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翠花胡同在二环路以里，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时近晌午，胡同里飘出持续不断的饭菜香，让人循着味道找到一处挂着“悦宾”招牌的小饭馆。
　　它开着仅容一人进出的门，旧木匾上刻着棕红色的“中国个体第一家”字样。这间内部装潢简单、不太时髦的饭馆，曾搅动起北京甚至中国个体饭馆经营的浪潮。
　　1980年，刘桂仙与爱人郭培基开办悦宾饭店，拿到编号为001的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饮工商执照，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悦宾饭店一传三代，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的变化与革新。

北京城里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

　　五丝桶、蒜泥肘子、清炒虾仁、面筋白菜……是这家店的招牌菜。厨子换了几个，家里传了三代，但口味配料仍传承刘桂仙自创的做法，一卖就是38年。
　　38年前，郭培基還在国营单位里当厨师，一个月挣30多块钱。刘桂仙是临时工。
　　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允许自谋职业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方式之一。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各地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个体劳动。这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郭培基回忆，一次叶帅夫人曾宪植从英国访问回国，想吃“小刘”的手艺。“叶帅夫人建议我老伴儿在北京开一个餐馆，说肯定受欢迎。当时我俩都没敢往这方面想，后来叶帅夫人又催了一次，我们才开始写这个申请。”
　　申请写好了，去街道盖了章，刘桂仙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办一张个体餐饮营业执照。当时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但其他行业还未有明确政策。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回忆：“刘桂仙每天都来工商局问执照的事情，有耐性有决心。”
　　“就是想搞个试点试一试，我们领导班子一合计，都同意给她特批。”靳云平说，当时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工商局手写了一份，靳云平签了字并盖上专用章，刘桂仙拿到了北京城里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
　　三间平房中的一间改成饭店，搭建厨房的砖头木材郭培基从单位借，刘桂仙买了4张旧桌子和15把椅子，找了一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
　　两口子计划着10月1日开业。9月30日一早，郭培基到单位请假，刘桂仙打算提前开火试灶，她拿着家中仅剩的34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做几道菜，让街坊邻居尝尝手艺。
　　等到郭培基中午下班回家，胡同里挤满了人，都排到了胡同口五四大街上。街坊拽着他袖口小声说：“你家饭店都开张了，你还在上什么班，赶紧回去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心终于放到肚子里去了

　　悦宾饭店就这样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那一天的“提前开张”，被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写在了他的报道里：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赚了38块钱，顶得上那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店里4张桌子，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
　　在开业之初，普通老百姓下馆子的频率不高，来店里的多是高干子弟和使馆区外国人，还有采访的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二三十个记者。
　　美国大使馆曾提出要在悦宾饭馆包桌，每人10块钱的标准。那时砂锅白菜豆腐只卖一毛九，炒肉丝五毛六，油焖大虾两块四。外国人吃饭安安静静，不怎么说话，刘桂仙心里摸不准。直到看到空盘了，才放下心。
　　客人多了，饭店火了，原料开始紧张起来。当时，买粮油要指标。刘桂仙就去外地赶集，下乡采购。河北高碑店、保定一有集市，她5点多钟起来坐火车去，集上什么都有卖的，米、面、油都是私人高价卖。
　　悦宾饭店名气大了，各种非议也都来了。“有人说我们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女儿结婚都差点儿受到影响。”靳云平也收到了不少反对材料，认为悦宾饭店应该关停。郭培基说，他们夫妇当时一直是提心吊胆。
　　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姚依林副总理、陈慕华副总理来到刘桂仙家拜年。“首长也告诉我们不用怕。”刘桂仙和郭培基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去了。

上饭馆都被叫做是“去奶奶家”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像破冰的第一锤落定，固封多年的个体经济活水喷涌而来。个体餐馆在北京城里如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刘桂仙和郭培基也能安安心心地开饭馆了。
　　每天送走最后一拨客人，搞完卫生，已经到了深夜。餐馆顺利经营后，蒸蒸日上，不出几年，家里就成了万元户。
　　早期还不允许个体经营雇工，家里五个孩子全都扑到了饭馆里，老四老五全天跟着刘桂仙做事，老大老二老三每天下了班就到饭馆里帮着张罗。生意忙的时候，一大家子都被拴在了饭馆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在饭馆打理。
　　1992年，刘桂仙在翠花胡同里开了第二家餐馆“悦仙美食”，离悦宾饭店几十米远。女儿郭洪燕辞去正式工作，全天在饭馆里。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饭馆里也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在孙女郭华的记忆里，爸爸为了学习对账报税，没少被奶奶批评。税票也从每月定额交税到根据具体营业额使用手写发票、手撕发票、机打票……“后来我爸还我送去学了会计。”
　　年纪渐长的刘桂仙开始教儿子儿媳和雇来的厨师颠勺做菜的手艺，学着经营管理饭馆。
　　饭馆对食材的选择比较严苛。郭华回忆，她四五岁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她上鸭厂里一只一只地挑鸭子。“我们家还有道特色菜软炸牛肉，小时候奶奶就带我去屠宰厂拉，牛肉新鲜，价格还便宜。”
　　郭家的孙辈基本都是在“悦宾”和“悦仙”里泡大的。六七岁时两边饭馆来回跑，帮着递啤酒饮料餐具。在饭馆第三代人的童年记忆里，上饭馆都被叫做是“去奶奶家”。

“离了胡同，那还是悦宾么”

　　38年过去，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饭馆，而悦宾饭店，还是那个胡同里的小馆子。店里装潢仍是上世纪90年代的模样，主打菜还是那几盘，连主厨都是郭培基招了十几年的老员工。老家在甘肃的何建军2005年被招进饭馆，慢慢成长为店里的主厨，又将手艺教给了郭家的年轻人。十几年里，何建军在饭馆里认识了自己的爱人，成家生子。
　　胡同里的小馆，也成了常客和邻里街坊的口味记忆。76岁的刘芬和三个老姐妹在悦宾门口等位吃饭时说：“自打80年代开业起我就来这儿吃，他们家的干炸丸子，我吃了半辈子。”
　　现在悦宾、悦仙两个馆子里算账的是郭家的四儿媳张学兰和女儿郭洪燕，34岁的大孙子郭诚成了饭馆里的厨子，继承了奶奶的手艺。
　　郭家第三代人曾经都不怎么想在饭馆里做事。郭华上初中后都不和同学提家里开饭馆的事。“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用些本金挣大钱，家里为什么非要守着这个饭馆不放？”大学里学餐饮专业的郭诚，毕业后宁愿在外面连锁餐饮企业里工作。直到3年前奶奶去世，饭馆极度缺人，郭诚辞了经理职位，踏踏实实扎在了饭馆里。“不能让奶奶走了也寒心。”
　　数年间，社会快速运转，可饭馆依旧变化不大。没有做外卖、没有扩张店面、没有利用品牌搞连锁。有人在网上评论，悦宾饭店是在靠着招牌抱残守缺，不与时俱进。实际上，郭家上上下下讨论过变革。
　　“我们考虑过做外卖，能提高销量。但是家里的菜不适合，稍微凉了，那口味就完全不一样。”郭诚说。曾有人想要入股合作，郭家人拒绝了。“胡同地方就这么大，扩张不了，离了胡同，那还是悦宾么？”郭华说：“我们绝不会随便拿悦宾去尝试，不能砸了爷爷奶奶留下的招牌。”
　　如今郭培基老了，小辈们去看望他时，他最常念叨叮嘱的一句是；“我就是一个炊事员，咱们家就是一个做饭的，你们的想法要放在做饭上，想着把这个味道保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