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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杜甫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前人大多从杜甫诗歌的内容和艺术特性对其分析，很少单独从他诗歌的民本性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杜甫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本”思想，去浅析杜甫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涵摄”与“发扬”。
关键词：杜甫 孟子 民本思想
清人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序》有一总结：“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1]不管是“诗史”，还是“诗圣”，都足以证明杜甫在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杜甫又与人民在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思想感情已与人民交融为一体。因此，他在创作时也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深切地同情人民，并为人民发出呼声，致使他的诗歌具有高度的民本性，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所有的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
一.杜甫的民本思想
杜甫的民本思想在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尤其在安史之乱后所作的诗中更为明显。杜甫强烈反对不义的战争，深刻揭示出它带给人民的苦难，讽刺和谴责了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如天宝年间所作《兵车行》[1]，杜甫以“过者”和“行人”的问答，来述说应征战士的痛苦和怨恨。“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1]这种怨愤的呼号，便是对统治集团穷兵黩武的一种强烈控诉。开边战争不仅给人民带来痛苦，还造成了田园荒芜、国家衰败的恶果。杜甫目睹这一切，发出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1]的怒吼，把矛头直指向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首诗中，杜甫不仅揭示出开边战争带给人民和国家的痛苦及危害，而且有力地控诉了战争制造者的罪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开边战争的观点。
杜甫一方面强烈反对残忍的开边战争，同样，对于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他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他积极支持以镇压安史之乱为目的正义战争。他不仅鼓励人民杀敌立功，还积极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思想，甚至还萌发了亲自上战场的愿望。在《三吏三别》中，杜甫虽然揭露了兵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但通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诗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还是鼓励人民积极入伍，杀敌立功。如《新安吏》中“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1]说出了对统治者的愤恨，但又说：“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1]，势已至此，这样做是应该的。《新婚别》一开头说“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1]，但诗人又借新媳妇之口说道：“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1]。所以，笔者认为，《三吏三别》好像纯粹是在控诉战争的残忍，但是细读起来，其实这些诗不仅是控诉官吏和悍将骄兵的胡作非为，都有所指，绝不是一般的反对战争。在主观上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希望就此问题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不要“为渊驱鱼”[2]。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杜甫的诗中处处可寻找民本的迹象。
二.杜甫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涵摄”
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孟子第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了民本思想的内涵，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2]（《孟子.尽心下》），当时的孟子已经认识到了，在国家的治理中，百姓是尤为重要的力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2]（《孟子.尽心下》），得到诸侯的赏识可以成为大夫，得到天子的欢心可以成为诸侯，得到百姓的拥护才可以成为天子，在百姓、大夫、诸侯、天子的层层结构中，天子的地位最高、最尊贵。[4]但也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成为天子，失去了民心，天子也就不复存在。在孟子的民本思想理论中已经明确了君与民的关系，并且反复强调，要想国家富强稳定，就必须顺应民心。孟子民本思想的提出不仅对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有极深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诗人，杜甫就深受其影响。
纵观杜甫的诗，尤其是在35岁后写的诗，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诗中能处处能找到民本的影子，虽然诗中没有出现“民本”这个词，也没有系统的阐述民本思想，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人民、心系于人民，他从另一个层面诠释了民本思想的真正内涵，用实际行动在解释民本思想的含义，这点从杜甫的家世我们就可以看出，杜甫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杜甫曾自豪地说“吾祖诗冠古”[1]（《赠蜀僧间丘师兄》）；他的父亲杜闲，做过衰州司马、奉天县令；外祖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清河崔氏、杜甫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有悠久又化传统但又日趋衰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这样的家世可以说对杜甫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为其祖先“列之于公侯伯子男”[1]（《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而骄傲，更为其世代做官而自豪。因此，他以奉儒守官为人生理想的准则，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奉赠韦左垂丈二十二韵》）的儒家理想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杜甫必然会受到孔子、孟子等先前儒人思想的影响，但杜甫对孟子思想的继承更为明显，特别是他的民本思想，在《巩溪诗话》中，有这样一段对杜甫诗的概括：
《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3]
可见杜甫与孟子的相似度是如此的高，一个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生活在唐朝衰落期；一个生活在战乱年代，一个生活在安史之乱。也许看到这样的动乱，诗人和思想家面对国家的危机时也许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4]
三.杜甫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发扬”
杜甫不仅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更为可贵的是，而且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使民本思想的内涵更加深刻。[5]孟子是以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位置去诠释民本思想，而杜甫是以一个普通的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的位置去看民本思想，所以他们的角度是不同的，孟子是以自上而下的角度，他告诉君王只有得到民心才能真正的坐稳天子，而杜甫就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亲眼看到了百姓的生活状况，然后发自内心的为人民呼唤、为人民呐喊，这个在杜甫困居长安十年期间表现的尤其明显[6]，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1]为最： 杜甫滞留长安，生活潦倒，疾病缠身，天真的做官幻想破灭了。也正是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1]（《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生活中，迫使他更加关注现实、正视现实，认清了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7]。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1]的感叹。封建社会的诗人文士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忧愁的不少，但一年到头无时不忧，一忧便忧到“肠内热”的似乎并不多。当他的幼子饿死时，他并没有只沉浸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1]的个人悲痛中，他想到了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1]，尚且这样，而那些普通百姓，特别是失去产业的人和守卫边境的士兵就更不堪设想了。诗中把统治阶级声色享受的生活极力渲染，最后逼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震撼千古的名句，杜甫是用仇视的目光对待那些奢糜的生活，在这首诗中，诗人从自己的忧愁想到人民的忧愁，把人民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这忧愁是何等的深重，这忧愁远比孟子的忧愁更加深刻、感人。[8]
如《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1]
这首诗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无比深切同情，这感情是一般士大夫所不能达到的，杜甫的伟大在于兵荒马乱年代，他连自身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还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还能由一个扑枣的穷寡妇，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百姓，以至流泪。他把自己的命运抛之度外，保证国家、百姓的命运，他能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天下读书人的处境，并热切地发出呼唤。这既是一种由近及远、推已及人、先人后已、忧虑天下的爱国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点醒吴郎：危难时刻，互相关照，理所当然，不必如此斤斤计较，为几棵枣的芝麻小事而陷人于困境。杜甫真可谓用心良苦！[8]我们正是从这些隐晦曲折的地方看出了他对人民的挚爱真情，在诗中，杜甫为了宽慰老妇人，为了劝告吴郎，真是想方设法，费尽心思。读着读着，我们不禁感觉到，杜甫不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父亲，倒更像一位心慈口善、心细如针的母亲，和天下母亲一样高贵、伟大。俄国著名文学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9]
杜甫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诗多，也不在于他晚年咬文嚼字的风格，而是我们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对国家、对人民深厚的感情，他的诗中所体现的民本思想的高度是孟子所达不到的，不仅对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涵摄”，而且使孟子的民本思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孟子的民本思想更加深刻的体现出来。弄清楚杜甫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包含与发展，不仅有利于更加深刻理解民本思想的内涵，也说明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刘兆伟.孟子译评.[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黄彻汤新祥 校注汤新祥 校注.汤新祥 校注汤新祥校注.巩溪诗话.[M].中华书局，1998.
[4]张忠纲.杜甫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胡君.论孟子的民本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
[6]李寿松，李翼云.全杜诗新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冯至.杜甫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9]别林斯基著.辛未艾译.别林斯基选集.[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作者介绍：芮元元，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研究生）
关键词：杜甫 孟子 民本思想
清人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序》有一总结：“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1]不管是“诗史”，还是“诗圣”，都足以证明杜甫在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杜甫又与人民在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思想感情已与人民交融为一体。因此，他在创作时也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深切地同情人民，并为人民发出呼声，致使他的诗歌具有高度的民本性，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所有的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
一.杜甫的民本思想
杜甫的民本思想在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尤其在安史之乱后所作的诗中更为明显。杜甫强烈反对不义的战争，深刻揭示出它带给人民的苦难，讽刺和谴责了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如天宝年间所作《兵车行》[1]，杜甫以“过者”和“行人”的问答，来述说应征战士的痛苦和怨恨。“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1]这种怨愤的呼号，便是对统治集团穷兵黩武的一种强烈控诉。开边战争不仅给人民带来痛苦，还造成了田园荒芜、国家衰败的恶果。杜甫目睹这一切，发出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1]的怒吼，把矛头直指向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首诗中，杜甫不仅揭示出开边战争带给人民和国家的痛苦及危害，而且有力地控诉了战争制造者的罪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开边战争的观点。
杜甫一方面强烈反对残忍的开边战争，同样，对于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他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他积极支持以镇压安史之乱为目的正义战争。他不仅鼓励人民杀敌立功，还积极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思想，甚至还萌发了亲自上战场的愿望。在《三吏三别》中，杜甫虽然揭露了兵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但通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诗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还是鼓励人民积极入伍，杀敌立功。如《新安吏》中“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1]说出了对统治者的愤恨，但又说：“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1]，势已至此，这样做是应该的。《新婚别》一开头说“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1]，但诗人又借新媳妇之口说道：“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1]。所以，笔者认为，《三吏三别》好像纯粹是在控诉战争的残忍，但是细读起来，其实这些诗不仅是控诉官吏和悍将骄兵的胡作非为，都有所指，绝不是一般的反对战争。在主观上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希望就此问题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不要“为渊驱鱼”[2]。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杜甫的诗中处处可寻找民本的迹象。
二.杜甫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涵摄”
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孟子第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了民本思想的内涵，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2]（《孟子.尽心下》），当时的孟子已经认识到了，在国家的治理中，百姓是尤为重要的力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2]（《孟子.尽心下》），得到诸侯的赏识可以成为大夫，得到天子的欢心可以成为诸侯，得到百姓的拥护才可以成为天子，在百姓、大夫、诸侯、天子的层层结构中，天子的地位最高、最尊贵。[4]但也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成为天子，失去了民心，天子也就不复存在。在孟子的民本思想理论中已经明确了君与民的关系，并且反复强调，要想国家富强稳定，就必须顺应民心。孟子民本思想的提出不仅对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有极深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诗人，杜甫就深受其影响。
纵观杜甫的诗，尤其是在35岁后写的诗，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诗中能处处能找到民本的影子，虽然诗中没有出现“民本”这个词，也没有系统的阐述民本思想，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人民、心系于人民，他从另一个层面诠释了民本思想的真正内涵，用实际行动在解释民本思想的含义，这点从杜甫的家世我们就可以看出，杜甫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杜甫曾自豪地说“吾祖诗冠古”[1]（《赠蜀僧间丘师兄》）；他的父亲杜闲，做过衰州司马、奉天县令；外祖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清河崔氏、杜甫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有悠久又化传统但又日趋衰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这样的家世可以说对杜甫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为其祖先“列之于公侯伯子男”[1]（《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而骄傲，更为其世代做官而自豪。因此，他以奉儒守官为人生理想的准则，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奉赠韦左垂丈二十二韵》）的儒家理想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杜甫必然会受到孔子、孟子等先前儒人思想的影响，但杜甫对孟子思想的继承更为明显，特别是他的民本思想，在《巩溪诗话》中，有这样一段对杜甫诗的概括：
《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3]
可见杜甫与孟子的相似度是如此的高，一个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生活在唐朝衰落期；一个生活在战乱年代，一个生活在安史之乱。也许看到这样的动乱，诗人和思想家面对国家的危机时也许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4]
三.杜甫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发扬”
杜甫不仅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更为可贵的是，而且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使民本思想的内涵更加深刻。[5]孟子是以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位置去诠释民本思想，而杜甫是以一个普通的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的位置去看民本思想，所以他们的角度是不同的，孟子是以自上而下的角度，他告诉君王只有得到民心才能真正的坐稳天子，而杜甫就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亲眼看到了百姓的生活状况，然后发自内心的为人民呼唤、为人民呐喊，这个在杜甫困居长安十年期间表现的尤其明显[6]，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1]为最： 杜甫滞留长安，生活潦倒，疾病缠身，天真的做官幻想破灭了。也正是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1]（《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生活中，迫使他更加关注现实、正视现实，认清了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7]。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1]的感叹。封建社会的诗人文士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忧愁的不少，但一年到头无时不忧，一忧便忧到“肠内热”的似乎并不多。当他的幼子饿死时，他并没有只沉浸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1]的个人悲痛中，他想到了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1]，尚且这样，而那些普通百姓，特别是失去产业的人和守卫边境的士兵就更不堪设想了。诗中把统治阶级声色享受的生活极力渲染，最后逼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震撼千古的名句，杜甫是用仇视的目光对待那些奢糜的生活，在这首诗中，诗人从自己的忧愁想到人民的忧愁，把人民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这忧愁是何等的深重，这忧愁远比孟子的忧愁更加深刻、感人。[8]
如《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1]
这首诗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无比深切同情，这感情是一般士大夫所不能达到的，杜甫的伟大在于兵荒马乱年代，他连自身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还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还能由一个扑枣的穷寡妇，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百姓，以至流泪。他把自己的命运抛之度外，保证国家、百姓的命运，他能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天下读书人的处境，并热切地发出呼唤。这既是一种由近及远、推已及人、先人后已、忧虑天下的爱国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点醒吴郎：危难时刻，互相关照，理所当然，不必如此斤斤计较，为几棵枣的芝麻小事而陷人于困境。杜甫真可谓用心良苦！[8]我们正是从这些隐晦曲折的地方看出了他对人民的挚爱真情，在诗中，杜甫为了宽慰老妇人，为了劝告吴郎，真是想方设法，费尽心思。读着读着，我们不禁感觉到，杜甫不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父亲，倒更像一位心慈口善、心细如针的母亲，和天下母亲一样高贵、伟大。俄国著名文学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9]
杜甫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诗多，也不在于他晚年咬文嚼字的风格，而是我们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对国家、对人民深厚的感情，他的诗中所体现的民本思想的高度是孟子所达不到的，不仅对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涵摄”，而且使孟子的民本思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孟子的民本思想更加深刻的体现出来。弄清楚杜甫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包含与发展，不仅有利于更加深刻理解民本思想的内涵，也说明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刘兆伟.孟子译评.[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黄彻汤新祥 校注汤新祥 校注.汤新祥 校注汤新祥校注.巩溪诗话.[M].中华书局，1998.
[4]张忠纲.杜甫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胡君.论孟子的民本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
[6]李寿松，李翼云.全杜诗新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冯至.杜甫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9]别林斯基著.辛未艾译.别林斯基选集.[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作者介绍：芮元元，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