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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成人跻身中产阶级是否只是幻影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11年8月3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报告称，到2009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
点评：究竟怎样才算中产？虽然统计机构自有一套收入标准来判断，但也要尊重个体生活成本和质量感知判断。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收入达到了所谓的中产标准，但在医疗、教育、房产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社会保障、福利又不尽如人意，这种生活实在让人难言中产惬意生活的快感。且不说动辄数百万的房价让月收入过万的白领黯然神伤，即使步入中年有稳定可期许的收入后，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也让人不得不为预留医疗、教育开支精打细算，未来养老何处去也成为都市人的困惑。更让人忧虑的是，在权力和财富资本高度垄断之下，中产阶层要想通过自身的文化、专业技术继续向上流动，就极容易遭遇独占巨额资本的权力与资本者的排斥。这让中产阶层要想成长为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中坚力量，举步维艰。
这还是在常态之下的中产生活。倘若考虑到当下的通胀压力，货币购买力下降，如果你不是一个投资家，不会在资本市场观察风向，抑或没有从事投资，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会从中产阶层滑入到社会底层。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中产收入阶层中，中下阶层占了68.5%，这些人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替补。要从中产阶层成为穷人非常容易，只要你家中有人重病，或是你工作的企业倒闭，甚至你什么都不想，只埋头工作循规蹈矩地领工资，那么生活水准降低几乎成为必然。
一个健康向上发展的社会，当然是以中产为中坚力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可倘若片面强调中产的数量，却不能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改革、税收等多方面，确保中产阶层的稳固性，防止中产向底层滑落，中产就不过只是易碎的玻璃。中产阶层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增速固然是其中一个要素。但要让中产真正成长为社会的中坚，除了可观的收入之外，拥有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良好预期，具备就业能力和职业权力，不轻易被权力和资本挤压，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话语影响力，这恐怕才是真正具备社会稳压功能的中产阶级。
审计署自评投入产出绩效再开部门风气之先
《审计署绩效报告（2010年度）》于2011年8月6日发布。《报告》从可用金额计量的审计成果、不可用金额计量的审计成果两个方面，对审计署2010年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
点评：从审计发现问题角度看，审计署2010年人均审计成果为2139万元人民币，投入产出比为1：82；从审计整改角度看，人均审计成果为2055万元人民币，投入产出比为1：79。这是审计署首次尝试评价自身的投入产出情况，目前国内各级政府机关尚无进行自身绩效评价的先例。这一次，审计署推出对自身的工作绩效评估，以实打实的数字、表格和评估分析，让公众看到审计署在过去一年都做了哪些事，分析投入产出比，特别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的最高审计机关绩效报告作比较，让纳税人判断审计署的工作有没有效率，花在审计署的钱值不值得。这种真正地以公仆的谦卑，自觉将自己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姿态，必将为审计署的良好声誉再加几分。
我们常常会看到政府部门的“成绩报告”，每到年终，许多政府部门都通过各种途径宣传自身的成绩，彰显自己的政绩。“政府成绩”，顾名思义，就是讲成绩、表功绩，本政府部门这一年做了哪些事情，查了多少假货，修了多少公路，夺下多少个蓝天，创造了多少GDP，是炫耀，是表功，是陶醉于成绩让人表扬。而“政府绩效”则完全不一样，它也说成绩、摆政绩，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这个产出，花了多少成本，对比那个投入，这个产出值不值得；不仅看做了多少事，更要看与纳税人的付出相比，做的这些事情够不够，支付的成本值不值得。
政府是公共权力部门，为了使政府富有效率，需要有绩效评价的约束和压力，否则政府就会十分昂贵。在自我施加绩效压力方面，审计署这次再开风气之先，为政府部门树立了一个典范。这段时间，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三公”经费开支，接下来，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开展绩效评价，并适时发布绩效报告。这不是对政府部门的不切实际的苛求，而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福建审计部门公布“经适房”成本利润率叫好
福建省审计厅厅长俞传尧2011年8月5日表示，福建审计抽查8个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定价情况，发现销售定价普遍偏高，不符合保本微利的规定。按物价部门同口径计算，8个项目平均成本利润率达25.5%，考虑店面等商业配套的利润后，平均成本利润率达38%，这使得开发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
点评：以往很少见公布经济适用房的利润，有的被视为商业秘密进行遮掩，如今福建对8个经济适用房项目进行抽查并公布，终于让人大开眼界，平均成本利润率达38%，让人大吃一惊。这么高的利润，终端价格能低得下来吗，这还是经济适用房吗？
经济适用房在用地、资金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政策优惠，按照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利润率控制在3%以下。而福建经济适用房项目超过规定利润10倍之多，即使有着诸多的优惠，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也降不下来，利润只能为开发商所享有，优惠政策则被其化解。
经济适用房既要经济又要适用，“经济”摆在第一位，“经济”的定位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公正，不仅在于各种优惠，更在于利润的控制，如果利润任由开发商定了算，很难保证价格的公正。从以往的一些例子看，不少经济适用房，价格与周边的商品房相差无几，可见此种经适房只是一种名义，而实质与商品房并无区别，如此的经济适用房就变了味，并没有多少“经济”的成分。
对这样的经适房事后核查公布很有必要，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督也非常重要。为何开发商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为何其能定出如此高价？不能不说缺乏监督，如今既然问题已经发现了，就不能让其高额利润继续实现，还经适房原本的性质，如此才能给困难群体有个交代。
如今保障性住房建设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下大力进行建设，2011年内开工建设1000万套，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不能只是建，更在于管，不仅管质量，还得管利润，管住伸向保障性住房的手，像福建抽查8个项目平均成本利润率就达38%，那么其他地方的经济适用房的利润该是多少，有无超标？因而在建设的同时，还应有强硬的措施，对于擅自提高利润，不按规则行事者，应该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经济适用房不能等同于商品房，其既是商业行为又不完全是商业行为，其终端价格关系到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因而利润核定、监督非常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让其接受监督，纳入公众视野下，不仅成本要进行公布，而且还应由监督部门介入，核实查证，剔除其非法利润，以保证经适房的“经济性”。
茅台涨价八成和公款接待与纳税人隐性负担的三角关系
在中秋、国庆来临之际，茅台旗下的主流销售品53°飞天茅台价格已涨至1480元至1788元人民币之间。这较年初茅台规定的959元限价令，已涨逾八成。
点评：白酒行业对于酒价趋势的判断素有“二线看一线，一线看茅台”的说法。53°飞天茅台终端零售价格上涨，再度引起白酒行业的关注。近期52°五粮液、泸州老窖等也有小幅上涨。茅台方面曾发布公告称，产品涨价是为了更好地统筹兼顾好国家、消费者、企业、经销商和投资者等各相关方的利益。茅台作为国有企业与民族白酒品牌，无视社会责任，听任酒价疯涨，其他暴利行业恐怕也想效仿。遗憾的是，《反暴利法》至今呼之不出。
从表面上看，穷人喝不起高档白酒，茅台涨到1万元人民币一瓶，也与己无关。但是，众所周知，茅台等高档白酒除了满足富人高端消费以外，多用于公务接待。公务接待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茅台涨价，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纳税人负担的增加，公共蛋糕被切去更大的一块。如何管好公款吃喝，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刀刃上，十分重要。
应该说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根源。要让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由于财政预算随意性大，对公务招待费隐性腐败的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对公务接待过多过滥的监督与处罚措施比较疲软，而且有的地方“上梁不正下梁歪”，难以动摇公务接待腐败的根基。
茅台酒价疯涨，限价令形同虚设，相关部门一方面要拿价格处罚新规说事，督促民族白酒品牌的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为白酒行业涨价潮降温。另一方面也要下决心把公务接待费降下来。避免茅台等高档白酒企业与经销商把公款当唐僧肉，猛掏纳税人的腰包。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公布公务接待预算，而且要征求公众意见，压缩公务接待预算，管好预算外收入。对吃喝费用超标单位的责任人要严厉问责，并考虑把吃喝腐败与绩效考核挂钩。
洋快餐“入乡随俗”谁之过？
2011年8月5日，有媒体曝光麦当劳北京密云鼓楼餐厅出现包装破损的汉堡原料面包，包装内水汽蒸腾。麦当劳有关负责人随后表示该批次面包已被处理，决不使用，并已对该餐厅进行严肃处理。专家表示汉堡包装破损可能会滋生出大量微生物，会对人体产生严重危害。
点评：前几天，味千拉面陷入了“骨汤门”，紧接着肯德基遭遇了“豆浆门”，而麦当劳比前两者走得还要远，一下子就陷入了两个门：“面包门”和“生蛆门”。至此，两大久负盛名的洋快餐巨头已经全面沦陷，遭遇了消费者空前的信任危机。包括肯德基和麦当劳在内的国际快餐巨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亿万消费者的青睐，除了它们的产品本身、企业文化之外，应该是品牌影响、食品安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国内消费者的印象里，像肯德基、麦当劳等企业，从产品的生产、企业的管理，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标准化程序，而这种标准化程序，也就保证了其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高品质。
但是最近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却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洋快餐也很可能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但是为什么这些洋快餐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经营管理，到了中国就问题多多呢？到底是他们“水土不服”还是“入乡随俗”？
说“水土不服”好像有些讲不通，首先，肯德基和麦当劳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连锁店，为什么偏偏到了中国就“水土不服”了？再者，这几年为了适应国内市场，两家洋快餐不但卖炸鸡腿炸薯条，还开发了豆浆、油条、烧饼等传统的中国食品，这说明它们早就适应了国内的市场。
那么问题只能出在“入乡随俗”上。“入乡随俗”本来是件好事，说明这些洋快餐能够尊重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俗，但是随着“豆浆门”、“面包门”、“生蛆门”的被曝光，所谓的“入乡随俗”却成为洋快餐放松管理、降低标准的借口。无论是食品安全检测标准，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力度，国内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就是洋快餐眼里的“乡俗”，当它们为了节省成本，追求更大的市场利润而放松了管理，降低了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这一“乡俗”的遵从。比如此次陷入“面包门”的北京麦当劳，就承认是其违反了食品运送的标准程序所致。他们为什么敢违反标准程序？还不是觉得没有人管，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遭受什么处罚。很显然，这样的“入乡随俗”实在不是啥好事，被曝出“骨汤门”的味千拉面，短短十天，市值蒸发40多亿港元，损失惨重。它除了提醒政府部门应该尽快完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加强食品安全执法力度之外，也提醒这些洋快餐：为了自身的市场形象，也为了更长远的市场利益，有些“乡俗”还是不入为好。
铁道部改革的方向应是公司化
2011年8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调整、充实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和专家组。虽然甬温线特别重大事故发生以后，铁道部门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在实施救援、信息发布、善后处理等方面的表现，与受害者亲属和社会公众的预期有不小差距。
点评：虽然事故发生后，温家宝总理抱病赶到现场，敦促有关部门给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务院成立了独立调查组，展开对事故原因的追查，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但对于事故背后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思考，即铁道部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铁道部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之一。甬温动车事故，又一次让我们痛苦地领教了这个巨大怪物的丑陋：几十条鲜活的生命消失了，而生者的权利和尊严继续受到践踏，管理者的专横丝毫没有收敛。由于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纳税人的血汗钱被白白浪费或中饱私囊，国家审计署曾多次指出，铁道部存在大量“小金库”，连京沪高铁也涉案甚广；由于政企不分，寻租盛行，铁路成为腐败高发领域，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前后，八名铁道部高官相继落马。
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但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取得突破，在政府机构改革中，铁道部也屡因根系强大而被悬置，以至于铁路政企不分，甚至拥有法院和检察系统，成为尾大不掉的“铁老大”。改革是有代价的，但不改革代价更大。我们与时代潮流失之交臂，苦涩的滋味我们今天都品尝到了；而如果一味拖延，无所作为，我们还可能会遭此“待遇”。
至于铁路改革的路线图，如同三十年来我们在诸多领域进行的转型一样，不过是学习人类文明的常识，并没有独门秘籍可言：第一步是公司化，将政府和企业的职能完全分开；然后以公平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让所有者真正变成人民。政治家确定方向以后，具体方案设计，就是各界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了。让国有国营的铁路回归到民有民营，不仅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也是以人为本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色眼”制造分色出租房
为了破解出租房管理难题，江苏常州正大规模推广对出租房按安全系数分色管理办法。出租房被依治安等情况分成重点户、关注户、放心户等级别，分别挂出“红黄蓝”三色铁牌。
点评：作为人口流动大国，流动人口的管理似乎一直没有探索出较好的路径。而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凭借行政意志的主观喜好和维稳想象进行管理。比如在深圳，为了给大运会打造良好的治安环境，竟然对部分流动人口进行“有罪推定”，列入“治安高危人群”的黑名单，并粗暴地驱逐出境；比如说在北京大兴，就曾祭出“封村”政策，建起围墙、铁门，安装摄像头。人口有迁徙流动的自由，如此管理，无疑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而常州此次对出租户的管理，尽管形式上与以上两地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本质上却有着共同之处：即都是社会维稳的产物，都是在尝试一种一劳永逸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通过分色管理，通过等级评估的方式动员出租户协助管理，或许是条不错的辅助路径。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相关部门回归本职。譬如，“分色”有个重要考评指标就是治安状况，“红牌户”治安环境不好，难道不是治安管理部门的失职吗？虽然红牌是对租房者的提醒和对出租户的警示，但同时更是给自己一个耳光：既然知道这里治安状况不好，为何不去改善？
事实上，不少城市管理者或许都有这种思维：总是将某些区域或者某些人群作为“假想敌”，并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处置和清除。殊不知，治安环境的整体改善，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有评估发现的能力，怎么就没有平衡解决的能力呢？支持出租房分色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在姑息权力部门懒政和不作为，是在纵容权责部门转嫁责任。
还有一点，在房价高企的现状下，租房已经成为城市里的蓬勃产业。常州此番祭出的“分色管理”，涉及到等级的划分和评估，这其中又涉及到公平公正的问题。因此，无论是站在租房者的权利立场，还是出于维稳目的，驱逐、封闭、等级划分都不是理想的管理方式。城市治安环境的整体改善，市民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是城市乱象的治本之策。在城市管理者的眼中，理应做到权利无差别、身份无尊卑。注重法治、以人为本，城市管理者的眼中才不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出租房，才不会出现五颜六色的人群。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11年8月3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报告称，到2009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
点评：究竟怎样才算中产？虽然统计机构自有一套收入标准来判断，但也要尊重个体生活成本和质量感知判断。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收入达到了所谓的中产标准，但在医疗、教育、房产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社会保障、福利又不尽如人意，这种生活实在让人难言中产惬意生活的快感。且不说动辄数百万的房价让月收入过万的白领黯然神伤，即使步入中年有稳定可期许的收入后，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也让人不得不为预留医疗、教育开支精打细算，未来养老何处去也成为都市人的困惑。更让人忧虑的是，在权力和财富资本高度垄断之下，中产阶层要想通过自身的文化、专业技术继续向上流动，就极容易遭遇独占巨额资本的权力与资本者的排斥。这让中产阶层要想成长为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中坚力量，举步维艰。
这还是在常态之下的中产生活。倘若考虑到当下的通胀压力，货币购买力下降，如果你不是一个投资家，不会在资本市场观察风向，抑或没有从事投资，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会从中产阶层滑入到社会底层。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中产收入阶层中，中下阶层占了68.5%，这些人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替补。要从中产阶层成为穷人非常容易，只要你家中有人重病，或是你工作的企业倒闭，甚至你什么都不想，只埋头工作循规蹈矩地领工资，那么生活水准降低几乎成为必然。
一个健康向上发展的社会，当然是以中产为中坚力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可倘若片面强调中产的数量，却不能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改革、税收等多方面，确保中产阶层的稳固性，防止中产向底层滑落，中产就不过只是易碎的玻璃。中产阶层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增速固然是其中一个要素。但要让中产真正成长为社会的中坚，除了可观的收入之外，拥有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良好预期，具备就业能力和职业权力，不轻易被权力和资本挤压，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话语影响力，这恐怕才是真正具备社会稳压功能的中产阶级。
审计署自评投入产出绩效再开部门风气之先
《审计署绩效报告（2010年度）》于2011年8月6日发布。《报告》从可用金额计量的审计成果、不可用金额计量的审计成果两个方面，对审计署2010年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
点评：从审计发现问题角度看，审计署2010年人均审计成果为2139万元人民币，投入产出比为1：82；从审计整改角度看，人均审计成果为2055万元人民币，投入产出比为1：79。这是审计署首次尝试评价自身的投入产出情况，目前国内各级政府机关尚无进行自身绩效评价的先例。这一次，审计署推出对自身的工作绩效评估，以实打实的数字、表格和评估分析，让公众看到审计署在过去一年都做了哪些事，分析投入产出比，特别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的最高审计机关绩效报告作比较，让纳税人判断审计署的工作有没有效率，花在审计署的钱值不值得。这种真正地以公仆的谦卑，自觉将自己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姿态，必将为审计署的良好声誉再加几分。
我们常常会看到政府部门的“成绩报告”，每到年终，许多政府部门都通过各种途径宣传自身的成绩，彰显自己的政绩。“政府成绩”，顾名思义，就是讲成绩、表功绩，本政府部门这一年做了哪些事情，查了多少假货，修了多少公路，夺下多少个蓝天，创造了多少GDP，是炫耀，是表功，是陶醉于成绩让人表扬。而“政府绩效”则完全不一样，它也说成绩、摆政绩，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这个产出，花了多少成本，对比那个投入，这个产出值不值得；不仅看做了多少事，更要看与纳税人的付出相比，做的这些事情够不够，支付的成本值不值得。
政府是公共权力部门，为了使政府富有效率，需要有绩效评价的约束和压力，否则政府就会十分昂贵。在自我施加绩效压力方面，审计署这次再开风气之先，为政府部门树立了一个典范。这段时间，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三公”经费开支，接下来，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开展绩效评价，并适时发布绩效报告。这不是对政府部门的不切实际的苛求，而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福建审计部门公布“经适房”成本利润率叫好
福建省审计厅厅长俞传尧2011年8月5日表示，福建审计抽查8个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定价情况，发现销售定价普遍偏高，不符合保本微利的规定。按物价部门同口径计算，8个项目平均成本利润率达25.5%，考虑店面等商业配套的利润后，平均成本利润率达38%，这使得开发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
点评：以往很少见公布经济适用房的利润，有的被视为商业秘密进行遮掩，如今福建对8个经济适用房项目进行抽查并公布，终于让人大开眼界，平均成本利润率达38%，让人大吃一惊。这么高的利润，终端价格能低得下来吗，这还是经济适用房吗？
经济适用房在用地、资金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政策优惠，按照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利润率控制在3%以下。而福建经济适用房项目超过规定利润10倍之多，即使有着诸多的优惠，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也降不下来，利润只能为开发商所享有，优惠政策则被其化解。
经济适用房既要经济又要适用，“经济”摆在第一位，“经济”的定位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公正，不仅在于各种优惠，更在于利润的控制，如果利润任由开发商定了算，很难保证价格的公正。从以往的一些例子看，不少经济适用房，价格与周边的商品房相差无几，可见此种经适房只是一种名义，而实质与商品房并无区别，如此的经济适用房就变了味，并没有多少“经济”的成分。
对这样的经适房事后核查公布很有必要，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督也非常重要。为何开发商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为何其能定出如此高价？不能不说缺乏监督，如今既然问题已经发现了，就不能让其高额利润继续实现，还经适房原本的性质，如此才能给困难群体有个交代。
如今保障性住房建设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下大力进行建设，2011年内开工建设1000万套，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不能只是建，更在于管，不仅管质量，还得管利润，管住伸向保障性住房的手，像福建抽查8个项目平均成本利润率就达38%，那么其他地方的经济适用房的利润该是多少，有无超标？因而在建设的同时，还应有强硬的措施，对于擅自提高利润，不按规则行事者，应该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经济适用房不能等同于商品房，其既是商业行为又不完全是商业行为，其终端价格关系到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因而利润核定、监督非常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让其接受监督，纳入公众视野下，不仅成本要进行公布，而且还应由监督部门介入，核实查证，剔除其非法利润，以保证经适房的“经济性”。
茅台涨价八成和公款接待与纳税人隐性负担的三角关系
在中秋、国庆来临之际，茅台旗下的主流销售品53°飞天茅台价格已涨至1480元至1788元人民币之间。这较年初茅台规定的959元限价令，已涨逾八成。
点评：白酒行业对于酒价趋势的判断素有“二线看一线，一线看茅台”的说法。53°飞天茅台终端零售价格上涨，再度引起白酒行业的关注。近期52°五粮液、泸州老窖等也有小幅上涨。茅台方面曾发布公告称，产品涨价是为了更好地统筹兼顾好国家、消费者、企业、经销商和投资者等各相关方的利益。茅台作为国有企业与民族白酒品牌，无视社会责任，听任酒价疯涨，其他暴利行业恐怕也想效仿。遗憾的是，《反暴利法》至今呼之不出。
从表面上看，穷人喝不起高档白酒，茅台涨到1万元人民币一瓶，也与己无关。但是，众所周知，茅台等高档白酒除了满足富人高端消费以外，多用于公务接待。公务接待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茅台涨价，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纳税人负担的增加，公共蛋糕被切去更大的一块。如何管好公款吃喝，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刀刃上，十分重要。
应该说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根源。要让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由于财政预算随意性大，对公务招待费隐性腐败的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对公务接待过多过滥的监督与处罚措施比较疲软，而且有的地方“上梁不正下梁歪”，难以动摇公务接待腐败的根基。
茅台酒价疯涨，限价令形同虚设，相关部门一方面要拿价格处罚新规说事，督促民族白酒品牌的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为白酒行业涨价潮降温。另一方面也要下决心把公务接待费降下来。避免茅台等高档白酒企业与经销商把公款当唐僧肉，猛掏纳税人的腰包。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公布公务接待预算，而且要征求公众意见，压缩公务接待预算，管好预算外收入。对吃喝费用超标单位的责任人要严厉问责，并考虑把吃喝腐败与绩效考核挂钩。
洋快餐“入乡随俗”谁之过？
2011年8月5日，有媒体曝光麦当劳北京密云鼓楼餐厅出现包装破损的汉堡原料面包，包装内水汽蒸腾。麦当劳有关负责人随后表示该批次面包已被处理，决不使用，并已对该餐厅进行严肃处理。专家表示汉堡包装破损可能会滋生出大量微生物，会对人体产生严重危害。
点评：前几天，味千拉面陷入了“骨汤门”，紧接着肯德基遭遇了“豆浆门”，而麦当劳比前两者走得还要远，一下子就陷入了两个门：“面包门”和“生蛆门”。至此，两大久负盛名的洋快餐巨头已经全面沦陷，遭遇了消费者空前的信任危机。包括肯德基和麦当劳在内的国际快餐巨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亿万消费者的青睐，除了它们的产品本身、企业文化之外，应该是品牌影响、食品安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国内消费者的印象里，像肯德基、麦当劳等企业，从产品的生产、企业的管理，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标准化程序，而这种标准化程序，也就保证了其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高品质。
但是最近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却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洋快餐也很可能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但是为什么这些洋快餐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经营管理，到了中国就问题多多呢？到底是他们“水土不服”还是“入乡随俗”？
说“水土不服”好像有些讲不通，首先，肯德基和麦当劳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连锁店，为什么偏偏到了中国就“水土不服”了？再者，这几年为了适应国内市场，两家洋快餐不但卖炸鸡腿炸薯条，还开发了豆浆、油条、烧饼等传统的中国食品，这说明它们早就适应了国内的市场。
那么问题只能出在“入乡随俗”上。“入乡随俗”本来是件好事，说明这些洋快餐能够尊重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俗，但是随着“豆浆门”、“面包门”、“生蛆门”的被曝光，所谓的“入乡随俗”却成为洋快餐放松管理、降低标准的借口。无论是食品安全检测标准，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力度，国内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就是洋快餐眼里的“乡俗”，当它们为了节省成本，追求更大的市场利润而放松了管理，降低了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这一“乡俗”的遵从。比如此次陷入“面包门”的北京麦当劳，就承认是其违反了食品运送的标准程序所致。他们为什么敢违反标准程序？还不是觉得没有人管，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遭受什么处罚。很显然，这样的“入乡随俗”实在不是啥好事，被曝出“骨汤门”的味千拉面，短短十天，市值蒸发40多亿港元，损失惨重。它除了提醒政府部门应该尽快完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加强食品安全执法力度之外，也提醒这些洋快餐：为了自身的市场形象，也为了更长远的市场利益，有些“乡俗”还是不入为好。
铁道部改革的方向应是公司化
2011年8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调整、充实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和专家组。虽然甬温线特别重大事故发生以后，铁道部门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在实施救援、信息发布、善后处理等方面的表现，与受害者亲属和社会公众的预期有不小差距。
点评：虽然事故发生后，温家宝总理抱病赶到现场，敦促有关部门给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务院成立了独立调查组，展开对事故原因的追查，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但对于事故背后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思考，即铁道部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铁道部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之一。甬温动车事故，又一次让我们痛苦地领教了这个巨大怪物的丑陋：几十条鲜活的生命消失了，而生者的权利和尊严继续受到践踏，管理者的专横丝毫没有收敛。由于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纳税人的血汗钱被白白浪费或中饱私囊，国家审计署曾多次指出，铁道部存在大量“小金库”，连京沪高铁也涉案甚广；由于政企不分，寻租盛行，铁路成为腐败高发领域，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前后，八名铁道部高官相继落马。
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但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取得突破，在政府机构改革中，铁道部也屡因根系强大而被悬置，以至于铁路政企不分，甚至拥有法院和检察系统，成为尾大不掉的“铁老大”。改革是有代价的，但不改革代价更大。我们与时代潮流失之交臂，苦涩的滋味我们今天都品尝到了；而如果一味拖延，无所作为，我们还可能会遭此“待遇”。
至于铁路改革的路线图，如同三十年来我们在诸多领域进行的转型一样，不过是学习人类文明的常识，并没有独门秘籍可言：第一步是公司化，将政府和企业的职能完全分开；然后以公平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让所有者真正变成人民。政治家确定方向以后，具体方案设计，就是各界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了。让国有国营的铁路回归到民有民营，不仅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也是以人为本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色眼”制造分色出租房
为了破解出租房管理难题，江苏常州正大规模推广对出租房按安全系数分色管理办法。出租房被依治安等情况分成重点户、关注户、放心户等级别，分别挂出“红黄蓝”三色铁牌。
点评：作为人口流动大国，流动人口的管理似乎一直没有探索出较好的路径。而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凭借行政意志的主观喜好和维稳想象进行管理。比如在深圳，为了给大运会打造良好的治安环境，竟然对部分流动人口进行“有罪推定”，列入“治安高危人群”的黑名单，并粗暴地驱逐出境；比如说在北京大兴，就曾祭出“封村”政策，建起围墙、铁门，安装摄像头。人口有迁徙流动的自由，如此管理，无疑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而常州此次对出租户的管理，尽管形式上与以上两地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本质上却有着共同之处：即都是社会维稳的产物，都是在尝试一种一劳永逸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通过分色管理，通过等级评估的方式动员出租户协助管理，或许是条不错的辅助路径。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相关部门回归本职。譬如，“分色”有个重要考评指标就是治安状况，“红牌户”治安环境不好，难道不是治安管理部门的失职吗？虽然红牌是对租房者的提醒和对出租户的警示，但同时更是给自己一个耳光：既然知道这里治安状况不好，为何不去改善？
事实上，不少城市管理者或许都有这种思维：总是将某些区域或者某些人群作为“假想敌”，并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处置和清除。殊不知，治安环境的整体改善，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有评估发现的能力，怎么就没有平衡解决的能力呢？支持出租房分色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在姑息权力部门懒政和不作为，是在纵容权责部门转嫁责任。
还有一点，在房价高企的现状下，租房已经成为城市里的蓬勃产业。常州此番祭出的“分色管理”，涉及到等级的划分和评估，这其中又涉及到公平公正的问题。因此，无论是站在租房者的权利立场，还是出于维稳目的，驱逐、封闭、等级划分都不是理想的管理方式。城市治安环境的整体改善，市民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是城市乱象的治本之策。在城市管理者的眼中，理应做到权利无差别、身份无尊卑。注重法治、以人为本，城市管理者的眼中才不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出租房，才不会出现五颜六色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