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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访谈调查，发现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并没有瞄准贫困户，和政府政策的初衷发生偏离。这一问题的出现，与贫困人群的经济行为、生活行为和心理行为密不可分。本文借鉴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对贫困人群的行为引导与矫正，提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应培养贫困会员的自主管理财务能力、利用贫困会员的心理账户促进储蓄、提高贫困会员的基本素质以及加强联保制度的约束。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格莱珉银行贷款项目 行为引导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决定，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支持贫困地区培育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开展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试点。本文研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引导与矫正，这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未来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中共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历程
自2004年起，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多个中央1号文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微型金融组织，并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2006年银监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发展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7年银监会印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界定为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在6省的农村地区开展试点。2007年3月，中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成立。从2007年10月13日开始，展开在全国31个省份的试点。但在随后的发展中，资金互助社的成长不如人意。2009年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提出，2009～2011年全国计划设立互助社161家，然而截至2012年6月末，全国只有49家互助社获得金融许可证。2012年银监会决定暂缓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牌照，在2012年5月山西省稷山县稷峰镇益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获得金融许可证之后就再无新证增发。
截至2017年8月，全国持有银监会批准的资金互助社牌照的机构共计48家。较2012年的49家减少了一家，是因为成立于2011年10月的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西门外村伏龙农村资金互助社于2015年解散，金融许可证上缴。除了持牌机构以外，国内存在大量的未经银监会正式审批自发成立的资金互助社。
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情况——以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卡腊村为例
云南省集边疆、民族、山区、革命老区为一体，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灾害频发，贫困问题尤为突出。云南省内并无持有银监会批准的资金互助社牌照的机构，只存在一些未经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非持牌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扶贫资金互助社是专门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而成立的社会组织，依据云贫开办发〔2009〕203号、云民民〔2011〕93号以及云贫开办发〔2014〕14号文件，其在云南省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是云南省创新扶贫方式而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云南省精准扶贫、创新扶贫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其农村资金互助试点工作具有覆盖面广、地方党委政府组织推动有力、监管措施到位，社会力量参与度高，并与全县精准扶贫工作密切挂钩等特点，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因此下文以云南省元江县卡腊村的农村资金互助会为例，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情况展开说明。
（一）政策支持
2016年7月，中共元江县委办公室、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元江县开展农村资金互助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元办发〔2016〕28号）（以下简称《方案》），对互助会的性质，互助资金的构成、收益分配及归属，组建互助会，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建立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规定。
特别地，《方案》中强调坚持扶贫对象精准原则，重点倾斜贫困行政村，其中，在贫困行政村成立互助会应当有95%以上的贫困户入会，在插花贫困户的行政村成立互助会应当有95%以上的插花贫困户入会。
（二）资金互助会运行规则
卡腊村资金互助会是元江县最早试点并稳定运行了3年的互助會，其实行会员制，入会需缴纳100～200元的入会费。最初实行村干部和党员先入会，新会员入会要有老会员介绍担保，以保证新会员的信用有保障，稳步扩大社员规模、逐渐扩大资金互助会的覆盖面。
互助会贷款采用联保小组形式，金额为3000～5000元，资金占用费（利率）仅为2%～4%。贷款整借整还，可以提前还款。
互助会封闭运行，不允许吸储，因此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来自挂钩帮扶单位、县财政和乡镇的补助互助资金，二是会员入会费，三是社会捐赠，四是少量的借款资金占用费收入。
互助会的管理机构与村委会高度重合，由村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但工作人员没有额外报酬。互助会的放款与还款均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
（三）资金互助会存在的问题
元江县卡腊村农村资金互助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资金互助社覆盖面不够广，与《方案》中要求的“在贫困行政村成立互助会应当有95%以上的贫困户入会”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借款额度小，农户从互助社借款的积极性不高；三是部分借款对象还款能力弱，借款存在一定风险。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互助会目前为了稳健运行，将农村中最边缘的、最需要资金互助的贫困人群排斥在外。这一现象与普惠金融的宗旨发生了背离，它一方面造成了资金互助会的覆盖面远远达不到《方案》中的要求，另一方面，互助社中的精英人群却对互助社小额借款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不是真正需要小额贷款的人群。
元江县卡腊村农村资金互助会出现的这一现象，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刘金海（2010）通过对7省9个贫困县18个互助资金及1648份农户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贫困村级互助资金更加有利于非贫困户。汪三贵等（2011）对中西部两省12个互助资金试点村480户农户的统计分析表明，贫困农户比其他农户更少使用互助资金。李金亚和李秉龙（2013）利用全国互助资金试点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互助资金没有瞄准贫困户，瞄准目标上移既有机构贷款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贫困户贷款需求小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并没有瞄准贫困户，瞄准目标出现上移的情况，即更多的是有利于非贫困户，这与政府政策的初衷发生了偏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对边缘贫困人群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矫正，对于未来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以下首先分析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特征，才能对症下药。
三、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特征
本文主要针对农村贫困人群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因为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贫困人群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属于潜在的会员；并且已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贫困会员，其行为特征与一般贫困人群的差异不大。笔者从经济行为特征、生活行为特征、心理行为特征三个方面对农村贫困人群的行为特征进行归纳。
（一）经济行为特征
以下对贫困人群经济行为特征的归纳，采用笔者2016年7月在云南省六个州市（文山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保山市）针对农村贫困人群（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000元）进行的200份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加以辅助说明。
1.收入来源单一。农村贫困人群从事的职业以农业为主，属于“靠天吃饭”的类型，大多数人参与劳动的能力都只是体力。关于家庭纯收入的来源（多选），200位受访者中有166人选择了来自“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性收入”，65人选择了“自供自给的实物收入”，63人选择了“政策性收入”，以及45人选择了“社会服务业外出务工劳务收入”。可见农村贫困人群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依靠农业，以及少量的政策性收入和打零工的收入。
2.金融接触匮乏。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金融资源匮乏，大多数受访者周边只有农村信用社，其余金融机构网点很少。多数受访者只办理过最基本的金融业务——存款或者取款，并且其中一部分人群是为了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才不得不去到金融机构网点办理取款。交通落后，导致村民们为了获取金融服务需要付出较高的交通成本（通常他们需要步行30～60分钟，或者乘车15～30分钟）。再加上信息闭塞，村民们普遍缺乏金融知识，使得各种金融设施的使用率都较低（只有56%受访者使用过ATM机，使用过POS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网络支付、手机支付等金融业务的受访者都在10%左右）。
3.向金融机构借贷比例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贫困人群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记录空白或者不佳，因而被金融机构排斥以外，还存在贫困人群“主动排斥”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情况，利用亲缘关系无息借贷仍然是农村贫困人群解决资金困难的首选渠道。在调查中，200位受访者有115位受访者从来没有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6位受访者申请过贷款但是被拒绝了。
4.以小额资金需求为主。受家庭经济规模的限制，农村贫困人群的各项开支一般都比较小，对借贷资金的需求量也相应偏小。并且对于需要较多资金的经济机会，农村贫困人群对自己的信心不足，害怕自己做不好、亏了钱还不上借款，会出现不敢贷大额款项的现象。在调查中，贷款金额在一万元及以下的占了37.97%，一到两万元的占40.51%。可见多数贫困人群的资金需求以小额为主。
5.生产性及非生产性用途并重。在调查中，关于贷款的主要用途（多选），51.90%的受访者将贷款用于生产、32.91%用于孩子教育、29.11%用于盖房子，用于看病、补给生活和做生意的分别占比15.19%、13.92%和12.66%，可见贷款的用途是生产性及非生产性并重。
（二）生活行为特征
中国最早对贫困现象的描述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挡风雨。除此以外，贫困人群还具有如下的生活行为特征：
1.健康状况低下。吃不饱饭、不能喝到洁净的水、厕所人畜共用、生病了无法及时医治，导致部分人口罹患疾病，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贫困。
2.教育缺失。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贫困村中很多村民都是文盲、半文盲；适龄儿童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
3.习性松散。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三十多年，农民各种各的田，已经养成了松散的作风甚至有些惰性。
4.社会资本匮乏。被社会排斥，自我封闭，没有勇气和自信，社交资源有限，人际关系简单，互助性弱。
（三）心理行为特征
贫困主体的心理特征从很多方面对其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贫困主体沿袭的“安贫乐道”的价值观（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受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会增加他们采取新生产方式的机会成本；脱贫努力失败导致的无助感和经济状态的脆弱性，会使他们具有不利的风险预期和风险偏好；单调的生活经历、闭塞的信息获取渠道，会使他们积累的可选的脱贫方案极少；低水平的家庭和社会教育，会使他们能力较差从而人力资本积累较低；生活的压力、缺乏基本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保障（如干净的水、道路、医疗等），使得他们需要消耗更多的心理资源从而导致更“短视”的时间偏好等等。
这些不利的心理特征，结合外部條件的制约，会使贫困主体对收益较高生产方式的评价较低，从而选择守旧的生产方式，对应的收入水平也较低。而较低的收入水平，一方面意味着下一期可利用的生产资源仍受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与物质匮乏相联系的心理因素无法得以改善，甚至变得更糟。这反过来又会强化贫困主体选择守旧的生产方式，收入维持在较低水平，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上述三方面的行为特征，导致了传统观念认为贫困人群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会影响组织的稳健运行，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还款能力弱，放贷给他们存在一定的风险。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些微型金融组织对贫困人群行为的引导与矫正的措施，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正是其中较为成功的典型案例，30余年间，格莱珉银行帮助了数以亿计的贫穷人口，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其在云南省大理市开展的试点项目对贫困人群行为进行的引导与矫正，值得我们借鉴。
四、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的比较和借鉴
（一）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简介 1.基本情况。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点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太邑彝族乡，共有区域经理、支行经理、项目经理、运营经理各一名，中心经理九名，共计13人。自2016年5月启动以来，截至2017年7月，项目在大理市太邑乡累计向280名会员发放贷款450万元，人均1.6万元，客户还款率达99.5%。
2.扶贫贷款情况。贷款主要针对女性，免抵押、免担保，贷款金额为1-2万元，贷款利率目前为10%，期限一年，还款方式为按周等额还本付息（一年按50期方便计算），还款金额达到一半后符合续贷要求即可续贷已还贷款部分。设定5人为1个小组、2-10个小组组建一个中心，以“小组+中心+中心经理”为基础，每个中心每周定期召开会议，落实资金归还情况，并向会员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咨询。项目还向贷款农户约定：每周按贷款额度的1‰向个人账户进行储蓄，通过培养储蓄习惯，帮助贫困家庭提升家庭财务管理能力。
贷款中采用了微型金融常用的运作技术，包括：高频分期还款、动态激励、针对女性、强制储蓄、信贷附加等。值得注意的是格莱珉最初的五人小组是联保性质的，现在格莱珉新的模式已不要求联保。
3.扩展穷人的社会资本。格莱珉项目对目标客户刻画得很清晰。目标客户是农村最贫穷、没有土地或没有财产的穷人，主要面向农村妇女以及农村乞丐。他们是农村最底层的人群，他们被社会排斥，自我封闭，没有勇气和自信，缺乏社交圈子。
针对这一人群，贷款只是媒介和纽带，还需要从更多方面入手。例如，格莱珉项目要求家庭要使用卫生厕所、饮水要清洁、孩子要上学等等。每周固定的会议，让这一人群扩展社会网络，在小组内形成强相关，小组之间形成弱相关，构建熟人社区，扩展穷人的社会资本。
4.富滇银行与格莱珉项目。富滇银行是我国第一家与格莱珉进行实质性合作的银行，目前富滇银行为太邑乡的格莱珉项目提供运营经费和信贷资金，相当于富滇银行雇佣格莱珉项目的人员为富滇银行完成贷前及贷后工作。运营经费包括技术使用费40万美元，以及所有人员和办公等相关费用3年500万人民币；信贷资金没有上限的限制。放款时，资金直接打入村民在富滇银行的储蓄卡中；还款时，村民每周开会现场以现金方式交给格莱珉的中心经理，中心经理会议之后代为还款。
（二）资金互助组织与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的比较和借鉴
基于上述内容，笔者将资金互助组织与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的主要区别做了归纳：资金互助会管理者是村委会，面向农村精英人群，贷款金额在3000～5000元，还款方式为整借整还，还款利率在2%～4%，没有强制储蓄。格莱珉项目管理者为专职工作人员，面向农村最底层贫困人群，贷款金额在10000～20000元，还款利息在10%，每周按贷款额度1%向个人账户进行储蓄，专门为女性提供贷款服务。
资金互助组织属于合作金融，它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实现了低成本运营。格莱珉项目相较之下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是它对农村最底层的贫困人群进行了较好的行为引导与矫正，这是资金互助组织应当借鉴的方面，包括对财务管理（每周还款、强制储蓄）、健康管理（饮水、卫生间）、人际交往（每周开会讨论）、技能培训（知识、技术、能力的培训）、家庭的希望（孩子上学）等等方面不断进行引导与矫正。
五、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引导与矫正
基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情况、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特征及其与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的比较和借鉴，笔者提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未来吸纳更多贫困会员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贫困会员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矫正。
（一）培养贫困会员的自主管理财务能力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借鉴格莱珉项目的财务管理方法。例如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一定频率的分期还款，这项举措具有诸多优势：它要求借款人要有平滑稳定的现金流入，要求借款人的收入来源要多元化；它通过工作人员与借款人的定期接触，具有早期预警功能；分期还款一定金额后，可续贷，加速资金周转；同时它对于资金互助组织来说也是一种迂回收取较高利率的权宜之策，以此可以抵消分期还款带来的工作成本。并且，通过频繁分期还款，借用互助资金的实际成本（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等）会增加，部分“优质客户”会因成本较高而放弃使用互助资金，使得互助资金能够更多地瞄准贫困会员。
（二）利用贫困会员的心理账户促进储蓄
培养贫困会员在个人账户上（不一定需要设立在资金互助组织）进行储蓄的习惯，可以帮助贫困家庭提升家庭财务管理能力；同时储蓄的资金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来说，可以视作贷款的一种隐性担保。针对贫困会员自我控制能力有限的情况，分次储蓄比一次性储蓄要好。贫困会员本身收入有限，只能分次储蓄；如果要其将资金积累到一定数量以后再储蓄的话，贫困会员要想抵制当前的消费诱惑而储蓄，实施的难度较大。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发现，通过设定默认值可以影响参与者，改变储蓄规则，设定默认值可以确保储蓄消极的人达到储蓄目标。譬如设定账户自动将他们的收入账户金额的5%转化为定期储蓄等。
（三）提高贫困会员的基本素质
贫困会员由于教育缺失、习性松散、健康状况低下、社会资本匮乏，其劳动能力普遍偏低，这会对资金互助的有序开展形成一定的阻碍。资金互助组织可借鉴格莱珉项目的做法，规定贫困会员如果要获得互助资金，家庭里的适龄儿童必须要上学、家庭要使用卫生厕所、饮水要清洁等等；可以利用分期还款的时机定期召开会议，指导贫困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贫困会员进行各类知识科普和技能培训，提高其知识和技能储备。
（四）加强联保制度的约束
格莱珉项目目前的五人小组虽然不再联保，但是在五人小组内构建了熟人社区，扩展社会网络，在小组内形成了较强的相关关系。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五户联保制度（或者4-6户），除了承担资金的互相担保，也可以形成乡村建设、卫生保障等方面的担保。这样形成的“五户联保”公约会使得资金互保小组成员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相互之间更具约束力，促进乡风的改善，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英君，胡国生.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J].西南民族大学学報（人文社科版），2017（2）：1-10.
[2]李金亚，李秉龙.贫困村互助资金瞄准贫困户了吗——来自全国互助资金试点的农户抽样调查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3（6）：96-105.
[3]刘金海.贫困村级互助资金：益贫效果、机理分析及政策建议[J].农村经济，2010（10）：83-86.
[4]汪三贵，陈虹妃，杨龙.村级互助金的贫困瞄准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1（9）：47-53.
[5]谢世清，陈方诺.农村小额贷款模式探究——以格莱珉银行为例[J].宏观经济研究，2017（1）：148-155.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与风险控制研究：来自西部农村的证据”（编号：71363057）、云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减缓贫困对策研究”（编号：QN2016005）支持。
作者简介：马彧菲（1988-），女，回族，云南蒙自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银行管理系副系主任，研究方向：普惠金融；余晓龙（1993-），男，汉族，浙江乐清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陈天悟（1993-），男，汉族，湖北黄冈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格莱珉银行贷款项目 行为引导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决定，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支持贫困地区培育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开展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试点。本文研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引导与矫正，这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未来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中共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历程
自2004年起，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多个中央1号文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微型金融组织，并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2006年银监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发展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7年银监会印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界定为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在6省的农村地区开展试点。2007年3月，中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成立。从2007年10月13日开始，展开在全国31个省份的试点。但在随后的发展中，资金互助社的成长不如人意。2009年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提出，2009～2011年全国计划设立互助社161家，然而截至2012年6月末，全国只有49家互助社获得金融许可证。2012年银监会决定暂缓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牌照，在2012年5月山西省稷山县稷峰镇益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获得金融许可证之后就再无新证增发。
截至2017年8月，全国持有银监会批准的资金互助社牌照的机构共计48家。较2012年的49家减少了一家，是因为成立于2011年10月的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西门外村伏龙农村资金互助社于2015年解散，金融许可证上缴。除了持牌机构以外，国内存在大量的未经银监会正式审批自发成立的资金互助社。
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情况——以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卡腊村为例
云南省集边疆、民族、山区、革命老区为一体，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灾害频发，贫困问题尤为突出。云南省内并无持有银监会批准的资金互助社牌照的机构，只存在一些未经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非持牌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扶贫资金互助社是专门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而成立的社会组织，依据云贫开办发〔2009〕203号、云民民〔2011〕93号以及云贫开办发〔2014〕14号文件，其在云南省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是云南省创新扶贫方式而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云南省精准扶贫、创新扶贫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其农村资金互助试点工作具有覆盖面广、地方党委政府组织推动有力、监管措施到位，社会力量参与度高，并与全县精准扶贫工作密切挂钩等特点，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因此下文以云南省元江县卡腊村的农村资金互助会为例，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情况展开说明。
（一）政策支持
2016年7月，中共元江县委办公室、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元江县开展农村资金互助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元办发〔2016〕28号）（以下简称《方案》），对互助会的性质，互助资金的构成、收益分配及归属，组建互助会，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建立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规定。
特别地，《方案》中强调坚持扶贫对象精准原则，重点倾斜贫困行政村，其中，在贫困行政村成立互助会应当有95%以上的贫困户入会，在插花贫困户的行政村成立互助会应当有95%以上的插花贫困户入会。
（二）资金互助会运行规则
卡腊村资金互助会是元江县最早试点并稳定运行了3年的互助會，其实行会员制，入会需缴纳100～200元的入会费。最初实行村干部和党员先入会，新会员入会要有老会员介绍担保，以保证新会员的信用有保障，稳步扩大社员规模、逐渐扩大资金互助会的覆盖面。
互助会贷款采用联保小组形式，金额为3000～5000元，资金占用费（利率）仅为2%～4%。贷款整借整还，可以提前还款。
互助会封闭运行，不允许吸储，因此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来自挂钩帮扶单位、县财政和乡镇的补助互助资金，二是会员入会费，三是社会捐赠，四是少量的借款资金占用费收入。
互助会的管理机构与村委会高度重合，由村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但工作人员没有额外报酬。互助会的放款与还款均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
（三）资金互助会存在的问题
元江县卡腊村农村资金互助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资金互助社覆盖面不够广，与《方案》中要求的“在贫困行政村成立互助会应当有95%以上的贫困户入会”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借款额度小，农户从互助社借款的积极性不高；三是部分借款对象还款能力弱，借款存在一定风险。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互助会目前为了稳健运行，将农村中最边缘的、最需要资金互助的贫困人群排斥在外。这一现象与普惠金融的宗旨发生了背离，它一方面造成了资金互助会的覆盖面远远达不到《方案》中的要求，另一方面，互助社中的精英人群却对互助社小额借款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不是真正需要小额贷款的人群。
元江县卡腊村农村资金互助会出现的这一现象，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刘金海（2010）通过对7省9个贫困县18个互助资金及1648份农户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贫困村级互助资金更加有利于非贫困户。汪三贵等（2011）对中西部两省12个互助资金试点村480户农户的统计分析表明，贫困农户比其他农户更少使用互助资金。李金亚和李秉龙（2013）利用全国互助资金试点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互助资金没有瞄准贫困户，瞄准目标上移既有机构贷款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贫困户贷款需求小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并没有瞄准贫困户，瞄准目标出现上移的情况，即更多的是有利于非贫困户，这与政府政策的初衷发生了偏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对边缘贫困人群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矫正，对于未来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以下首先分析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特征，才能对症下药。
三、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特征
本文主要针对农村贫困人群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因为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贫困人群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属于潜在的会员；并且已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贫困会员，其行为特征与一般贫困人群的差异不大。笔者从经济行为特征、生活行为特征、心理行为特征三个方面对农村贫困人群的行为特征进行归纳。
（一）经济行为特征
以下对贫困人群经济行为特征的归纳，采用笔者2016年7月在云南省六个州市（文山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保山市）针对农村贫困人群（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000元）进行的200份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加以辅助说明。
1.收入来源单一。农村贫困人群从事的职业以农业为主，属于“靠天吃饭”的类型，大多数人参与劳动的能力都只是体力。关于家庭纯收入的来源（多选），200位受访者中有166人选择了来自“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性收入”，65人选择了“自供自给的实物收入”，63人选择了“政策性收入”，以及45人选择了“社会服务业外出务工劳务收入”。可见农村贫困人群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依靠农业，以及少量的政策性收入和打零工的收入。
2.金融接触匮乏。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金融资源匮乏，大多数受访者周边只有农村信用社，其余金融机构网点很少。多数受访者只办理过最基本的金融业务——存款或者取款，并且其中一部分人群是为了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才不得不去到金融机构网点办理取款。交通落后，导致村民们为了获取金融服务需要付出较高的交通成本（通常他们需要步行30～60分钟，或者乘车15～30分钟）。再加上信息闭塞，村民们普遍缺乏金融知识，使得各种金融设施的使用率都较低（只有56%受访者使用过ATM机，使用过POS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网络支付、手机支付等金融业务的受访者都在10%左右）。
3.向金融机构借贷比例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贫困人群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记录空白或者不佳，因而被金融机构排斥以外，还存在贫困人群“主动排斥”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情况，利用亲缘关系无息借贷仍然是农村贫困人群解决资金困难的首选渠道。在调查中，200位受访者有115位受访者从来没有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6位受访者申请过贷款但是被拒绝了。
4.以小额资金需求为主。受家庭经济规模的限制，农村贫困人群的各项开支一般都比较小，对借贷资金的需求量也相应偏小。并且对于需要较多资金的经济机会，农村贫困人群对自己的信心不足，害怕自己做不好、亏了钱还不上借款，会出现不敢贷大额款项的现象。在调查中，贷款金额在一万元及以下的占了37.97%，一到两万元的占40.51%。可见多数贫困人群的资金需求以小额为主。
5.生产性及非生产性用途并重。在调查中，关于贷款的主要用途（多选），51.90%的受访者将贷款用于生产、32.91%用于孩子教育、29.11%用于盖房子，用于看病、补给生活和做生意的分别占比15.19%、13.92%和12.66%，可见贷款的用途是生产性及非生产性并重。
（二）生活行为特征
中国最早对贫困现象的描述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挡风雨。除此以外，贫困人群还具有如下的生活行为特征：
1.健康状况低下。吃不饱饭、不能喝到洁净的水、厕所人畜共用、生病了无法及时医治，导致部分人口罹患疾病，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贫困。
2.教育缺失。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贫困村中很多村民都是文盲、半文盲；适龄儿童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
3.习性松散。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三十多年，农民各种各的田，已经养成了松散的作风甚至有些惰性。
4.社会资本匮乏。被社会排斥，自我封闭，没有勇气和自信，社交资源有限，人际关系简单，互助性弱。
（三）心理行为特征
贫困主体的心理特征从很多方面对其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贫困主体沿袭的“安贫乐道”的价值观（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受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会增加他们采取新生产方式的机会成本；脱贫努力失败导致的无助感和经济状态的脆弱性，会使他们具有不利的风险预期和风险偏好；单调的生活经历、闭塞的信息获取渠道，会使他们积累的可选的脱贫方案极少；低水平的家庭和社会教育，会使他们能力较差从而人力资本积累较低；生活的压力、缺乏基本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保障（如干净的水、道路、医疗等），使得他们需要消耗更多的心理资源从而导致更“短视”的时间偏好等等。
这些不利的心理特征，结合外部條件的制约，会使贫困主体对收益较高生产方式的评价较低，从而选择守旧的生产方式，对应的收入水平也较低。而较低的收入水平，一方面意味着下一期可利用的生产资源仍受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与物质匮乏相联系的心理因素无法得以改善，甚至变得更糟。这反过来又会强化贫困主体选择守旧的生产方式，收入维持在较低水平，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上述三方面的行为特征，导致了传统观念认为贫困人群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会影响组织的稳健运行，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还款能力弱，放贷给他们存在一定的风险。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些微型金融组织对贫困人群行为的引导与矫正的措施，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正是其中较为成功的典型案例，30余年间，格莱珉银行帮助了数以亿计的贫穷人口，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其在云南省大理市开展的试点项目对贫困人群行为进行的引导与矫正，值得我们借鉴。
四、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的比较和借鉴
（一）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简介 1.基本情况。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点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太邑彝族乡，共有区域经理、支行经理、项目经理、运营经理各一名，中心经理九名，共计13人。自2016年5月启动以来，截至2017年7月，项目在大理市太邑乡累计向280名会员发放贷款450万元，人均1.6万元，客户还款率达99.5%。
2.扶贫贷款情况。贷款主要针对女性，免抵押、免担保，贷款金额为1-2万元，贷款利率目前为10%，期限一年，还款方式为按周等额还本付息（一年按50期方便计算），还款金额达到一半后符合续贷要求即可续贷已还贷款部分。设定5人为1个小组、2-10个小组组建一个中心，以“小组+中心+中心经理”为基础，每个中心每周定期召开会议，落实资金归还情况，并向会员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咨询。项目还向贷款农户约定：每周按贷款额度的1‰向个人账户进行储蓄，通过培养储蓄习惯，帮助贫困家庭提升家庭财务管理能力。
贷款中采用了微型金融常用的运作技术，包括：高频分期还款、动态激励、针对女性、强制储蓄、信贷附加等。值得注意的是格莱珉最初的五人小组是联保性质的，现在格莱珉新的模式已不要求联保。
3.扩展穷人的社会资本。格莱珉项目对目标客户刻画得很清晰。目标客户是农村最贫穷、没有土地或没有财产的穷人，主要面向农村妇女以及农村乞丐。他们是农村最底层的人群，他们被社会排斥，自我封闭，没有勇气和自信，缺乏社交圈子。
针对这一人群，贷款只是媒介和纽带，还需要从更多方面入手。例如，格莱珉项目要求家庭要使用卫生厕所、饮水要清洁、孩子要上学等等。每周固定的会议，让这一人群扩展社会网络，在小组内形成强相关，小组之间形成弱相关，构建熟人社区，扩展穷人的社会资本。
4.富滇银行与格莱珉项目。富滇银行是我国第一家与格莱珉进行实质性合作的银行，目前富滇银行为太邑乡的格莱珉项目提供运营经费和信贷资金，相当于富滇银行雇佣格莱珉项目的人员为富滇银行完成贷前及贷后工作。运营经费包括技术使用费40万美元，以及所有人员和办公等相关费用3年500万人民币；信贷资金没有上限的限制。放款时，资金直接打入村民在富滇银行的储蓄卡中；还款时，村民每周开会现场以现金方式交给格莱珉的中心经理，中心经理会议之后代为还款。
（二）资金互助组织与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的比较和借鉴
基于上述内容，笔者将资金互助组织与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的主要区别做了归纳：资金互助会管理者是村委会，面向农村精英人群，贷款金额在3000～5000元，还款方式为整借整还，还款利率在2%～4%，没有强制储蓄。格莱珉项目管理者为专职工作人员，面向农村最底层贫困人群，贷款金额在10000～20000元，还款利息在10%，每周按贷款额度1%向个人账户进行储蓄，专门为女性提供贷款服务。
资金互助组织属于合作金融，它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实现了低成本运营。格莱珉项目相较之下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是它对农村最底层的贫困人群进行了较好的行为引导与矫正，这是资金互助组织应当借鉴的方面，包括对财务管理（每周还款、强制储蓄）、健康管理（饮水、卫生间）、人际交往（每周开会讨论）、技能培训（知识、技术、能力的培训）、家庭的希望（孩子上学）等等方面不断进行引导与矫正。
五、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引导与矫正
基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情况、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贫困会员的行为特征及其与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的比较和借鉴，笔者提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未来吸纳更多贫困会员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贫困会员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矫正。
（一）培养贫困会员的自主管理财务能力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借鉴格莱珉项目的财务管理方法。例如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一定频率的分期还款，这项举措具有诸多优势：它要求借款人要有平滑稳定的现金流入，要求借款人的收入来源要多元化；它通过工作人员与借款人的定期接触，具有早期预警功能；分期还款一定金额后，可续贷，加速资金周转；同时它对于资金互助组织来说也是一种迂回收取较高利率的权宜之策，以此可以抵消分期还款带来的工作成本。并且，通过频繁分期还款，借用互助资金的实际成本（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等）会增加，部分“优质客户”会因成本较高而放弃使用互助资金，使得互助资金能够更多地瞄准贫困会员。
（二）利用贫困会员的心理账户促进储蓄
培养贫困会员在个人账户上（不一定需要设立在资金互助组织）进行储蓄的习惯，可以帮助贫困家庭提升家庭财务管理能力；同时储蓄的资金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来说，可以视作贷款的一种隐性担保。针对贫困会员自我控制能力有限的情况，分次储蓄比一次性储蓄要好。贫困会员本身收入有限，只能分次储蓄；如果要其将资金积累到一定数量以后再储蓄的话，贫困会员要想抵制当前的消费诱惑而储蓄，实施的难度较大。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发现，通过设定默认值可以影响参与者，改变储蓄规则，设定默认值可以确保储蓄消极的人达到储蓄目标。譬如设定账户自动将他们的收入账户金额的5%转化为定期储蓄等。
（三）提高贫困会员的基本素质
贫困会员由于教育缺失、习性松散、健康状况低下、社会资本匮乏，其劳动能力普遍偏低，这会对资金互助的有序开展形成一定的阻碍。资金互助组织可借鉴格莱珉项目的做法，规定贫困会员如果要获得互助资金，家庭里的适龄儿童必须要上学、家庭要使用卫生厕所、饮水要清洁等等；可以利用分期还款的时机定期召开会议，指导贫困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贫困会员进行各类知识科普和技能培训，提高其知识和技能储备。
（四）加强联保制度的约束
格莱珉项目目前的五人小组虽然不再联保，但是在五人小组内构建了熟人社区，扩展社会网络，在小组内形成了较强的相关关系。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五户联保制度（或者4-6户），除了承担资金的互相担保，也可以形成乡村建设、卫生保障等方面的担保。这样形成的“五户联保”公约会使得资金互保小组成员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相互之间更具约束力，促进乡风的改善，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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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与风险控制研究：来自西部农村的证据”（编号：71363057）、云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减缓贫困对策研究”（编号：QN2016005）支持。
作者简介：马彧菲（1988-），女，回族，云南蒙自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银行管理系副系主任，研究方向：普惠金融；余晓龙（1993-），男，汉族，浙江乐清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陈天悟（1993-），男，汉族，湖北黄冈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