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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发展在于生活世界中物质属性与人类需要之间的结合，技术发展既浸透着创造者的知识、情感和意志，又凝结着自然界的规律。它的结构和规律与人的意向性和意志相互撞击的结果，体现在人造物活动之中，体现在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弘扬以及人本主义趋势之中。
[关键词]技术发展；人文；向度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3－0079－04
技术发展的向度和人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矛盾，人类可以根据当前的道德：伦理水平，来确立技术的向度；也可以使人们的道德、伦理水平适应技术发展的水平，从而设定新的道德规范。从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技术的向度是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技术向度与价值向度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形成了技术发展的向度。
一、技术发展与人造活动
存在层面上的技术是以人造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人造物是由生活世界诸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物化而成的，人造物在人们把它们创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造物都有在生活世界之中被发明和创造的过程，人造物在生活世界之中被创造和发明的过程，也就是生活世界或组成这一世界的各要素和关系物化、具体化在人造物身上的过程。用相关性分析技术，它是在世界中存在，并且是在生活世界中存在，离开人的生活世界，离开生活世界中人的意向性活动，人造物就是自然物。作为人造物的技术在生成论上首先从它自身所不是的那种，但在生活世界之内来照面的生活世界诸要素和关系方面来领会它本身。
伊德从现象学入手，总结出人与技术之间的体现关系、诠释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他认为，“技术本身是嵌入在文化中的”，生活世界中的各个要素和它们的相互关系都被聚集或体现在人造物身上。被物化在人造物身上的既有技术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所生活的世界，也有技术的使用者所生活的世界。只有一项技术发明不仅揭示和展现了发明创造者的生活世界，而且聚集和反映了使用者的生活世界，这项技术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拉普认为，技术发明家通过直觉和灵感产生设想，经过物化或具体化为产品，才能变成现实的和可行的技术。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客观的实践活动，将发明者的概念性东西具体化为感性的物质产品，再通过生活环境中的运行，检验通过直觉和灵感所产生的技术设计是否同生活世界相吻合，其所设想的技术在生活世界才有现实可行性，也就是技术发明者所理解的生活世界同他现实中的生活世界是相符合和一致的。
技术是人类制造人造物的知识与工艺。技术的根本价值是它能转化为各种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二战以来，技术的盲目滥用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再提醒人们，必须对技术这柄双刃剑加以控制和引导，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尽可能减少或消除其消极作用。要实现对技术应用的合理控制，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控制目标。这个目标应该体现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使技术的应用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服务。人们的价值观必须彻底革新，除了物质财富的追求外，还应该有精神财富的追求；除了人的价值外，还应该有自然生态的价值。
二、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
技术发展和人文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人文主义的复兴为近代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世纪下半叶现代技术兴起，浪漫主义与之相对抗，视新生的机器技术为恶魔，并使“返回自然”风靡了整整一个时代。被誉为科学高度发展的19世纪，历史主义重视生命的表现和人的历史性，对当时实证的科学运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对现代技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在60、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人文主义关注、指责和批评技术，是因为技术不只是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价值判断，技术是负荷着价值的。现代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周围的世界，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工业厂家和工业利用结合成一个整体，现代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已纳入到经济与政治系统之中，对技术活动的控制与导向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权责。哈贝马斯说，社会增长的理性化是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相联系的。因为在现代工业社会，技术与科学已经取代传统的神话和宗教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活动赖以合法化的基础。在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技术进步成为现代社会合理活动的标准，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效率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新的技术网络在重新建构现存社会关系和现存体制机构的同时，也延伸或扩展了新的技术权力网络和新的乌托邦。
现代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技术已经愈来愈变成了一个伦理与政治问题。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针对人的彼岸化的生命理智，借助观念性符号，通过设定原初观念思考人生的意义，以此建立一种寻求永恒真理的方法；“现象学”概念从超越此岸的自然性在者回到彼岸的生命理智，从超越真伪的问题域到思考人生的意义，从对应性符号语言返归感应性符号语言，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当时普遍的技术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探索缓解的途径。胡塞尔主张凭借本质的直观从生活世界中找出认识和技术活动的前提，并以此回答科学技术对人生的意义问题，回答人的存在的意义，他说：“人类的实践始终还建立在已经存在着的世界的基础上，它仍然对它所从事的事物的真实存在或不存在发生兴趣。”
现代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的基础上的，它趋向于捕获和控制每一件东西，使世界变得愈来愈依赖于人，而人则愈来愈依赖于其虚无缥缈的意志，因此，现时代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上帝死了，人则无家可归。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西方形而上学始于柏拉图。正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形而上学不再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亦即不追问存在本身的真理。他认为，正是这种执拗于存在的遗忘之中的形而上学，必然要通过笛卡儿的主客体两元论导致现代技术的勃兴，必然要通过尼采的权力意志导致现代技术的至上的和虚无主义的发展。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在笛卡儿哲学中开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果人要想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如果人要想做到真正的自主，他就必须找到一个他能作出不容怀疑的判断的绝对基础，“我思”即人的自我意识，通过我思，人获得了自我确定，变成了主体，而主体的这种自我确定又成了测定所有判断是否有效的不可动摇的标准。随着人成为主体，整个世界开始以一种新的图景方式出现，成了一个由数学规律所组成的数学宇宙。实在的东西是可认识的东西，可认识的东西是只有通过数学才能认识的东西，也就是可控制与操纵的东西，自然成了主体所 分析、测量、利用的对象，主、客体的并置在客观上导致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兴起。尼采则认为技术是形而上学所体现的精神的外化，虚无缥缈的权力意志指引着人们从事技术实践，人通过他的权力意志建立和增强了他对世界的统治与支配能力，使他成为所有事物为之旋转的中枢。
三、技术发展与人性弘扬
人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从人与宗教的关系看，技术发展是由加尔文教对待世界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对世界进行技术改造的极活跃的人世或现世态度而实现的。加尔文教的教义是宿命论的：上帝在每一个人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决定了他是否被拯救，教徒们由于不知道他们能否被选择获得拯救，因此总是努力去寻求上帝恩典的征兆与迹象，每一个人都力求使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他是入选者之一，这种宿命论的教义却从根本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的兴起。美国历史学家怀特认为现代技术实践兴起于中世纪，并且认为现代技术的兴起直接导源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对待世界的态度。基督教教义有两个基本的因素是有助于技术进步的：第一，《创世纪》认为基督教把世界视作创造物，把人当作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并与上帝一起统治和支配世界；第二，《出埃及记》认为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指向确定的未来，必须通过其现世活动而为之献身的未来。《福音》中关于“化身”与“复活”的教义表现出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智。
技术是人努力实现他自己这一超自然规划的活动系统，是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活动，是人实现其人性的基本手段。加西特将技术的历史区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一是机会的技术，通过各种不同的机会来发现技术；二是工艺的技术，对一些特定的技术，通过一些特定的阶级如工匠世代相传；三是技术家的技术，发现技术手段来实现其目的已成为技术研究的自我意识。在加西特看来，20世纪上半叶的技术已成为实现人类任何目的的现成手段。加西特的技术论是建立在他关于人是一种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的存在的观点之上的。人有一种需要实现他自己这一超自然规划的发明意愿和创造需要，这就导致了技术的产生。由于在不同时期人对自己有不同的规划，所以技术也有一个变迁、进化的过程。
原始人的技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人用他的肉体同大自然抗争，尔后，人通过他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超额精神能量发展了最早的原始文化和宗教礼仪，这种超额精神能量也导致了语言的产生，人的技术能力的发展，包括他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具有同样的根源。因此，在狭隘的工具制造或使用意义上的技术并不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因。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促进语言、符号文化的进化无疑比劈出一大堆手斧重要得多。芒福德提出了一种生活指向的“生命技术”概念，文字发明之时，生活指向的生命技术开始被一种他称之为“单一技术”的东西所取代。不像生命技术，单一技术通过对物理能量、宇宙和人的剥削来系统地组织工作，以实现其对权力的追求。单一技术是一种高度集中化、权力化的技术。对于芒福德来说，这种单一技术首先出现在他所称之为“巨机器”的社会组织中。这种巨机器对工作进行系统的组织和分解，是后来一切特定的机器的原型，它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古埃及金字塔的修建和古波斯军队。芒福德认为，单一技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改变了有关人的概念：压抑那些不适应有组织的工作的人性部分；将人类活动的处所从有机环境和人群纳入巨机器。如果人类需要从这种单一技术中解放出来，首先要做的是抛弃那种为单一技术辩护的“人是工具制造或工具的使用的动物”的陈腐概念，在狭义意义上的技术必须放到生活指向的技术——生命技术的背景上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技术重新服务于人类文化，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技术不只是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价值判断，技术是负荷价值的，或者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说，技术具有其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意含，以人文来提升技术，才能使技术得到妥善的运用与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真正幸福的光明的前途。只有从作为技术的创造者的人的人性出发，从技术的社会化条件和技术后果出发，全面分析技术与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技术的本质。斯宾格勒认为，技术是掠夺者的人的一种策略、一种获得权力的手段。然而，人的权力意志，尤其是对技术的权力意志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毁灭。同尼采的哲学一样，斯宾格勒的哲学带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他认为勇敢的人必须直面技术所赋予他的现实与毁灭。
技术发展过程充满了对人性的反思，目的在于弘扬人性，反对异化，先哲们从创造者的人性出发，从技术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技术后果出发，对技术与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充分展示了技术的人性特征。
四、技术发展与人本主义
当代技术发展在社会外部文化对科学人文精神的重新唤起方面表现为人本主义的趋势。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世界观，在20世纪却先后遭到了来自量子力学、宇宙科学、系统科学、生态科学等学科不同程度的挑战。这些学科将波粒二象性、主客相关、演化生成、系统联系、有机整体、大地生命、全球伦理等概念提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了一幅与死气沉沉的机械世界完全相反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世界景象。按照这一世界观，宇宙间任何事物作为整体之一部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既是自主的存在，又是他物的存在，从而使整个宇宙内在地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宇宙生命的任何形式都有自己的利益，它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人类在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则在于通过自己的活动促进整个世界的和谐、统一和进化。世界是富有“人情”味的，是一个人性化的世界。
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产生，使当代技术凸显出鲜明的人文色彩。作为文理交叉渗透的新兴学科的技术人类学、技术伦理学、技术美学，其知识品格的人文性自不待言。作为现代科普高级形式的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文化传播学，其显著特点就在于它们在现代社会建立起了一种科学与公众的双向交流机制，一方面将科学以文化的方式交给公众，另一方面还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兴趣和需求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不仅要使公众理解科学，而且还要使科学理解公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为了公众的科学、人性化的科学。生态科学和环保科学更是对传统科学反自然、反人道的一面进行反思的产物，它们的共同任务是要在把握天地人系统生态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妥善处理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求得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很多人视技术为人类的福祉和建立真正平等社会的手段，为技术的发展而辩护。以“认识你自己”为宗旨的人文主义依然属意人性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潜能，对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文化断裂和人性戕害，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
五、结 语
技术发展在于生活世界中“物”代表着物质属性、结构与规律，“人”暗示着人类知识、情感和需要，“物”与“人”之间结合的各种可能性就是技术发展的历程，它既浸透着创造者的知识、情感和意志，又凝结着自然界的规律，是物的结构和规律与人的意向性和意志相互撞击的结果。技术发展与人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意义本身是值得探讨的，人生的意义却绝不应该也绝不可能由技术发展来决定，我们要探索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的关系，摆正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关键词]技术发展；人文；向度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3－0079－04
技术发展的向度和人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矛盾，人类可以根据当前的道德：伦理水平，来确立技术的向度；也可以使人们的道德、伦理水平适应技术发展的水平，从而设定新的道德规范。从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技术的向度是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技术向度与价值向度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形成了技术发展的向度。
一、技术发展与人造活动
存在层面上的技术是以人造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人造物是由生活世界诸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物化而成的，人造物在人们把它们创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造物都有在生活世界之中被发明和创造的过程，人造物在生活世界之中被创造和发明的过程，也就是生活世界或组成这一世界的各要素和关系物化、具体化在人造物身上的过程。用相关性分析技术，它是在世界中存在，并且是在生活世界中存在，离开人的生活世界，离开生活世界中人的意向性活动，人造物就是自然物。作为人造物的技术在生成论上首先从它自身所不是的那种，但在生活世界之内来照面的生活世界诸要素和关系方面来领会它本身。
伊德从现象学入手，总结出人与技术之间的体现关系、诠释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他认为，“技术本身是嵌入在文化中的”，生活世界中的各个要素和它们的相互关系都被聚集或体现在人造物身上。被物化在人造物身上的既有技术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所生活的世界，也有技术的使用者所生活的世界。只有一项技术发明不仅揭示和展现了发明创造者的生活世界，而且聚集和反映了使用者的生活世界，这项技术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拉普认为，技术发明家通过直觉和灵感产生设想，经过物化或具体化为产品，才能变成现实的和可行的技术。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客观的实践活动，将发明者的概念性东西具体化为感性的物质产品，再通过生活环境中的运行，检验通过直觉和灵感所产生的技术设计是否同生活世界相吻合，其所设想的技术在生活世界才有现实可行性，也就是技术发明者所理解的生活世界同他现实中的生活世界是相符合和一致的。
技术是人类制造人造物的知识与工艺。技术的根本价值是它能转化为各种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二战以来，技术的盲目滥用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再提醒人们，必须对技术这柄双刃剑加以控制和引导，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尽可能减少或消除其消极作用。要实现对技术应用的合理控制，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控制目标。这个目标应该体现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使技术的应用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服务。人们的价值观必须彻底革新，除了物质财富的追求外，还应该有精神财富的追求；除了人的价值外，还应该有自然生态的价值。
二、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
技术发展和人文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人文主义的复兴为近代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世纪下半叶现代技术兴起，浪漫主义与之相对抗，视新生的机器技术为恶魔，并使“返回自然”风靡了整整一个时代。被誉为科学高度发展的19世纪，历史主义重视生命的表现和人的历史性，对当时实证的科学运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对现代技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在60、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人文主义关注、指责和批评技术，是因为技术不只是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价值判断，技术是负荷着价值的。现代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周围的世界，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工业厂家和工业利用结合成一个整体，现代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已纳入到经济与政治系统之中，对技术活动的控制与导向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权责。哈贝马斯说，社会增长的理性化是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相联系的。因为在现代工业社会，技术与科学已经取代传统的神话和宗教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活动赖以合法化的基础。在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技术进步成为现代社会合理活动的标准，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效率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新的技术网络在重新建构现存社会关系和现存体制机构的同时，也延伸或扩展了新的技术权力网络和新的乌托邦。
现代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技术已经愈来愈变成了一个伦理与政治问题。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针对人的彼岸化的生命理智，借助观念性符号，通过设定原初观念思考人生的意义，以此建立一种寻求永恒真理的方法；“现象学”概念从超越此岸的自然性在者回到彼岸的生命理智，从超越真伪的问题域到思考人生的意义，从对应性符号语言返归感应性符号语言，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当时普遍的技术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探索缓解的途径。胡塞尔主张凭借本质的直观从生活世界中找出认识和技术活动的前提，并以此回答科学技术对人生的意义问题，回答人的存在的意义，他说：“人类的实践始终还建立在已经存在着的世界的基础上，它仍然对它所从事的事物的真实存在或不存在发生兴趣。”
现代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的基础上的，它趋向于捕获和控制每一件东西，使世界变得愈来愈依赖于人，而人则愈来愈依赖于其虚无缥缈的意志，因此，现时代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上帝死了，人则无家可归。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西方形而上学始于柏拉图。正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形而上学不再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亦即不追问存在本身的真理。他认为，正是这种执拗于存在的遗忘之中的形而上学，必然要通过笛卡儿的主客体两元论导致现代技术的勃兴，必然要通过尼采的权力意志导致现代技术的至上的和虚无主义的发展。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在笛卡儿哲学中开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果人要想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如果人要想做到真正的自主，他就必须找到一个他能作出不容怀疑的判断的绝对基础，“我思”即人的自我意识，通过我思，人获得了自我确定，变成了主体，而主体的这种自我确定又成了测定所有判断是否有效的不可动摇的标准。随着人成为主体，整个世界开始以一种新的图景方式出现，成了一个由数学规律所组成的数学宇宙。实在的东西是可认识的东西，可认识的东西是只有通过数学才能认识的东西，也就是可控制与操纵的东西，自然成了主体所 分析、测量、利用的对象，主、客体的并置在客观上导致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兴起。尼采则认为技术是形而上学所体现的精神的外化，虚无缥缈的权力意志指引着人们从事技术实践，人通过他的权力意志建立和增强了他对世界的统治与支配能力，使他成为所有事物为之旋转的中枢。
三、技术发展与人性弘扬
人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从人与宗教的关系看，技术发展是由加尔文教对待世界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对世界进行技术改造的极活跃的人世或现世态度而实现的。加尔文教的教义是宿命论的：上帝在每一个人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决定了他是否被拯救，教徒们由于不知道他们能否被选择获得拯救，因此总是努力去寻求上帝恩典的征兆与迹象，每一个人都力求使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他是入选者之一，这种宿命论的教义却从根本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的兴起。美国历史学家怀特认为现代技术实践兴起于中世纪，并且认为现代技术的兴起直接导源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对待世界的态度。基督教教义有两个基本的因素是有助于技术进步的：第一，《创世纪》认为基督教把世界视作创造物，把人当作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并与上帝一起统治和支配世界；第二，《出埃及记》认为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指向确定的未来，必须通过其现世活动而为之献身的未来。《福音》中关于“化身”与“复活”的教义表现出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智。
技术是人努力实现他自己这一超自然规划的活动系统，是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活动，是人实现其人性的基本手段。加西特将技术的历史区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一是机会的技术，通过各种不同的机会来发现技术；二是工艺的技术，对一些特定的技术，通过一些特定的阶级如工匠世代相传；三是技术家的技术，发现技术手段来实现其目的已成为技术研究的自我意识。在加西特看来，20世纪上半叶的技术已成为实现人类任何目的的现成手段。加西特的技术论是建立在他关于人是一种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的存在的观点之上的。人有一种需要实现他自己这一超自然规划的发明意愿和创造需要，这就导致了技术的产生。由于在不同时期人对自己有不同的规划，所以技术也有一个变迁、进化的过程。
原始人的技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人用他的肉体同大自然抗争，尔后，人通过他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超额精神能量发展了最早的原始文化和宗教礼仪，这种超额精神能量也导致了语言的产生，人的技术能力的发展，包括他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具有同样的根源。因此，在狭隘的工具制造或使用意义上的技术并不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因。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促进语言、符号文化的进化无疑比劈出一大堆手斧重要得多。芒福德提出了一种生活指向的“生命技术”概念，文字发明之时，生活指向的生命技术开始被一种他称之为“单一技术”的东西所取代。不像生命技术，单一技术通过对物理能量、宇宙和人的剥削来系统地组织工作，以实现其对权力的追求。单一技术是一种高度集中化、权力化的技术。对于芒福德来说，这种单一技术首先出现在他所称之为“巨机器”的社会组织中。这种巨机器对工作进行系统的组织和分解，是后来一切特定的机器的原型，它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古埃及金字塔的修建和古波斯军队。芒福德认为，单一技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改变了有关人的概念：压抑那些不适应有组织的工作的人性部分；将人类活动的处所从有机环境和人群纳入巨机器。如果人类需要从这种单一技术中解放出来，首先要做的是抛弃那种为单一技术辩护的“人是工具制造或工具的使用的动物”的陈腐概念，在狭义意义上的技术必须放到生活指向的技术——生命技术的背景上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技术重新服务于人类文化，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技术不只是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价值判断，技术是负荷价值的，或者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说，技术具有其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意含，以人文来提升技术，才能使技术得到妥善的运用与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真正幸福的光明的前途。只有从作为技术的创造者的人的人性出发，从技术的社会化条件和技术后果出发，全面分析技术与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技术的本质。斯宾格勒认为，技术是掠夺者的人的一种策略、一种获得权力的手段。然而，人的权力意志，尤其是对技术的权力意志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毁灭。同尼采的哲学一样，斯宾格勒的哲学带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他认为勇敢的人必须直面技术所赋予他的现实与毁灭。
技术发展过程充满了对人性的反思，目的在于弘扬人性，反对异化，先哲们从创造者的人性出发，从技术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技术后果出发，对技术与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充分展示了技术的人性特征。
四、技术发展与人本主义
当代技术发展在社会外部文化对科学人文精神的重新唤起方面表现为人本主义的趋势。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世界观，在20世纪却先后遭到了来自量子力学、宇宙科学、系统科学、生态科学等学科不同程度的挑战。这些学科将波粒二象性、主客相关、演化生成、系统联系、有机整体、大地生命、全球伦理等概念提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了一幅与死气沉沉的机械世界完全相反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世界景象。按照这一世界观，宇宙间任何事物作为整体之一部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既是自主的存在，又是他物的存在，从而使整个宇宙内在地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宇宙生命的任何形式都有自己的利益，它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人类在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则在于通过自己的活动促进整个世界的和谐、统一和进化。世界是富有“人情”味的，是一个人性化的世界。
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产生，使当代技术凸显出鲜明的人文色彩。作为文理交叉渗透的新兴学科的技术人类学、技术伦理学、技术美学，其知识品格的人文性自不待言。作为现代科普高级形式的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文化传播学，其显著特点就在于它们在现代社会建立起了一种科学与公众的双向交流机制，一方面将科学以文化的方式交给公众，另一方面还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兴趣和需求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不仅要使公众理解科学，而且还要使科学理解公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为了公众的科学、人性化的科学。生态科学和环保科学更是对传统科学反自然、反人道的一面进行反思的产物，它们的共同任务是要在把握天地人系统生态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妥善处理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求得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很多人视技术为人类的福祉和建立真正平等社会的手段，为技术的发展而辩护。以“认识你自己”为宗旨的人文主义依然属意人性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潜能，对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文化断裂和人性戕害，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
五、结 语
技术发展在于生活世界中“物”代表着物质属性、结构与规律，“人”暗示着人类知识、情感和需要，“物”与“人”之间结合的各种可能性就是技术发展的历程，它既浸透着创造者的知识、情感和意志，又凝结着自然界的规律，是物的结构和规律与人的意向性和意志相互撞击的结果。技术发展与人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意义本身是值得探讨的，人生的意义却绝不应该也绝不可能由技术发展来决定，我们要探索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的关系，摆正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