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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宋善恒（曾用名宋飞），现年95岁，家住泰州市姜堰区大伦镇运粮村。我是一名抗战老兵，亲历抗战的幸存者。
1941年，我17岁，在省四临中（江苏省立第四临时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此时，日军已在我的家乡肆虐了4年。驻姜日军虽然不多，但动不动就有飞机轰炸，常常是这边老师刚刚打开讲义，那边就拉起尖锐刺耳的防空警报。学校实在是办不下去了，书实在是读不下去了，县城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青年人的血是热的，我们几个男同学（梁徐的陈欣荣、陆元典、杨九林，还有顾高的顾军成等）不甘当亡国奴，不想在沦陷区苟活，就想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恰逢“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总指挥部干部训练班”（下称“干训班”）向社会广泛延揽学员，我和梁徐的两位同学前往报名，并考上了。非常幸运的是，这不是一支汉奸部队，这是一支抗日的部队。
我们那一期的干训班分为四个队：一队是军官队，主要培养部队指挥员；一队是军士队，主要培养班长一级的基层干部；一队是民卫队，毕业以后到地方上开展民运工作；一队是学生队，有100多人，分为第一区队、第二区队和第三区队，都是些有文化的娃娃兵，发展前途视具体情况而定。我就在学生队第三区队。
我到部队之后，部队发给我一套新军装，颜色是灰色的，臂部写着一个“坚”字。总教官李其实告诉我们，由于抗战需要，我们这支部队的名称会不断变化，以前叫“两淮税警总团”，现在叫“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总指挥部”，将来还会改，但坚定的信念不会改，坚强的意志不会改，坚决的行动不会改，坚韧的精神不会改。李其实是广西人，南方口音较重，最后一个“改”字尾音拖得很长，令我印象深刻。李其实是黄埔一期生，具有较强的军事指挥才能，硬仗都是他直接指挥的。现在有人告诉我，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中共早期100名党员之一，但我以前从没听说过。
我在干训班学习了一年，那段岁月没齿难忘：训练严格、军纪严谨。除了文化课之外，重点是操场训练和野外拉练，刚开始的时候我极度不适应，可一想到国家民族危急，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为了表明决心，我干脆将名字改为宋飞，我要向宋朝的岳飞学习。我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一天只吃两顿，早上一顿，9点吃，下午一顿，3点多吃，一个班一个洋瓷盆，里面盛着豆芽菜或大白菜，主食是粥、馒头或面条。军粮就地征集，军饷来自重庆。那时大米很少，很少吃米饭。我们这支部队的总指挥是李明扬（反袁名将），副总指挥是陈泰运（中将）。陈泰运治军有方，他给我们制定了八条官兵守则，内容我还记得两条，大意是“毁坏民物要照价赔偿，对人民说话要和气，购物要公平……”执行得也很严格。陈泰运为人很好，一点不官僚，他还亲自教唱《游击队之歌》。有一次，我们正在操场训练，陈泰运前来视察，连长停下来向他敬礼，他微笑着制止，要求我们照常训练。陈泰运身经百战而安然无恙，显然是一位福将。
1942年年底，我们圆满完成了一年的学业，即将奔赴新的岗位。1943年新年（元月一日），部队在青墩训练场地（旧址在如今的海安市南莫镇沙岗村东南，353省道旁）举行年度会操暨毕业典礼仪式，我和其他学员就在这一天加入了国民党。那天李明扬也来了，他刚开口训话，“总裁言训”只讲了一半，周围就传来“劈劈叭叭”的枪声，原来，我们被大批日伪军包围了。还好会场布置了警戒人员，他们及时鸣枪示警，才避免了被敌人“包饺子”。我也不知道其他战友是怎么突围的，我们学生队由长官江某某带领，向溱潼湖北口突围。当夜路过姜堰北边冯庄的时候，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冯庄的一个大庙里过的夜。天很冷，不敢生火，我们全都睡在地上，底下垫的是稻草，身上盖的是稻草，互相抱团取暖。
数十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李其实司令为了保护总部和学生兵，率队将敌人主力吸引到了俞九舍，并于当月5日与日军进行了一次决战，牺牲了467名战友，李司令被俘后也牺牲了，史称“俞九舍战斗”。可怜啊，那些牺牲的战友，不仅死得很惨，而且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
也许因为我是本地人的缘故，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国民党主力部队，而是分配到地方开展与抗日有关的工作。第一次分到溱潼镇三里乡（现为兴泰镇）做乡指导员，中尉军衔。里下河地区都是水，日伪的汽艇要从河上经过，我就组织当地民众筑暗坝、打暗桩，阻止汽艇通过。接下来我被派往夏朱乡、官庄乡，仍做乡指导员，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隊抗击日伪，征集粮草，训练民众。
抗战胜利后，我随部队到泰州接受日本人的武器弹药。部队随后换防到扬州、瓜州、常熟，最后编入71军。我没有到71军，因为我们这支部队不是嫡系，蒋介石认为我们与“联抗”（新四军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合作组建的抗日统战部队）往来密切，有“通共”嫌疑，不信任我们，将部队军官全部集中到无锡中央训练团集训，重新洗脑。
我真正和日本兵面对面是在无锡。那时我在中央训练团受训，一群日本兵正在修公路，每当我们经过时他们就停下来向我们敬礼，然后继续干活，再经过再敬礼。他们个个如丧家之犬，人人像霜打的茄子，一副卑鄙猥琐的模样，绝不像“抗日神剧”中的那么神气活现。
我也想不到我能活到现在，得到社会上很多不知他们名姓的志愿者的关心和爱护，他们给我带营养品，送慰问金。我还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编号为2015110750抗战纪念章一枚。我感到心满意足，同时感到愧不敢当——我只是一名抗战亲历者，没有在正面战场上和日军作战，算不上民族英雄，没有炫耀的资本。拜托政府和社会多多关心在俞九舍等抗战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找出他们的名字，褒扬他们的事迹，慰藉他们的忠魂！
1941年，我17岁，在省四临中（江苏省立第四临时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此时，日军已在我的家乡肆虐了4年。驻姜日军虽然不多，但动不动就有飞机轰炸，常常是这边老师刚刚打开讲义，那边就拉起尖锐刺耳的防空警报。学校实在是办不下去了，书实在是读不下去了，县城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青年人的血是热的，我们几个男同学（梁徐的陈欣荣、陆元典、杨九林，还有顾高的顾军成等）不甘当亡国奴，不想在沦陷区苟活，就想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恰逢“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总指挥部干部训练班”（下称“干训班”）向社会广泛延揽学员，我和梁徐的两位同学前往报名，并考上了。非常幸运的是，这不是一支汉奸部队，这是一支抗日的部队。
我们那一期的干训班分为四个队：一队是军官队，主要培养部队指挥员；一队是军士队，主要培养班长一级的基层干部；一队是民卫队，毕业以后到地方上开展民运工作；一队是学生队，有100多人，分为第一区队、第二区队和第三区队，都是些有文化的娃娃兵，发展前途视具体情况而定。我就在学生队第三区队。
我到部队之后，部队发给我一套新军装，颜色是灰色的，臂部写着一个“坚”字。总教官李其实告诉我们，由于抗战需要，我们这支部队的名称会不断变化，以前叫“两淮税警总团”，现在叫“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总指挥部”，将来还会改，但坚定的信念不会改，坚强的意志不会改，坚决的行动不会改，坚韧的精神不会改。李其实是广西人，南方口音较重，最后一个“改”字尾音拖得很长，令我印象深刻。李其实是黄埔一期生，具有较强的军事指挥才能，硬仗都是他直接指挥的。现在有人告诉我，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中共早期100名党员之一，但我以前从没听说过。
我在干训班学习了一年，那段岁月没齿难忘：训练严格、军纪严谨。除了文化课之外，重点是操场训练和野外拉练，刚开始的时候我极度不适应，可一想到国家民族危急，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为了表明决心，我干脆将名字改为宋飞，我要向宋朝的岳飞学习。我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一天只吃两顿，早上一顿，9点吃，下午一顿，3点多吃，一个班一个洋瓷盆，里面盛着豆芽菜或大白菜，主食是粥、馒头或面条。军粮就地征集，军饷来自重庆。那时大米很少，很少吃米饭。我们这支部队的总指挥是李明扬（反袁名将），副总指挥是陈泰运（中将）。陈泰运治军有方，他给我们制定了八条官兵守则，内容我还记得两条，大意是“毁坏民物要照价赔偿，对人民说话要和气，购物要公平……”执行得也很严格。陈泰运为人很好，一点不官僚，他还亲自教唱《游击队之歌》。有一次，我们正在操场训练，陈泰运前来视察，连长停下来向他敬礼，他微笑着制止，要求我们照常训练。陈泰运身经百战而安然无恙，显然是一位福将。
1942年年底，我们圆满完成了一年的学业，即将奔赴新的岗位。1943年新年（元月一日），部队在青墩训练场地（旧址在如今的海安市南莫镇沙岗村东南，353省道旁）举行年度会操暨毕业典礼仪式，我和其他学员就在这一天加入了国民党。那天李明扬也来了，他刚开口训话，“总裁言训”只讲了一半，周围就传来“劈劈叭叭”的枪声，原来，我们被大批日伪军包围了。还好会场布置了警戒人员，他们及时鸣枪示警，才避免了被敌人“包饺子”。我也不知道其他战友是怎么突围的，我们学生队由长官江某某带领，向溱潼湖北口突围。当夜路过姜堰北边冯庄的时候，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冯庄的一个大庙里过的夜。天很冷，不敢生火，我们全都睡在地上，底下垫的是稻草，身上盖的是稻草，互相抱团取暖。
数十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李其实司令为了保护总部和学生兵，率队将敌人主力吸引到了俞九舍，并于当月5日与日军进行了一次决战，牺牲了467名战友，李司令被俘后也牺牲了，史称“俞九舍战斗”。可怜啊，那些牺牲的战友，不仅死得很惨，而且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
也许因为我是本地人的缘故，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国民党主力部队，而是分配到地方开展与抗日有关的工作。第一次分到溱潼镇三里乡（现为兴泰镇）做乡指导员，中尉军衔。里下河地区都是水，日伪的汽艇要从河上经过，我就组织当地民众筑暗坝、打暗桩，阻止汽艇通过。接下来我被派往夏朱乡、官庄乡，仍做乡指导员，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隊抗击日伪，征集粮草，训练民众。
抗战胜利后，我随部队到泰州接受日本人的武器弹药。部队随后换防到扬州、瓜州、常熟，最后编入71军。我没有到71军，因为我们这支部队不是嫡系，蒋介石认为我们与“联抗”（新四军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合作组建的抗日统战部队）往来密切，有“通共”嫌疑，不信任我们，将部队军官全部集中到无锡中央训练团集训，重新洗脑。
我真正和日本兵面对面是在无锡。那时我在中央训练团受训，一群日本兵正在修公路，每当我们经过时他们就停下来向我们敬礼，然后继续干活，再经过再敬礼。他们个个如丧家之犬，人人像霜打的茄子，一副卑鄙猥琐的模样，绝不像“抗日神剧”中的那么神气活现。
我也想不到我能活到现在，得到社会上很多不知他们名姓的志愿者的关心和爱护，他们给我带营养品，送慰问金。我还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编号为2015110750抗战纪念章一枚。我感到心满意足，同时感到愧不敢当——我只是一名抗战亲历者，没有在正面战场上和日军作战，算不上民族英雄，没有炫耀的资本。拜托政府和社会多多关心在俞九舍等抗战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找出他们的名字，褒扬他们的事迹，慰藉他们的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