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人体模特儿进行绘画技巧训练，是提高美术学子造型能力和认识人体结构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远在19世纪中叶，这种教学方式即在欧洲各大专美术学校得以普遍推广。但在中国，美术教育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教学方式，即由老师先在黑板或纸上画出范本，然后交由学生依样画葫芦地进行临摹。直到1914年，天津画家李叔同，始打破固有的这种教学模式，第一个将人体模特儿引入绘画课堂。然而真正把人体绘画作为艺术介绍给社会的，则是上海的青年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
　　 刘海粟是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立上海美专）的创办者。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刘海粟即联络同好乌始光、汪亚尘、丁悚等，创建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在建校宣言中，他们明确宣布，一要发扬东方固有的艺术传统，并要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二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中国社会里尽自己一份宣传艺术的责任；三是明确表示，尽管明知自己没什么大学问，却自信还有一份研究和宣传艺术的诚心。也许正由于他们有这样一份诚心，在带给他们极大的艺术乐趣的同时，也带给他们无尽的麻烦与苦恼。
　　 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后不久，一度游学法国巴黎学习油画的刘海粟，即像李叔同一样，拟将西方的人体写生画法移植于该校。这对刚刚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当时，对许多迷信的中国人来说，画像同照像一样，都有可能把被画被照者的灵魂勾去。而一旦他们的灵魂被勾去，他们就有可能招致亡命之灾。至于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任人摹写，更是闻所未闻的耻辱之事。正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着上述观念，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欲为该校寻觅一组适宜的人体模特儿，也难乎其难。刘海粟四处托人，几经周折，好不容易雇到了几名模特儿，不是身体瘦削不适用，就是工作一半便落荒而逃。以至于刚刚开始的人体素描课，不得不又停课。事出无奈，刘海粟只得以重金招聘模特儿。好不容易招聘到一位深明事理的女模特儿，大大方方的应允了校方的各种教学要求。可是，这位女模特儿刚刚工作了三天，她的父母便大吵大闹找到学校，指责学校是勾引良家女子做春宫画，弄得刘海粟啼笑皆非，不知该怎样向对方解释。一再碰壁之后，刘海粟只得舍内而求外，以重金雇用了一名白俄少妇做模特儿，聊以解决该校教学的一时之需。
　　 1917年暑期，上海美专举办了一次成绩展览会。展品中有几张同学们所画的人体素描习作。孰料这几张人体习作竟让参观者惊诧不已，议论纷纷。其中一位女校长在看过画展后，大骂刘海粟伤风败俗，是十足的艺术的叛徒，教育界的蟊贼！大骂之余，这位女校长还亲自撰文，登载在《时报》上，称这次成绩展是“丧心病狂的生殖崇拜展览”。接着，这位女校长又忿忿不平地找到江苏省教育会，状告刘海粟假艺术之名，以裸体画亵渎神圣的讲坛，要求教育会对之进行必要的处罚。
　　 第二年8月，刘海粟和几位青年画家共同举办了一次画展，又因展出了几张人体习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上海滩的一帮好事之徒，还有几家小报，联手对刘海粟发起围攻，攻讦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一位海关监督在看过画展后不胜其怒，当即吁请上海工部局对这次伤风败俗的画展予以查禁。好在这次画展的展出时间仅有三天，还没有等到工部局的查禁之令付诸实施，这次画展便闭幕了。
　　 刘海粟等人的画展虽幸免于查封，美专学生饶桂举在南昌举办的个人画展却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劫难逃，遭到江西省警察厅粗暴干涉。
　　 面对来自官方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刘海粟认为，有关人体模特儿的争议，是关系中国新兴美术事业前途命运的大事，作为上海美专的一校之长，他绝不能调和妥协、缄口不言。于是，他拍案而起，据理力争，要求时任教育部长的黄郛，为饶桂举同学的画展主持正义。在黄郛的出面干预下，一度被勒令停展的饶桂举个人画展，重新又启封开禁，得以继续展出。
　　 饶桂举画展的小小胜利，并不意味着有关人体绘画的争议宣告平息。这期间，上海滩的少数社会渣滓，乘机兴风作浪，对人体模特儿肆意歪曲。一时间，在上海的市面上，各色各样的裸体照、幻灯片、春宫画，几乎泛滥成灾。而当局却把这一切统统归罪于刘海粟提倡画人体的结果。嘲讽说“这是艺术叛徒刘海粟的‘功绩’”。
　　 1925年8月，江苏省教育会开会通过了禁止模特儿提案。刘海粟得知情况后，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信提出申辩。他强调指出，时下流行的黄色图画与人体模特儿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前者是下流的文化垃圾，而后者乃是艺术和艺术手段，是“体察人体之构造，生动之历程，精神之体相。”“封建主义的卫道士们，欲假礼教之名，行伪道之实……，犹曾闻日月经天，而未闻哥白尼地动说，可悯孰甚。”刘海粟的这封信，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既有声援支持的，也有攻讦谩骂的，甚至有欲置刘海粟于死地而后快的。那些反对者声称，“刘海粟提倡人体模特儿，足以丧失人类本性之羞耻而引起肉欲之冲动。”指责他是“名教之叛徒”，“是以金钱势力，役使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献形，寸丝不挂，任人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位人也，而禽兽之不若也。”上海县知事危道丰则诬称：“什么人体模特儿，说白了，不就是光屁股姑娘嘛！”又说什么，“刘海粟不过是借模特儿骗钱。忘形若此，尚复成何体统！成何世界！成何人类！”
　　 刘海粟不惧高压，据理反驳，公开声明：“艺学尊严与市侩营利迥然有别。艺学上之模特儿也与中国礼教截然二事。现在，许多胸无点墨、抱残守缺、坐井观天之人，俨然以卫道士自居，信口雌黄，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他们崇洋媚外，却又置模特儿写生引自外国的事实于不顾，叫嚷内外有别，不合中国国情，这样，即便不计腾笑于彼邦，也要遗国人无穷之羞耶。”他进而点名道姓地指出，“像危道丰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什么政府官员，而应当立即撤职！”
　　 危道丰之流的攻讦、谩骂和恫吓，并未能让刘海粟屈服。他明确表示，“我拥护艺术，坚持真理，深知人体模特儿是学美术的基本功，不用不行。”危道丰见围攻不能奏效，便以关闭上海美专相威胁。刘海粟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表示“为了艺术，誓与危道丰之流斗争到底，虽刀斧鼎镬，在所不辞！”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26年4月15日，国立上海美专的一位学生，气喘吁吁地进入刘海粟的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危道丰真要查禁模特儿，关闭我们美专了。”他说着，将当日上海出版的一张报纸递给刘校长。刘定睛一看，果见报纸上赫然入目地印着这样一行大字标题———《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禁美专裸体画》！
　　 刘海粟深感事态严重，连夜执笔写了一封驳斥危道丰的信，寄给危道丰的上锋孙传芳和陶遗，信中说：“该知事危道丰不揣冒昧，扬长出令，大言不惭，虚张官架，若辞中种种秽恶情形，不堪入目云云，如再违抗，即于发封云云，希图破坏敝校名誉，视敝校正实之学理研究为逆犯之事，不一而足……此辈不学之徒，狼狈厕议席，颜为邑宰，甚贻害地方，遏绝真理，罪不容赦！即乞迅予该议员姜怀素、该知事危道丰，严加申斥，以儆谬妄，而彰真理。”接着，他又另书一函给《申报》主笔史量才，嘱其尽快将这封信见之于报端。直到这时，刘海粟才发现，曙光已悄然爬上他的窗棂。他忽感头晕目眩，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桌前。及至他苏醒后，才发现自己已被送往医院。
　　 五天之后，刘海粟病愈出院，从报纸上发现他本人的一则启事，谓因一时之愤开罪于危道丰，言外颇含道歉之意。刘海粟看罢，大为恼火，即刻向《申报》寄去一份自己的声明，内容仍是据理力争，表示要为真理进行不倦的斗争，并声明某日的启事纯属伪造，自己绝不能承认。
　　 危道丰之流，虽自持操有生杀大权，却也明白真理在刘海粟一边，刘并不孤立。包括北大校长蔡元培和鲁迅先生在内的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都是站在刘海粟一边的。为了给这场持续多年的人体模特儿风波找一个可下的台阶，危道丰只好自编自导，与刘海粟对簿公堂，不过，其罪名倒不是因为刘海粟是人体模特儿的始作俑者，而是因为他污辱了自己的人格，因此法庭判罚刘海粟大洋50元。从而以此了结了这场震惊中外的人体模特儿风波。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