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60年里，中国的档案界引进了不少西方的档案学术观念、志趣、问题，这无疑为中国档案学术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基础和空间，然而与此同时，西方的档案学术观念、志趣、问题却成为中国档案学术话语的主流和主体，这种情形不仅阻碍了中国的档案学术发展，而且也抑制了档案学术的文化多元对话与批评。
　　这里的话语，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和谈话，而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
　　就各自的发展历程来说，西方档案馆的成立多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以监督政府，而中国历史上的档案管理却是为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许慎《说文解字·叙》)，即为整理史籍方志以服务“王政”。在社会富足的西方世界里，大批研究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研究、探索“档案的基本原理”、“电子档案馆建设”、“商业记录中心”等无可厚非。而中国中西部的一些基层档案馆每年要个三五万的财政预算都成问题，因此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有责任、有义务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怀这样更为实际和迫切的问题。
　　时至今日，这种“胡言汉语”的情况愈演愈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学到了别人的理论话语，却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我们不是用别人的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档案理论，而是在无止境的追随之中几乎泯灭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造成了中国档案学术话语的失语症。这里所谓的“失语症”，并不是我们的学者都不会讲汉语了，而是说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
　　反对这种“胡言汉语”的档案学术话语，绝不是盲目排外。中国档案研究的出路还在于融合中、西档案理论之长。因此，从中外文化的交流来说，“胡言汉语”仍有必要，仍然会延续下去，但在此之外，我们还应积极探讨如何“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即如何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义理、语汇中引申、发展出当代的中国档案学术话语。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