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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养殖国，我国水产养殖业对水环境影响巨大，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形势严峻。我国目前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在政府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养殖户自身管理、消费者与周边居民监督等四方面都存在着各种现实问题。结合国际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的经验，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设立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专门机构，理顺管理体制；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调动渔业协同管理机能；提高水产养殖户和相关民众的环保意识。
关键词：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体制；法律制度；HACCP体系
中图分类号：X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2-0082-07
作为全球最大水产养殖国以及全球唯一水产养殖品产量超过捕捞量的国家，中国理应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倡导者，在守则的基本框架下，结合中国国情，构筑我国水产养殖水环境管理体制，树立负责任水产养殖强国的形象。同时，我国水产养殖业要在全球同行业高速发展、全面竞争时代占据先机，保持与自身规模匹配的行业地位，就必须加强自身水环境管理，这既是保证和提高水产养殖品质量要求，也是顺应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水产养殖业的生产和发展受水环境的影响，同时其生产行为对水环境也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重点分析水产养殖业生产及其废水排放的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水产养殖业与水环境概况
据《2011年中国渔业年鉴》统计，截止到2010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为764.5万hm2，其中海水养殖面积208.1万hm2、淡水养殖面积556.4万hm2；全国养殖水产品产量3829万t，其中海水养殖产量1482万t、淡水养殖产量2347万t。养殖产量远超过捕捞产量占水产品总量的比重到达71%，2011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9.3%。从全球来看，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4.8%，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
与水产养殖业的大国地位相伴随的是水产养殖业对我国水环境的巨大影响。水产养殖对水环境的危害在于人工养殖过程中因不合理处置污染物（如使用消毒物或药物）造成的养殖区域内水环境的污染， 以及人工养殖废水排放或扩散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如投入养殖水域中的人工饵料在溶入水中时以及经过养殖水产排泄出的碳、氮、磷等无机营养盐类；鱼虾养殖和育苗过程中使用的石灰、漂白粉等。这些污染物不仅会增加水体的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而且饵料和鱼类代谢物中的非溶解部分会产生沉积，增加有机碳含量和底质氧化还原能力，释放硫化氢、甲烷，引起底栖生物种类构成和分布变化。
据测算，每养殖每千克鱼需要耗尽2.5m3水中的溶解氧，污染1.6t水；生产1t对虾，进入水域的饵料和排污物等粗蛋白量多达1.3t。张秋华：《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这将引起养殖水域以及周边水域有机污染加重，加剧水体富营养化、降低水体生物多样性。因此，我国巨大的水产养殖规模相应地对我国水产养殖水体及其相关水体的环境造成重要的影响。
2011年《渔业生态环境公报》的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接受监测的89.7万hm2海水重点养殖区水域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化学需氧量、铜、镉和汞超标面积占所监测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53.6%、19.7%、21.2%、10.6%、7.4%、0.1%和 7.0%。在被监测的329.2万hm2江河天然重要渔业水域和122.6万hm2湖泊、水库重要渔业水域中，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超标情况更为严重，见表1。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与2010年相比，水产养殖水环境的一些污染指标如海水重点养殖水域的总磷、非离子氨还在提高；江河天然重要渔业水域的总磷、非离子氨、铜超标范围和湖泊、水库的总氮、铜超标范围还有所增加。此外，自然灾害也增加了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压力。2011年黄海南部爆发的浒苔灾害持续了3个月时间；太湖西北部水域大面积爆发的蓝藻覆盖面积约 238km2，占太湖水面总面积的11.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农业部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1年，第38页。
除了上述水域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水产养殖业同时面临着养殖水域面积缩减趋势的威胁。我国的湖泊大多数属“老年湖”，水位浅，蓄水量少，水草丛生，水流不畅。以湖北为例，20世纪50年代有大中型湖泊1 065个，围湖造田后，面积减少了四分之三，只剩下300多个；到2011年5月，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洪湖的水面减少了108km2（总面积370km2），缩水面积在三分之一以上。http：//news.qq.com/a/20110527/000076.htm，2013年4月15日。
由上可知，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面积规模和产量规模都很大，对水环境的影响巨大，而客观的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因而，无论基于水产养殖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还是基于我国水产养殖业规模和地位及其对水环境的重要影响，都要求加强和改善其水环境管理。
二、我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现状
从管理主体来看，我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体系主要由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水产养殖户自身管理以及水产品消费者与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监督管理组成。从1986年《渔业法》实施以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及其管理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行政管理层面
我国水环境行政管理实施的是统一监督管理和部门分工监督管理相结合的体制。环保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渔政渔港监督部门等分部门则根据各自职责和分工对管辖范围内环境要素进行监督管理。具体到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行政管理，由各级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渔业农业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共同管理，呈现出“多龙治水”的局面。 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现行水产养殖业水环境行政管理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环保部门的职权和职责是履行环境保护，进行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但实际情况是，各级地方环保局的管理关系全部在地方，受制于地方领导，所以当经济与环境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环境保护往往还是为经济发展让路。对于短期内没有引起明显环境问题和民众纠纷的渔业水环境问题，环保部门采取的是“民不报，官不究”的态度。第二，我国对水产养殖业实行的是多头管理，水产养殖证件、水产苗种是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水产养殖水环境由环保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渔药、水产饲料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水产品质量则由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经贸、环保、卫生、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管理，这就造成了各部门之间责权交叉多，分工不明确，往往出现“谁都该管”而“谁都不管”的现象，导致监督和执法力度效果不佳。第三，许多渔业资源具有跨行政区的性质，因而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就涉及跨行政区的管理问题。按照《渔业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不同行政区从自身需要出发来决定开发利用和管理跨行政区的水环境，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因此，跨行政区的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中各行政区的管理重叠和冲突的现象以及局部有利而整体有害决策等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二）法律法规层面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渔业法律体系结构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法律解释、涉外法等多个层面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我国现行的渔业法律体系中，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为中央级别的，如《渔业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渔业船舶登记章程》、《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水产原、良种审定办法》、《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远洋渔业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中多是关于渔业的一般性规定，单行法规尚不完善，因而造成了相关法律的实际操作性差。
其次，养殖业、捕捞业以及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是相关法律的根本目的和重点，与水产养殖水环境有关的法规几乎空白。《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和《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等关于水质标准的要求和出发点都是主要基于渔业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不是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即使有的法规如《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对水产养殖用水水质作出了相关规定，并要求养殖场或池塘进排水系统分开，其主旨仍然是服务于渔业的经济发展。再者，在现行水产养殖业水体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中，国家综合污水排放标准和行业污水排放标准——《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海水池塘水排放要求》（SC/T9103-2007）相对完整，但地方标准明显滞后，亟须健全和完善，仅有少数地方政府如浙江出台了地方标准《水产养殖废水排放要求》（DB33/ 453-2006）。
（三）养殖场主自我管理层面
为了保证水产品质量和保护水环境，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针对水产养殖户的水产过程出台了相关管理规范。早在2002年，福建省就制定了水产养殖场用药记录管理制度，规定药物使用须由技术人员具体操作或在其指导下进行，并做好用药记录，用药后应妥善处理排放药液废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颁发实施了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管理规范，对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的水源水、池塘水、养殖排放水、生活污水等作了明确规定。养殖标准化和工厂化养殖为养殖户提高了管理效率，不仅改善了养殖设施设备，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水产效率，而且改善了养殖水体生态环境，增加了水质调控能力，促进了水产养殖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散户的水产养殖过程中，养殖场主对生产行为的水环境后果是不重视的，关于水环境的管理是混乱的。笔者在浙江、山东、湖南等地以实地访谈、调查问卷形式了解到，不执行《养殖用药记录》，使用禁用渔药、消毒物，超量使用渔药，不经无害处理直接排放养殖水等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大多数散户没有水环境保护的意识，对于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更是没有概念。
（四）水产消费者与养殖水体周边居民监督层面
随着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的提高，水产消费者对于水产品质量和养殖水环境也越来越关心。从2012年开始，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开通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服务信息系统，实时记录和发布，水产养殖场、养殖环境、养殖投入品、生产过程管理、水产品质量抽检等环节中关系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动态信息，以便消费者监督水产养殖的生产与环境管理。在广东、浙江等省份的基层养殖地区，各村选派一名村干部担任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员，经过培训后负责监督和指导本辖区水产养殖场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生产管理，每月向镇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汇总报告各水产养殖场的基本信息和质量安全管理情况。
当然，水产消费者和质量安全监督员都主要是从水产品质量的角度理解和对待水产养殖水环境的。真正从生态环境角度关心水产养殖水环境的群体是另一利益相关者——养殖场周边的居民。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养殖水环境的直接影响。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周边居民对于水产养殖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后果感到无可奈何。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居民碍于与养殖户的本地熟人情面，对不明显的环境后果选择隐忍姑息；另一方面，促使周边居民对水产养殖废水排放问题行使监督和维权权利时，一般都到了废水、有毒物质排放长期积累、环境后果比较严重的阶段。
三、国际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问题和不足，反映了与我国水产养殖业地位不匹配的水环境管理现状。纵观全球，我们发现挪威、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方面走在世界先列，他们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设立专门管理机构，理顺管理体制
作为世界上最早（于1946年）成立渔业部的国家，挪威各区域内渔政及水产企业质量与环境管理的所有事务都由渔业管理机构派驻的检查官员负责，而不按养殖、捕捞、资源环保分工来设置机构。邵桂兰、刘景景、邵兴东：《透过挪威经验看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与政府规制》，《中国渔业经济》，2006年第5期。这样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能避免政府部门间相互协调所产生的内耗。类似地，日本设有一个我国所没有的专门机构——由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专业人上组成的、经过严格的步骤选举产生的渔业调整委员会。徐海龙、王海龙、乔秀亭：《中日渔业法律法规及管理对比分析》，《现代渔业信息》，2011年第9期。这个机构负责管理日本渔业相关的包含水环境管理的所有事务。反观我国，省级及以下行政区域中，水产养殖业隶属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辖，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又归农业部门管辖，水环境由环境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共管。对此，笔者建议改革水产养殖业管理体制，整合行政资源，在环保部门中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主体机构。这个主体管理机构由环保部垂直管理到省市区环保厅局，进而垂直管理到地市级环保局；地市环保局再派出县区级环保局。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人员三至五年进行轮换，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加大环保执法监管力度，防止各种保护主义对企业污染的包庇袒护，防止各类腐败的孳生和蔓延。
（二）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
在现有《环境保护法》、《渔业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基础上完善我国水产养殖业法律体系，尤其是地方法律法规、地方标准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出台。在我国现行渔业法律体系中，关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专门法律法规还是空白，亟需加紧立法和制定相应实施办法。在这方面，美国在针对水产养殖及其环境管理的立法过程中广泛吸取各部门和各种知识背景的人员尤其是生态学家的参与，这一做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水产养殖业过程中，对渔药的监管制度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美国水产养殖用药严格遵守联邦政府和州的法令法规、条例和指南等管理规定。水产养殖排放的杀虫剂和其他潜在污染物必须由国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许可才能使用。而在挪威则根本没有渔药店，养殖户在市场上购买不到药品。当鱼病发生时，养殖户必须经由专业兽医开处方才能获得渔药。这些渔药管理规定使得渔药管理更简单有效，减少渔药对水环境的影响。这一经验体现的预警原则应当在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立法得以体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上述民众监督只能发生在环境后果发生且严重化、明显化之后。
（三）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调动渔业协同管理机能
水产养殖户既是水环境管理的客体，又是水环境管理的主体。作为水环境管理客体，养殖户要遵循法律法规，受政府和相关制度的制约。作为水环境管理的主体，养殖户应当主动承担起管理养殖场、维护水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的有效途径是在水产养殖中应用HACCP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这一体系就是要在亲体、幼苗、养成、销售整个过程中对包括养殖场的周围环境、养殖水质、苗种、饲料、水产药物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控，针对各个重要的环节进行危害分析，并加以控制，确保养殖产品的健康安全性。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爱尔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HACCP体系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养殖户按照HACCP的要求进行养殖和生产活动，不仅提高了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可以促使养殖者在养殖过程中注意水环境的管理，保护水生态环境。
在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方面，养殖户组织所发挥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十分重要。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系统完善的渔业协会，每个养殖企业和养殖户都是协会的会员。这些协会以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协助政府提高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效益，在质量控制、发展水产养殖、行业自律、水环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种协会是一种“自我控制式”的管理系统，能促进养殖户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激励养殖户自发地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活动中去。Kwang Nam Lee， J.M.Gates， Jungsam Le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Korean Fisheries Management.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6（49）.因此，笔者建议，借鉴各国已有经验，鼓励水产养殖户采用HACCP体系进行自我质量和水环境管理，并发挥养殖户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协调政府共同管理水环境。
（四）提高水产养殖户和相关民众的环保意识
只有从事水产养殖业人员和相关民众（消费者和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环保意识得到了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对养殖户的监督和养殖户之间的监督，从根源上解决水产养殖业过程中的水环境问题，促进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政府广泛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免费对水产养殖者进行水环境保护知识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养殖户的环保意识。
现阶段，政府相对重视面向养殖户举办相关的水产和环保知识培训班，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和生态系统修复技术。但笔者建议，政府应该同时重视向养殖户和相关民众提供生态科学知识与环境伦理意识的教育。这样的措施不是局限于就水产养殖业水环境问题来谈水环境问题，而立足于建设公民社会的高度来思考水环境问题。赋予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利益相关者相应的话语权，设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建立参与机制。同时，加强水环境的科学知识与道德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这样，完善的水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之后，公民才能有效监督，降低公共监管成本且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政策的落实度，避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孔祥智、郑风田、崔海兴：《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在全国范围内，水产养殖每年近3亿m3的养殖废水排放，加剧了江河湖库的富营养化和污染程度。这既制约了我国水产养殖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也加大了我国水环境和水资源的压力。面对严峻的水环境形势，全面治理水产养殖行业的水环境，不仅需要利用科学技术，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模式。只有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水产养殖行业水环境的保护和改良，实现行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作者简介：李亮，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王国聘，南京晓庄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关键词：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体制；法律制度；HACCP体系
中图分类号：X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2-0082-07
作为全球最大水产养殖国以及全球唯一水产养殖品产量超过捕捞量的国家，中国理应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倡导者，在守则的基本框架下，结合中国国情，构筑我国水产养殖水环境管理体制，树立负责任水产养殖强国的形象。同时，我国水产养殖业要在全球同行业高速发展、全面竞争时代占据先机，保持与自身规模匹配的行业地位，就必须加强自身水环境管理，这既是保证和提高水产养殖品质量要求，也是顺应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水产养殖业的生产和发展受水环境的影响，同时其生产行为对水环境也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重点分析水产养殖业生产及其废水排放的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水产养殖业与水环境概况
据《2011年中国渔业年鉴》统计，截止到2010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为764.5万hm2，其中海水养殖面积208.1万hm2、淡水养殖面积556.4万hm2；全国养殖水产品产量3829万t，其中海水养殖产量1482万t、淡水养殖产量2347万t。养殖产量远超过捕捞产量占水产品总量的比重到达71%，2011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9.3%。从全球来看，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4.8%，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
与水产养殖业的大国地位相伴随的是水产养殖业对我国水环境的巨大影响。水产养殖对水环境的危害在于人工养殖过程中因不合理处置污染物（如使用消毒物或药物）造成的养殖区域内水环境的污染， 以及人工养殖废水排放或扩散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如投入养殖水域中的人工饵料在溶入水中时以及经过养殖水产排泄出的碳、氮、磷等无机营养盐类；鱼虾养殖和育苗过程中使用的石灰、漂白粉等。这些污染物不仅会增加水体的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而且饵料和鱼类代谢物中的非溶解部分会产生沉积，增加有机碳含量和底质氧化还原能力，释放硫化氢、甲烷，引起底栖生物种类构成和分布变化。
据测算，每养殖每千克鱼需要耗尽2.5m3水中的溶解氧，污染1.6t水；生产1t对虾，进入水域的饵料和排污物等粗蛋白量多达1.3t。张秋华：《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这将引起养殖水域以及周边水域有机污染加重，加剧水体富营养化、降低水体生物多样性。因此，我国巨大的水产养殖规模相应地对我国水产养殖水体及其相关水体的环境造成重要的影响。
2011年《渔业生态环境公报》的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接受监测的89.7万hm2海水重点养殖区水域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化学需氧量、铜、镉和汞超标面积占所监测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53.6%、19.7%、21.2%、10.6%、7.4%、0.1%和 7.0%。在被监测的329.2万hm2江河天然重要渔业水域和122.6万hm2湖泊、水库重要渔业水域中，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超标情况更为严重，见表1。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与2010年相比，水产养殖水环境的一些污染指标如海水重点养殖水域的总磷、非离子氨还在提高；江河天然重要渔业水域的总磷、非离子氨、铜超标范围和湖泊、水库的总氮、铜超标范围还有所增加。此外，自然灾害也增加了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压力。2011年黄海南部爆发的浒苔灾害持续了3个月时间；太湖西北部水域大面积爆发的蓝藻覆盖面积约 238km2，占太湖水面总面积的11.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农业部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1年，第38页。
除了上述水域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水产养殖业同时面临着养殖水域面积缩减趋势的威胁。我国的湖泊大多数属“老年湖”，水位浅，蓄水量少，水草丛生，水流不畅。以湖北为例，20世纪50年代有大中型湖泊1 065个，围湖造田后，面积减少了四分之三，只剩下300多个；到2011年5月，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洪湖的水面减少了108km2（总面积370km2），缩水面积在三分之一以上。http：//news.qq.com/a/20110527/000076.htm，2013年4月15日。
由上可知，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面积规模和产量规模都很大，对水环境的影响巨大，而客观的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因而，无论基于水产养殖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还是基于我国水产养殖业规模和地位及其对水环境的重要影响，都要求加强和改善其水环境管理。
二、我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现状
从管理主体来看，我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体系主要由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水产养殖户自身管理以及水产品消费者与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监督管理组成。从1986年《渔业法》实施以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及其管理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行政管理层面
我国水环境行政管理实施的是统一监督管理和部门分工监督管理相结合的体制。环保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渔政渔港监督部门等分部门则根据各自职责和分工对管辖范围内环境要素进行监督管理。具体到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行政管理，由各级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渔业农业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共同管理，呈现出“多龙治水”的局面。 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现行水产养殖业水环境行政管理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环保部门的职权和职责是履行环境保护，进行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但实际情况是，各级地方环保局的管理关系全部在地方，受制于地方领导，所以当经济与环境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环境保护往往还是为经济发展让路。对于短期内没有引起明显环境问题和民众纠纷的渔业水环境问题，环保部门采取的是“民不报，官不究”的态度。第二，我国对水产养殖业实行的是多头管理，水产养殖证件、水产苗种是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水产养殖水环境由环保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渔药、水产饲料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水产品质量则由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经贸、环保、卫生、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管理，这就造成了各部门之间责权交叉多，分工不明确，往往出现“谁都该管”而“谁都不管”的现象，导致监督和执法力度效果不佳。第三，许多渔业资源具有跨行政区的性质，因而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就涉及跨行政区的管理问题。按照《渔业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不同行政区从自身需要出发来决定开发利用和管理跨行政区的水环境，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因此，跨行政区的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中各行政区的管理重叠和冲突的现象以及局部有利而整体有害决策等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二）法律法规层面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渔业法律体系结构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法律解释、涉外法等多个层面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我国现行的渔业法律体系中，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为中央级别的，如《渔业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渔业船舶登记章程》、《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水产原、良种审定办法》、《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远洋渔业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中多是关于渔业的一般性规定，单行法规尚不完善，因而造成了相关法律的实际操作性差。
其次，养殖业、捕捞业以及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是相关法律的根本目的和重点，与水产养殖水环境有关的法规几乎空白。《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和《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等关于水质标准的要求和出发点都是主要基于渔业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不是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即使有的法规如《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对水产养殖用水水质作出了相关规定，并要求养殖场或池塘进排水系统分开，其主旨仍然是服务于渔业的经济发展。再者，在现行水产养殖业水体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中，国家综合污水排放标准和行业污水排放标准——《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海水池塘水排放要求》（SC/T9103-2007）相对完整，但地方标准明显滞后，亟须健全和完善，仅有少数地方政府如浙江出台了地方标准《水产养殖废水排放要求》（DB33/ 453-2006）。
（三）养殖场主自我管理层面
为了保证水产品质量和保护水环境，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针对水产养殖户的水产过程出台了相关管理规范。早在2002年，福建省就制定了水产养殖场用药记录管理制度，规定药物使用须由技术人员具体操作或在其指导下进行，并做好用药记录，用药后应妥善处理排放药液废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颁发实施了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管理规范，对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的水源水、池塘水、养殖排放水、生活污水等作了明确规定。养殖标准化和工厂化养殖为养殖户提高了管理效率，不仅改善了养殖设施设备，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水产效率，而且改善了养殖水体生态环境，增加了水质调控能力，促进了水产养殖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散户的水产养殖过程中，养殖场主对生产行为的水环境后果是不重视的，关于水环境的管理是混乱的。笔者在浙江、山东、湖南等地以实地访谈、调查问卷形式了解到，不执行《养殖用药记录》，使用禁用渔药、消毒物，超量使用渔药，不经无害处理直接排放养殖水等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大多数散户没有水环境保护的意识，对于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更是没有概念。
（四）水产消费者与养殖水体周边居民监督层面
随着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的提高，水产消费者对于水产品质量和养殖水环境也越来越关心。从2012年开始，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开通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服务信息系统，实时记录和发布，水产养殖场、养殖环境、养殖投入品、生产过程管理、水产品质量抽检等环节中关系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动态信息，以便消费者监督水产养殖的生产与环境管理。在广东、浙江等省份的基层养殖地区，各村选派一名村干部担任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员，经过培训后负责监督和指导本辖区水产养殖场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生产管理，每月向镇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汇总报告各水产养殖场的基本信息和质量安全管理情况。
当然，水产消费者和质量安全监督员都主要是从水产品质量的角度理解和对待水产养殖水环境的。真正从生态环境角度关心水产养殖水环境的群体是另一利益相关者——养殖场周边的居民。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养殖水环境的直接影响。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周边居民对于水产养殖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后果感到无可奈何。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居民碍于与养殖户的本地熟人情面，对不明显的环境后果选择隐忍姑息；另一方面，促使周边居民对水产养殖废水排放问题行使监督和维权权利时，一般都到了废水、有毒物质排放长期积累、环境后果比较严重的阶段。
三、国际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问题和不足，反映了与我国水产养殖业地位不匹配的水环境管理现状。纵观全球，我们发现挪威、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方面走在世界先列，他们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设立专门管理机构，理顺管理体制
作为世界上最早（于1946年）成立渔业部的国家，挪威各区域内渔政及水产企业质量与环境管理的所有事务都由渔业管理机构派驻的检查官员负责，而不按养殖、捕捞、资源环保分工来设置机构。邵桂兰、刘景景、邵兴东：《透过挪威经验看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与政府规制》，《中国渔业经济》，2006年第5期。这样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能避免政府部门间相互协调所产生的内耗。类似地，日本设有一个我国所没有的专门机构——由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专业人上组成的、经过严格的步骤选举产生的渔业调整委员会。徐海龙、王海龙、乔秀亭：《中日渔业法律法规及管理对比分析》，《现代渔业信息》，2011年第9期。这个机构负责管理日本渔业相关的包含水环境管理的所有事务。反观我国，省级及以下行政区域中，水产养殖业隶属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辖，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又归农业部门管辖，水环境由环境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共管。对此，笔者建议改革水产养殖业管理体制，整合行政资源，在环保部门中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主体机构。这个主体管理机构由环保部垂直管理到省市区环保厅局，进而垂直管理到地市级环保局；地市环保局再派出县区级环保局。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人员三至五年进行轮换，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加大环保执法监管力度，防止各种保护主义对企业污染的包庇袒护，防止各类腐败的孳生和蔓延。
（二）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
在现有《环境保护法》、《渔业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基础上完善我国水产养殖业法律体系，尤其是地方法律法规、地方标准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出台。在我国现行渔业法律体系中，关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专门法律法规还是空白，亟需加紧立法和制定相应实施办法。在这方面，美国在针对水产养殖及其环境管理的立法过程中广泛吸取各部门和各种知识背景的人员尤其是生态学家的参与，这一做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水产养殖业过程中，对渔药的监管制度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美国水产养殖用药严格遵守联邦政府和州的法令法规、条例和指南等管理规定。水产养殖排放的杀虫剂和其他潜在污染物必须由国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许可才能使用。而在挪威则根本没有渔药店，养殖户在市场上购买不到药品。当鱼病发生时，养殖户必须经由专业兽医开处方才能获得渔药。这些渔药管理规定使得渔药管理更简单有效，减少渔药对水环境的影响。这一经验体现的预警原则应当在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立法得以体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上述民众监督只能发生在环境后果发生且严重化、明显化之后。
（三）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调动渔业协同管理机能
水产养殖户既是水环境管理的客体，又是水环境管理的主体。作为水环境管理客体，养殖户要遵循法律法规，受政府和相关制度的制约。作为水环境管理的主体，养殖户应当主动承担起管理养殖场、维护水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的有效途径是在水产养殖中应用HACCP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这一体系就是要在亲体、幼苗、养成、销售整个过程中对包括养殖场的周围环境、养殖水质、苗种、饲料、水产药物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控，针对各个重要的环节进行危害分析，并加以控制，确保养殖产品的健康安全性。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爱尔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HACCP体系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养殖户按照HACCP的要求进行养殖和生产活动，不仅提高了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可以促使养殖者在养殖过程中注意水环境的管理，保护水生态环境。
在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方面，养殖户组织所发挥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十分重要。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系统完善的渔业协会，每个养殖企业和养殖户都是协会的会员。这些协会以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协助政府提高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效益，在质量控制、发展水产养殖、行业自律、水环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种协会是一种“自我控制式”的管理系统，能促进养殖户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激励养殖户自发地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活动中去。Kwang Nam Lee， J.M.Gates， Jungsam Le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Korean Fisheries Management.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6（49）.因此，笔者建议，借鉴各国已有经验，鼓励水产养殖户采用HACCP体系进行自我质量和水环境管理，并发挥养殖户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协调政府共同管理水环境。
（四）提高水产养殖户和相关民众的环保意识
只有从事水产养殖业人员和相关民众（消费者和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环保意识得到了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对养殖户的监督和养殖户之间的监督，从根源上解决水产养殖业过程中的水环境问题，促进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政府广泛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免费对水产养殖者进行水环境保护知识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养殖户的环保意识。
现阶段，政府相对重视面向养殖户举办相关的水产和环保知识培训班，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和生态系统修复技术。但笔者建议，政府应该同时重视向养殖户和相关民众提供生态科学知识与环境伦理意识的教育。这样的措施不是局限于就水产养殖业水环境问题来谈水环境问题，而立足于建设公民社会的高度来思考水环境问题。赋予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利益相关者相应的话语权，设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建立参与机制。同时，加强水环境的科学知识与道德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这样，完善的水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之后，公民才能有效监督，降低公共监管成本且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政策的落实度，避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孔祥智、郑风田、崔海兴：《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在全国范围内，水产养殖每年近3亿m3的养殖废水排放，加剧了江河湖库的富营养化和污染程度。这既制约了我国水产养殖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也加大了我国水环境和水资源的压力。面对严峻的水环境形势，全面治理水产养殖行业的水环境，不仅需要利用科学技术，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模式。只有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水产养殖行业水环境的保护和改良，实现行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作者简介：李亮，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王国聘，南京晓庄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