汇研究一改以往的做法，不仅吸收了西方语义学的分析方法，而且还将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词汇理论等引入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一些研究者还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成功地用于古汉语词汇研究，将古书的训诂材料和古汉语语料加以研究和分析，使古汉语词汇研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陈长书先生（2014）的新著《〈国语〉词汇研究》（以下简称《词汇研究》）就具有这种特点。该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词典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成功地用于古汉语词汇研究，历经十多年精心打磨而成的一个样本。与学界现有的同类著作相比，特色明显，主要呈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古汉语词汇理论架构系统全面
与以往古汉语词汇研究著作或古代专书词汇研究的论著不同，《词汇研究》融训诂学研究成果和汉语词汇学、词典学基本理论于一体，理论根基深厚，架构完整，系统而有层次。
全书内容除了绪论外，共八章。包括《国语》词的辨识、词素、基本词、方言词、单音词和复音词、首见词、同义词、单义词和多义词。另外还附录三篇论文，四个词表。
绪论部分开门见山，简明扼要。介绍了《国语》的有关语料，词汇概貌，词汇研究概况和研究价值，以及该书的研究方法。给读者提供了进入《国语》词汇研究领域的一把钥匙。
第一章运用现代词汇学的理论，就《国语》中词的识别问题专门讨论。词的识别问题也就是对词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涉及关于词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即： 词的符号性问题、词的分离性问题和词的同一性问题。词的分离性问题主要涉及词与词素、词与词组的划分。词的同一性主要牵涉到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划分，不同的语法形式或者书写形式究竟是不是同一个词，怎样从语言中提选作为形式和意义统一体的词等问题。（张永言 1982： 23—24）这是语言理论研究，更是汉语词汇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无论是研究现代汉语词汇、近代汉语词汇，还是研究古代汉语词汇，概莫例外。因为只有确定了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词，明确了研究的对象，才能谈得上下一步该用什么方法，解决什么问题。
学界一般都认为，古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往往一字一词，因而常出现以“字”的分析代替词的研究的现象。很多同类词汇学著作不大注重分析古汉语词的分离性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有的论著虽有所涉及，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并附带解释一下古汉语里有少数的复音词（如联绵词、重叠词）不是一字一词，算是例外。这种做法实际上淡化了古汉语词的识别问题，也削弱了古汉语词的分离性理论，忽视并低估了汉语词识别的难度，自然不利于科学严谨的古汉语词汇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完善。
难能可贵的是，《词汇研究》不但详细剖析了词的分离性问题，而且进一步谈到了词的同一性问题。尤其是结合古汉语字词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同形异词、异形同词，分析了《国语》词的同一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很精确地统计出《国语》一书共有3202个词，其中单音词1944个，复音词1258个，复合词1224个。复合词中联合式493个，偏正式618个，动宾式93个，主谓式15个，重叠式5个。此外还有临时性的“复语”146个。（陈长书 2014： 2）显而易见，作者是在真正意义上把“词”作为词汇研究考察的核心，而不是简单地把“字”作为词汇研究的对象，这样研究词汇，无疑也就使汉语词汇尤其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专书语言词汇的研究对象非常明确，单看研究语料就很有说服力了。明乎此，以下各个章节关于汉语词汇的定量分析也就同样有了充分的根据，唯其语料可靠，所得出的数据和结论才是可靠的，内容也才更有分量。
第二章研究了《国语》中的词素。论著不仅提出了确定《国语》词素的原则和方法，还在词素分类的基础上统计分析了不同词素在独立成词和进入合成词中构词的两种能力。并结合词素的单个义项探讨了词素义与词素独立成词和构造合成词之间的复杂类型，并从历时角度归纳出词素历史发展变化的几个方面。这不仅使该书，也同样使古汉语词素理论研究的内容丰富深刻。从宏观领域的词深入到微观领域的构词成分和构词法研究，这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并且也早已取得多项研究成果；而对古汉语词汇研究而言，肯定并确立古汉语词的构成成分是词素，并对古汉语的词素从理论上做如此系统的研究，既研究词素意义，又研究词素的成词和构词功能，探究其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坚持了理论与语言事实紧密结合的原则，这在同类古汉语词汇学论著中还是首见。 第三章是对《国语》基本词的研究，《词汇研究》根据现代汉语词汇中关于基本词汇的三个基本特点——“普遍性”“稳固性”“构造新词的基础”，认为“稳固性”和“构造新词的基础”容易操作，可以用作基本词的确定方法和原则，讨论了基本词的义类划分。提出“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将文献内部词汇之间的互证和包含先秦义类系统的专著体训诂学著作《尔雅》结合起来进行讨论”（陈长书 2014： 41）。总结出两个类型： 《国语》和《尔雅》共有的义类；《国语》中有而《尔雅》中无的义类。这就使《国语》基本词的研究结论与语言学理论的基本词汇观点能相互印证，也丰富了汉语历史词汇学关于本阶段基本词汇的理论体系。
第四章是对《国语》方言词的研究，也同样论述了对方言词的判定，考释方言词的方法，总结归纳了方言词的特点，推测了《国语》存在不同方言词的原因。
第五章是对《国语》单音词和复音词的研究。单音词主要研究了其造词法。复音词则不仅研究造词法，还从构词法上分析了其复杂的结构类型，总结了复音词的特点以及复音词构词造词和理据分析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六章为《国语》首见词。首见词是指根据现有材料能够证明的，汉语史上第一次出现在某一文献中的词。（陈长书 2014： 87）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在《国语》中的新词。书中提出了首见复音词的判定方法——比较排除法及其具体步骤，并从数量、结构类型、义类分布和定型程度等方面概述了首见复音词的四个特点，推测了首见词产生的原因。研究自成体系，论证周详，在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引入新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颇有特色。
第七章是对《国语》同义词的研究，先从词性分布、音节构成、同义词聚合内所含词的数量等方面概括了同义词的特点，继而又从语义角度，根据相同义项的对应关系、使用频率、派生类型确定了同义词的不同类型，最后又从历时层次上分析了单音同义词并行使用、单音和复音同义词并行使用、复音同义词并行使用三类不同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同义词的发展变化轨迹和特点。共时结合历时研究探讨同义词的做法，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第八章研究《国语》单义词和多义词。对单义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类型划分上。就《国语》中的单义词而言，若与整个先秦时代的汉语比较，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也就是说，《国语》中有的单义词，若是放在整个先秦阶段的汉语系统里，就是多义词，而不是单义词了。据此，可将单义词分为两个类型系统。而对多义词，则分别探讨了多义词的义项数量，义项之间的语义联系方式，义项产生的机制和方式。观察细致入微，论述精辟透彻。
总结全书，可以看到： 《词汇研究》从确定词，到分析词的构成成分，再到构词法、造词法、构词理据；从分析词义及其构成，到研究单义词和多义词及其类型和发展变化；从首见词到方言词等特殊类词集的研究，涉及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书中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汉语词汇，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而其所构拟的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框架，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理论，而且给出了自己对先秦汉语词汇面貌的全新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肯定，并对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 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
在研究方法上，《词汇研究》引进共时与历时，定量与定性，描写与解释，宏观和微观等多种方法。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汉语词汇理论的综合运用，使研究结论和看法更具新意。
汉语词汇研究中，许多问题若是仅仅停留在共时或者历时一个平面上，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比如汉语合成词的构成理据问题，对理解词义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分析词的内部结构关系和造词法也同样有启发作用。所以，共时平面内一些合成词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往往需要借助于词的构成理据，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有的论著把共时层面的“雪白”“夏至”“冬至”错误地分析为主谓式合成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搞清这些词的构词理据。若是结合历时和构词理据，分析为“像雪一样白”“夏天的极至”“冬天的极至”，就很容易将以上这些词理解为偏正式合成词。这就可见共时结合历时的方法对研究词的构成理据有多么重要。
《词汇研究》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无论是对单义词多义词的意义研究，还是首见词的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坚持把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结合起来，将之引向深入。“首见词”这一概念术语的提出，不能仅仅依据《国语》及与其同时代的语料，尤其需要注意比较其前时语料和后时语料，也就是把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合起来做全方位的分析。这样，不仅呈现了首见词的起源，也关注了其在汉语发展史上的传承和演变，甚至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这些词对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影响。可见，词汇研究从共时平面追溯到历时层面至关重要，意义重大。
又如，关于同义词的历史层次问题，书中不仅探讨了同义词的义项对应、平行和交叉等不同情况和类型，而且还特别注意从历史角度剖析了同义词聚合中每个词可能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出现、存在的时间先后差异、音节数量的不同等问题，认为同义词有新词和旧词的差别、或者原生和孳生的差别、单音词和复音词的差别。这样把同义词研究引向历时，得出的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认识。
至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该书从头至尾始终一以贯之。从对《国语》全书词的总量，到基本词、词素、单音词、复音词、不同结构类型的合成词、单义词和多义词、同义词、方言词、首见词，各类词都是在研究者得出的精确统计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最终给出了准确的数据，有的还附上了一定的比例计算，清楚地呈现了《国语》不同类别词汇聚合体的整体分布特点和规律。文末附录的复音词总表和同义词词表则更是将定量统计分析的语料全都充分地穷尽性地一一展示出来，这些都是对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成功运用的最好说明。
不仅如此，该书在以定量统计分析的方法描写并呈现《国语》词汇的分布特点和变化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同样注重对语言事实的深入研究，对其中的原因给予推断和解释。比如，在对《国语》中的全部方言词一一进行了穷尽性的考释之后，又进一步论述了《国语》中之所以出现这些方言词的原因。分析与概括、描写与解释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不能不提的是，该书的理论性强，观点新，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者研究思路和方法的科学合理，在于将传统训诂学方法和现代中文信息处理技术集合运用。据作者自己介绍，为了研究这个课题，作者首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根据拟定的原则，编制了一个100多万字的电子版《〈国语〉词典》。词典为每个词建立文档，分别释义、注音、标注歧解、举出《国语》原句为例。（陈长书 2014： 183）在此基础上，按照各项不同的标准，分别统计出不同类型的词的数量。这种通过编制词典，建立封闭语料库研究汉语词汇的方法越来越为专书词汇研究者所接纳采用。这种做法也是保证研究有可操作性、结论具有可验证性，同时也更具有科学性的重要条件。电子版《国语》词典虽然还没有问世，但很显然，从内容的编排到体例的设计都已经完全定型了。有此项工作在先，《词汇研究》在语料的整理分析上又下足了功夫，基础性研究做得扎实充分，加之研究方法使用得当，观点和结论自然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三、 对词典学理论的发展和对汉语专书词典编纂的引领
《词汇研究》对汉语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表现在该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建立在自编的电子版《〈国语〉词典》的基础之上，而且还由于作者自编专书词典的实践，尤其是通过自己对大量同类词典的全面比较和深入研究，结合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对专书词典提出了明确的编纂体例和具体原则。书中所确定的这些原则，系统、科学、实用、易于操作，对提升辞书的编写质量和水平，扩大辞书的应用范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原则既丰富了词典学的基本理论，又可以对今后各类汉语词典的编纂发挥理论上的指导和实践上的引领与规范作用。
《词汇研究》的附文详细论述了电子版《〈国语〉词典》编纂的过程和原则。通过分类比较20世纪以来的数十部先秦专书词典，揭示了现有专书词典存在的差异与不足，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具体设想，并结合电子版《〈国语〉词典》的编纂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和实践，并总结出一些具体可操作的编纂体例和原则。从选词立目、标音，到释义、引用例句；从词典的编纂程序和方法的选择，到文献版本和字体的选择、义项的划分和收录、词性标注以至专书词典的正文编排，作者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明确地提出己见和设想，全面系统，颇有新意。
编写词典的第一步，是选词立目。古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因为版本不同，文字有出入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样编写者就应该选择经过严格校对的可信度高的版本，作为确定词性的依据。比如，先秦的经部文献词典，编纂时以《十三经注疏》为底本，确定下来的词目就更为可靠一些。从维护专书词典所收的全部词都应该保持时代性一致、最贴近汉语历史发展原貌的基本要求来看，一部专书词典的全部条目都应是出自某一专书的同一个版本。只有这样，才符合专书词典编纂中应该始终遵循版本“择一而定”的原则，保证辞书编纂的第一步具有科学性。
还应看到，在确定词目时，不仅会遇到汉字字形的繁简影响词目的分合等问题，也会遇到一些语言单位究竟是不是词的问题：是比词低一级的词素，还是比词高一级的词组？比如，《豳风·七月》“四之日举趾”，复音词“举趾”，当然应该单独出条。但现有的《十三经辞典》却不加区别，直接将复音词“举趾”列入单音词“举”条下，这明显混淆了文献中的字、单音词、复音词和词素，不仅使词典体例前后不统一，显得不严谨，从词汇学理论上讲，也正好与“词的分离性”原则相悖。比较而言，《词汇研究》不仅发现了现有专书词典存在类似的问题，指出了其理论上的错误，而且就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给出了正确可行的方法，认为从文字角度考虑，构成复音单纯词的字一般不另立词头；表示复合词构成词素的不独立成词的字，应该另立词头；同形异词都应该分列成不同词头，一般用上标的阿拉伯数字区分；异形同词则应该归并为同一个词头，而不应该是不同词头；对于同形异词和异形同词交叉对应的，则应该在对应的义项下，结合具体实例做一些补充性注释说明，以便彼此互相参照。（陈长书 2014： 133—134）这些都是植根于汉语字词关系复杂多样的现实，基于词汇学中词的同一性和分离性理论，以及对汉语词进行识别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重视。类似这样的表述不仅是对汉语词汇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灵活运用；更重要的一点，还使汉语专书词典的编纂有了可供参考的更明确、更科学、更适用的原则和标准。
在专书词典要不要给每个词目标音，怎样标音这个问题上，现有词典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没有标音，有的标了音。是标了音的，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标古音，有的标现代音，或是既有古音，又有现代音。对此，《词汇研究》从研究和阅读需要专书词典更加完备这个意义上，提出注音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今后编纂的专书词典理应更加细密。现代音、中古音（包括反切、摄呼等调韵声）和上古音（声韵）等，只要是基本形成定论的语音特征都应该标注，复音词的读音也应该标注，同一部词典选用的古音体系应该保持一致。（陈长书 2014： 135）这一见解的理论意义在于让专书词典充分吸收语音研究的成果，注重为研究语音的历史发展演变规律提供快捷便利的条件，增强词典的实用性、工具性和科学性。古汉语现有的语音研究成果，较多的是以汉字古今音对比、汉字古音手册等形式呈现的。这类手册一般不涉及词义和词性标注，仅仅是标注古音，内容显得比较单一，实际使用范围很窄，通常仅限于古音研究。语音是词的形式，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形式，当然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联系词义和词性考虑语音问题，自然会更有助于揭示词的语音变化发展规律，更好地寻求词的内部语音乃至语义、语法之间的关联。从使用的角度看，词典这样标音可谓事半功倍。正因如此，《词汇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既可以使专书词典的标音问题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规范标准，也将会使词典的内容更丰富，质量较同类型的词典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词典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古汉语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也更突出地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 至于专书词典应该如何释义，《词汇研究》倡导的做法也颇有见地。即先秦专书词典的释义不但要注重体现先秦文献语言的特点，而且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先秦文献中的生僻义、随文释义和歧解现象。要特别谨慎处理好两种情况： 一是在特定文献中看是所谓生僻义，而在先秦其他文献中却普遍存在的貌似“生僻义”，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生僻义；一是在其他文献中不大出现，而只出现在特定的文献中，恰好又最能体现专书词典意义和价值的真正的生僻义，这样的生僻义有可能弥补大型辞书漏收的不足。明乎此，就有可能在专书词典释义时避免类似的疏漏和错误。这也正是电子版《〈国语〉词典》与现有一些词典相比显示出来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至于义项的编排顺序，通常认为按照词义间的引申关系排列是最有价值的。这也已经在很多词典的编纂实践中得到了检验，比如《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都用过这样的体例。电子版《〈国语〉词典》也再一次验证了这样编排义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词性标注是近年来辞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标注词性在国外很多词典中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也是今后汉语词典发展完善的历史趋势。针对现有先秦专书词典一般都不标注词性的现状，《词汇研究》不仅认为语言研究很有必要标注词性，而且分析了学界现状，提出了可行的方案和应该采取的措施。由于各家对先秦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不一，因此专书词典在标注词性时，必须先确定一个成系统的先秦词类体系。同时特别强调，为了兼顾先秦汉语的词类活用现象，本着详尽性和细致性的原则，专书词典应务必反映出来。
对于释义所用例句的选择和匹配问题，牵涉到词典体例的繁简问题和所选例句的典范性够不够的问题，《词汇研究》也都逐一探讨，意见中肯，非常值得词典编纂者借鉴参考。
至于先秦专书词典的编排问题，《词汇研究》强调应当采用断代词典和历史词典通常使用的编排方法；并结合现代读者的需求，肯定了用上古音编排法的不可取。
可见，《词汇研究》是在词汇理论研究和电子版《〈国语〉词典》编纂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字体的选择、词头的确定、注音、释义、编排以至索引等各个方面均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适用于专书词典编纂的完整体例。就词典编纂的各个环节来看，无不植根于深厚的词汇学理论基础；就先秦汉语词汇系统来看，电子版《〈国语〉词典》的内容、体例和编纂实践则可以看作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全方位拓展。这不仅对汉语断代词典的编纂有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汉语词典学理论也有着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意义。
四、 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词汇研究》无论是对专书语言词汇研究，还是先秦断代词汇研究，抑或对汉语词汇史或者说历史词汇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为构建汉语词汇发展史展示了先秦特定历史阶段的词汇面貌，既为这一时代共时词汇学的描写提供了雏形，也为其他专书词汇研究或者其他时代的共时词汇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从方法论来说，该研究从实践上探索了一条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和词汇学理论研究断代汉语词汇的新途径。
《词汇研究》关于“首见词”的提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语言发展中新词不断创造发展演变的理论。而其方言词的研究和考证，也是对语言接触中共同语和方言关系的具体阐释。对《国语》词辨识的原则和方法，也是其将现代语言学中关于词的符号性、词的分离性、词的同一性等基本理论问题成功用于古汉语词汇研究，系统构建古汉语词汇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实践。词素研究更是将汉语构词法理论引入古汉语词汇研究，丰富古汉语构词理论的有益尝试。其对单音词和复音词的造词法的分析归纳更是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首创，而这也同样是借助现代汉语词汇理论的又一重要创获。因此，该书在继承运用现代汉语词汇学理论丰富古汉语词汇研究，创建古汉语词汇理论体系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蒋绍愚先生（1989： 1—2）在《古汉语词汇纲要》的前言中说，研究汉语历史词汇，对于我们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以及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但是，我们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做得还非常不够。第一，对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的面貌，还处在若明若暗的状态。先秦和西汉词汇的研究，前人给我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第二，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则显得更加薄弱。而这两方面的不足又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的面貌了解得不够，所以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没有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对汉语历史词汇的具体研究也就只能有量的增加，而不能有质的飞跃。
在学术日益发展的今天，随着汉语词汇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加强，尽管研究成果也愈益丰硕，然而像《词汇研究》这样，能够同时兼顾以上两个方面并能进行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的汉语词汇学著作却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词汇研究》以其独有的理论特色，不仅描绘了先秦时代词汇发展的面貌，而且进行了历时的探索，总结了历史发展规律，使汉语词汇历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意义和影响都是深远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该书的问世对于以后的汉语词汇断代研究和专书词汇研究都将会有一定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除了以上所述的理论价值，《词汇研究》的文献资料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对《国语》中的词素、单音词、复音词、单义词、多义词、同义词等都予以穷尽性的列举，对电子版的《〈国语〉词典》的编排、体例和内容也都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些对该书的理论体系都有导读的作用，同时也为下一步整理汉语词汇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准备了阶段性成果，并且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书中值得肯定的地方随处可见。以上我们仅就几个大的方面做了一些扼要的分析和阐述，更多有新意的观点和论述，读者细细研读便可以领悟发现。
当然，书中个别地方也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书中将《国语》和《尔雅》中出现的词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了两个大类： 两书共有的词，《国语》有而《尔雅》没有的词。那么，有没有《国语》中无而《尔雅》中有的基本词呢？如果有，又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书中并没有谈到。可见作者只是以《国语》为比较的侧重点，而忽视了对《尔雅》特殊性的兼顾。这样的比较，不免略有偏颇之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该书的立足点在《国语》的词汇研究上，所以就只顾及了《国语》中出现过的词。
再如，基本词汇的三个特点中，“普遍性”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词只有具备了普遍使用性，才更有利于形成它的稳固性，也才能够使它进一步成为产生新词的基础。（葛本仪 2004： 8）可是作者因为考虑到是否便于操作，在书中说：“在先秦文献中判断基本词汇时，在以‘稳固性’为主的前提下，‘作为构造新词基础’和‘普遍性’是两项辅助的标准。”（陈长书 2014： 38—39）这与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的理论观点是不相符的。对古汉语基本词的这个问题仍可以再做进一步讨论，以求更加完善。
还有，反义词也是词汇研究中的一个常见的类型。《国语》中的反义词有多少？都有哪些？从词性上看有什么分布规律？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如果作者也一并研究总结，相信该书的理论体系会更充实更完善。
最后，从定量统计分析的准确性考虑，如果在已经统计出的1258个复音词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直接给出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具体数量，而不是如书中笼统地说“绝大多数是双音词，多音词数量很少”（陈长书 2014： 2），则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会更加全面、更加精准。
参考文献
1. 陈长书.《国语》词汇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修订本）.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3.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武汉：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