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量化宽松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为中心的货币政策体制，为存在某种倾向的政治家创造了一个极其宽松的环境。那些愿意利用眼下状况去牟取自身人气的人得以一路畅行无阻——至少目前如此。
　　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中，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都在以一种崭新且独特方式进行互动。以德国政府刚刚发行的负利率30年期债券为例，这意味着这些钱可以免费借用，理论上可以拿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且毫无成本。德国也并非孤例，因此听见越来越多人齐声要求在增长初显放缓迹象时采取更大的财政动作也就毫不奇怪了。
　　显然，鉴于政府正在逐步剥夺那些传统的存款食利者，当前的状况本可以产生深远的货币和分配性后果。但那只是一个开始，政治本来是权衡取舍，用在这处的钱也不可能用在别处。如果提高护士和医生的报酬，那么教师、警察或消防员拿到的钱就相对较少。政府必须在减税和兴建新高速铁路、航空母舰或路桥之间 做出选择。
　　但如今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推动了非常规政治的崛起。在欧洲，中东欧地区的民粹主义政府特别擅长玩这种新游戏。它们可以收买不同的政治派别、提高儿童福利、增加退休金、降低退休年龄和建设基础设施，同时还实现减税。一旦反对派推动新的支出议案，政府可以简单地将这些想法据为己有，以确保长期掌权。
　　这种模糊货币经济学和财政政策的新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功能失调。当欧洲人在1990年代考虑是否采用欧元时，单一货币既被作为一种纪律管束工具来推销，又被作为包裹传统政治痛苦权衡的一层糖衣。加入欧元区意味着牺牲一定程度的财政政策主权；但会员资格能带来较低的利率，从而降低政府债务成本，为其他用途腾出资源。
　　在这一新的游戏规则下，增加消费的诱惑仍然存在。但是它伴随着一种新的、特殊的限制：糖仙子只会在那些保证留在圈内的国家身上撒下魔法。一旦脱圈的前景展露出来，这个咒语就失效了，这也是为何即便意法两国的欧洲怀疑论政治家也不再接受这种选项。当然，欧元也未能神奇地将成员国政府转变为在经济上严于律己的榜样。相反它们如今实际上已经因为各种不负责任且飘忽不定的行为而得到了奖赏，同时迫使货币当局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
　　这个游戏策略的最明显例子出现在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和推文恐吓正在助长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不断在为那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温和派打气。美联储现在正在降低利率以阻止经济增长放缓。而欧洲那些民粹主义者——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等人在同一战略中加倍下注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而民粹主义者则使这种功能失调状况更为加重，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有逻辑的新论点，并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包装成严肃而创新的思想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说服选民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危险——这并不太难，因为当前整个政治光谱中都能听到庆祝旧自由主义秩序消亡的声音。发达经济体中的人们普遍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旧规则已不再适用了。
　　因此而生的新敘事极为适用于民粹主义者。它们认为金融危机使传统经济学失去信誉，“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在危机后遭受最大批评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莫过于认为财政紧缩是一种美德，并奖赏较低利率、更廉价信贷、增加消费支出。批评者认为政府支出不仅是免费的，而且也是一种纯粹的善。
　　在这个美丽新经济中，似乎没有人能有足够底气去指出多少负债才是危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某种程度的债务水平会引发戏剧性的逆转。如果存款人和投资者感到不安，债务成本可能会再次提高进而使得现有债务存量不可持续。也惟其如此，这条民粹主义魔咒才会失效。
　　到时那些想要恢复传统政治和旧规则的人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让人为难的境地。虽然他们也不希望繁荣终结，但当他们为民粹主义者站台的时候，人们可不是这样的想的。当那些盲目乐观者参与竞选时，没有人愿意投票给清醒的明白人，可当那些明白人的警告被证实时，一切总是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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