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是在第三国际帮助下召开的。陈独秀在思想鼓动和组织发展上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后，全国不少大城市成立了党的支部。我任武汉支部书记。上海党组织是核心，我们把它看成临时中央。陈独秀在上海办《共产党》月刊。后来他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政府教育委员会任教育长去了。党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后来，李要我到广州去把陈独秀请回来主持上海党的工作。
　　
　　陈独秀的学问、文章驰名，喜怒形于色。正派、刚直，不撒谎、没架子，我是很佩服他的
　　
　　我于1921年5月初启程，约10号左右到达广州，见到了陈独秀。我曾在“五四”时期见过陈独秀，他那时来武汉演讲，听众很多，他生动的讲话，深刻的内容，使我们很受感动，那时我认识了他。这次来穗又一次见到他，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住在《新青年》发行所。对我说：反正上海也没有多少事可做，就留在广州干点活吧!我在广州和他共同生活两个来月，朝夕相见，纵论春秋，所谈包括世界形势、中国形势和在中国建党等方面的问题。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做过安徽督军伯烈武的秘书长，他治汉学，学问、文章驰名，喜怒形于色。正派、刚直，不撒谎，读书多，见识广，没架子，我是很敬佩他的。关于建党问题，陈独秀对我说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长期的事情，现在产业工人寥寥无几，这和德国、法国等国家建党不同，它们都是从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组织党搞起来的，中国却是从知识分子中搞起来的。
　　这一年，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尼克诺斯基到中国，有计划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他们经北京与张国焘同行到上海，找到李汉俊。于是李汉俊向各支部发信，定日期在上海举行党代会，作为党的成立，各个地区分别派两个代表，每个代表发路费100元。
　　广州支部7月收到信后，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他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的来信，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我在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这时走不开，我看还是让包惠僧和陈公博作为代表去吧。那时大家都听陈独秀的，没有什么异议，就决定了。行前陈独秀同我说：“大会后，你还是回武汉工作，你在那里比较有作用。”我说“好吧。”这样，我和陈公博分别乘船离开广州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陈独秀不想靠共产国际的钱来开展工作，但是他被抓去坐洋牢时，还是俄国人马林花五万元把他保释出来
　　中共“一大”开完后，决定两件事，一是马林提出要建立国共联合战线问题。他说：“成立了党很好，但这还是书斋里的革命，应该到群众中去，到工人运动中去，要和国民党合作。”第二件事就是要立即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于是中央决定派我再次到广州去，向陈独秀传达汇报上海“一大”情况和决议，并请他回上海工作。我即动身坐海船到香港，改乘火车到广州。见了陈独秀说明了上海各同志的意见，他即决定辞职赴沪。
　　我们回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同马林会面，他们谈了几次，但意见分歧很大。因为陈独秀自尊心强。还是在广州时，有人在报上写文章攻击陈独秀说：“你们崇拜卢布，是卢布党。”陈很生气，这次回上海后，就不想靠共产国际的钱而要自己筹款来开展工作。他对我说过：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还说过：我们还没有开展工作，先不要第三国际的钱，自己先独立地干，不要受人制约。但是后来，陈独秀和我们五个人被法国巡捕房的武装巡捕抓到牢里，坐了四天洋牢，还是经马林花五万元钱请法国人巴和律师打官司后，才把我们保释出来。自此以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态度，才开始有了改变，同马林的那种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把他总书记职务拿掉了，后来说他是托派，开除了他的党籍。共产国际几次要陈到莫斯科去“学习”、“研究问题”，他都不去。他曾对我说：“去莫斯科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要关着我，去了后就不自由了。”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在南京监狱里，他坚持打倒国民党政府、给人民以民主的政治主张，被南京政府判了七年刑。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才被张伯龄、胡适等保释出狱。
　　出狱后在南京我曾去看过他。我那时是国民党内政部的参事。陈独秀那时五十多岁了，见到我后话已很少了。我请他题字留念，他沉思了一会儿，在纸上写了南宋岳飞《满江红》中的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上款称“惠僧兄存”，落款为“秀”。这反映了他当时对自己前途无限感叹的一种心情。
　　
　　陈说，延安的老干们不会欢迎我的，我犯不着找他们去!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讲不清呢，我有什么过错?写什么悔过书
　　
　　还有一次我去看他，《中央日报》社的程记者要我代他问陈独秀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托派？陈独秀回答说：“我不是托派，我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托派。”这时期有一个叫罗汉的湖南人，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曾跟陈独秀关系很好，陈独秀要罗汉代表他到延安去向中共说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罗汉也动员陈独秀去延安看看，但陈独秀最后还是拒绝了。为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毛泽东在延安，要陈独秀公开向全国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并承认错误，才可以回到中共方面来。在武昌董必武代表中共会见过陈独秀，要陈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认错。他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一次我见他情绪很不好，便安慰了他几句，他对我说：“老干们不会欢迎我的，我犯不着找他们去!”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没有过，还讲不清呢，我有什么过错?写什么悔过书?”从此就断了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陈说，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还有我的两个儿子。张国焘想拉陈独秀来顶共产党的牌子
　　当时胡适在美国办一个图书公司，几次邀请陈独秀去为他们写传记，陈独秀也不去。他说，我愿意过清贫的日子。蒋介石也曾要陈独秀到他那里去做官，派张伯龄和周佛海去劝说，据说要他到国民党政府去当国防参议员。陈独秀坚决不去，他说：我不能去做他的官，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我和他们是有仇的，现在大敌当前，只是共赴国难而已。
　　这样，陈独秀不能去延安，不愿去美国，又不去做蒋介石的官，自己就到了武汉。当时湖北省主席何成浚是我的老同乡，我曾写信给何，托他照顾一下陈独秀。陈到武昌后，住在谭平山曾住过的公馆里。这时叛变逃到汉口的张国焘乘机去拉拢他，要他出来重新组织“共产党”与延安对立。陈独秀主张抗战救国，不愿搞党派斗争，张国焘想要拉陈独秀来顶共产党的招牌的目的没有达到。我知道这时陈独秀的心情是很忧郁的。在这种情况下由李侠云兄弟帮助，给他买了船票由武昌到了四川。在四川他不从政而改从文了。开始整理古籍，研究汉学、文字学、考古学，写过关于声韵学的书。陈独秀是很会读书的，也会找书读，有学问。这时期他偶尔也写点抗日的政治文章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
　　陈独秀最后几年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在亚当图书馆的一部分版税和他写文章的稿费，生活就困难了，终于因穷困潦倒，积郁而病。1942年5月24日因心脏病和其它疾病发作，客死在四川江津乡下的杨津，终年64岁。
　　陈临终前吃力地望了我一眼，嘴唇微微颤动几下，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看到他眼里浸出了泪水……
　　在陈独秀病倒弥留之际，我赶到了江津见了他最后一面。陈独秀是上午九点昏迷过去的，我正好下午一点赶到江津他的寓所。我进门后见到他躺在病榻上，已不省人事。他的夫人见我来了，连忙招呼我，我没放下手中的提包便奔到先生的病床边。“仲甫，仲甫先生，我来了”。连叫几声，都没有反应。潘夫人走过来很吃力地把陈先生扶起来，用手扒开他紧闭的双眼，大声地对他说：“包先生来看你了。”这时他才有了点反应，吃力地望了我一望，嘴唇微微颤动了几下，像是要对我说话，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直愣愣地望着他，我看到他眼里浸出了泪水，心里难过极了。晚上他就去世了，守在他身边的只有我们几个人。当时是安徽同乡会馆和北京大学同学会的一些热心人出面送了楠木棺，举行了简朴的葬礼，把陈独秀安葬在江津河边上了。
　　
　　陈在世时从未收过蒋介石的钱，晚年生活十分清贫
　　
　　陈独秀死了以后，社会上有一些谣言，说蒋介石国民党送了很多钱给他，直到现在这个谣言在一些地方还没有被澄清。我听了以后，十分气愤!我知道陈独秀一直都很痛恨国民党。1932年在南京监狱时，蒋介石为了拉拢陈独秀，曾派何应钦去狱中看望他，何应钦很欣赏陈独秀的书法，要请他写一个条幅。陈独秀没加思索地挥笔写下“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十三个字。陈独秀在世时始终没有收过国民党蒋介石的钱。陈独秀晚年生活更是清贫。在江津的最后几年，已是风烛残年，疾病缠身，可怜得很。只是靠旧有的版税和微薄的稿费艰难度日。他死时，我和杨子烈(张国焘的老婆)以及他生前的好友们都留了些钱(大约都是二百多元)，连殡葬费都是同乡会、同学会捐赠的。陈独秀死后，他的儿子陈松年(在江津第九中学当会计)曾带着他父亲写的扇面和其它遗物来找过我，说要我出面帮他卖掉先父的遗墨遗物来补助家境困难。可是当时正是抗战期间，社会动乱，有谁还顾得上收藏陈独秀的字墨呢?由此可见，他死后家属的生活的确有不少困难。
　　（原载《我和陈独秀的交往
　　摘自《春秋》2003.12）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