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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经的时间跨度非常长，从4世纪一直延续到11世纪，长达7个世纪之久。据我们最近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初步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遗书在古代进行了不同程度修复。
敦煌古代写经的修复比较复杂，有的写经是层层裱补，而且每层裱补纸的纸质、颜色不同——有7、8世纪的中原纸，有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生产的纸张，也有归义军时期敦煌自己生产的纸张。从补纸的数量来分析，应以吐蕃占领时期、归义军时期敦煌本地生产的纸张居多。一般来说，同一写卷根据每种纸质所采用的修补技法不尽相同，说明一些遗书经过古代不同时期多次修复。
敦煌在古代尽管是多种宗教并存，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然而以佛教最为发达。印度、西域的佛教经过敦煌传入中原内地，而中原内地的佛教又通过敦煌传入西域。正由于这个原因，敦煌佛教的香火极为昌盛，由官府、寺院及民间私社组织的宗教活动非常频繁。例如S.1604号《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沙州节度使张承奉致都僧统等帖》、《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河西都僧统贤照下诸僧尼寺纲管徒众帖》，沙州节度使张承奉令管内“诸寺礼忏不绝，每夜礼《大佛名经》壹卷。”宗教法事活动频繁，佛经使用频率高，损坏的自然也就多，有损坏就要修复，以恢复其作为书籍的功用。因此可以说历史上敦煌写经的修复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在敦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和尚（915？—987）。他是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的一位管理佛经的僧人。道真和尚在典藏佛经时，发现许多年代久远的写经都损坏或缺失了。他认为这一是对法宝的不敬，二是敦煌地处偏远，法宝匮乏，需要大量佛经来丰富敦煌百姓的精神生活，于是就发起了一个修补佛经的活动。因为当时纸张非常珍贵，S.2952的题记中就有“纸墨难得”的感叹。当时纸张是军事战略物资，归义军政权专门设军资库司来负责纸的管理和支用。寺院里没有那么多素纸，道真便四处募集废纸。于是，募集来许多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以及的缺头断尾的佛经用来裱补或配补残破的经卷。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BD05788《佛名经卷第十三》上面有一则道真本人的修经题记：“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浴（俗）性（姓）张氏。”这应是道真19岁时修经的记录。这里透露了道真的俗姓张，张氏是敦煌的大族，说明道真可能出身名门，他的出身可能对他的修经事业起到一定的影响。
长兴五年（934），道真又发愿“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这一活动在敦煌遗书中有比较完整的反映，据敦煌研究院专家施萍婷先生研究，敦煌研究院0345《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是道真和尚整理的三界寺原来所藏藏经的目录，目录说的非常清楚，是“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而且注明“此录不定”，是三界寺修复前的藏经目录。国家图书馆所藏BD14129《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是道真和尚寻访与修复后三界寺所藏藏经目录的草稿。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S.3624《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则是寻访、修复后的藏经目录的定稿，字体端庄，格式井然，然而非常可惜，仅残存21行。目录中的发愿文为这次修复藏经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这篇发愿文说：“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袟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英国国家图书馆S.5663《中论》卷二题记中写道：“乙未年（清泰二年，935）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经》兼内道场课念沙门道真，兼修诸经十一部，兼写《报恩经》一部，兼写《大佛名经》一部，道真发心造《大般若（经）》帙六十个，并是锦绯绵绫俱全。造银番（幡）伍拾口，并施入三界寺。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槏）壹，施入三界寺。道真造刘萨诃和尚，施入番（幡）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槏）、花毡壹，已上施入和尚，永充供养。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诸经十三部，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槏）壹，经案壹，经藏一口，经布一条，花毡壹，以上施入经藏供养。”
乙未年，也就是公元935年，道真20岁，这个题记反映了他的身份、他的事业。他在三界寺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经藏，修复藏经，而且主要是《大般若经》，而且已经修复完成。第2个身份是内道场的课念沙门。第三个身份是写经生，抄写了《报恩经》、《大佛名经》等。从有道真题名的题记字迹看，他的字笔力遒劲，可谓入木三分，有明显的向隶书回归的味道。据方广锠教授揭示：在唐代末中国书法有向隶书回归的倾向，敦煌也不例外，道真就是这种字体的代表。在古代，虔诚的佛教信徒认为，抄写佛教经典可以获得许多的功德，既可以消除过亡亲人的罪愆，超越轮回，往生净土，又可以为自己预种未来的福田。正是在这种功德思想的背景下，敦煌藏经洞留下了那个时代抄写的大量佛典。
英国国家图书馆S.6225正面是佛经目录：“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般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经录一本。”背面有“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题记，说明这是道真寻访、修复的佛经目录。《大般若经》在敦煌遗书中占非常大的比例，而且里面有很多兑废的残经。这些《大般若经》有可能就是道真收集来的。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道真在934、935两年中，也就是在他19、20岁这两年，整理、寻访、修复三界寺藏经166部，特别是把600卷的《大般若经》整理、寻访、修复成足本，而且还抄写了《大方便佛报恩经》、《佛名经》，如果没有精进勇猛、为法忘躯的精神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今天每当我们展阅一件一件古人修复过的敦煌写经，仿佛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人正在紧张而有序地伏案补经。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道真和尚为修复写经“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不正是中国的脊梁吗？
道真后来任职沙州僧政，是位在都僧统、都僧正之下的高级僧官。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通过爬梳整理敦煌遗书中的三界寺与道真的相关资料，进而认为展现中华文化辉煌传统、悠久历史和不朽生命力的敦煌遗书，之所以能以千年以前的状貌重现敦煌，或即与当年道真补经活动的有关。这是藏经洞遗书性质的又一颇具说服力的观点。
敦煌古代写经的修复比较复杂，有的写经是层层裱补，而且每层裱补纸的纸质、颜色不同——有7、8世纪的中原纸，有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生产的纸张，也有归义军时期敦煌自己生产的纸张。从补纸的数量来分析，应以吐蕃占领时期、归义军时期敦煌本地生产的纸张居多。一般来说，同一写卷根据每种纸质所采用的修补技法不尽相同，说明一些遗书经过古代不同时期多次修复。
敦煌在古代尽管是多种宗教并存，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然而以佛教最为发达。印度、西域的佛教经过敦煌传入中原内地，而中原内地的佛教又通过敦煌传入西域。正由于这个原因，敦煌佛教的香火极为昌盛，由官府、寺院及民间私社组织的宗教活动非常频繁。例如S.1604号《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沙州节度使张承奉致都僧统等帖》、《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河西都僧统贤照下诸僧尼寺纲管徒众帖》，沙州节度使张承奉令管内“诸寺礼忏不绝，每夜礼《大佛名经》壹卷。”宗教法事活动频繁，佛经使用频率高，损坏的自然也就多，有损坏就要修复，以恢复其作为书籍的功用。因此可以说历史上敦煌写经的修复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在敦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和尚（915？—987）。他是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的一位管理佛经的僧人。道真和尚在典藏佛经时，发现许多年代久远的写经都损坏或缺失了。他认为这一是对法宝的不敬，二是敦煌地处偏远，法宝匮乏，需要大量佛经来丰富敦煌百姓的精神生活，于是就发起了一个修补佛经的活动。因为当时纸张非常珍贵，S.2952的题记中就有“纸墨难得”的感叹。当时纸张是军事战略物资，归义军政权专门设军资库司来负责纸的管理和支用。寺院里没有那么多素纸，道真便四处募集废纸。于是，募集来许多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以及的缺头断尾的佛经用来裱补或配补残破的经卷。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BD05788《佛名经卷第十三》上面有一则道真本人的修经题记：“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浴（俗）性（姓）张氏。”这应是道真19岁时修经的记录。这里透露了道真的俗姓张，张氏是敦煌的大族，说明道真可能出身名门，他的出身可能对他的修经事业起到一定的影响。
长兴五年（934），道真又发愿“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这一活动在敦煌遗书中有比较完整的反映，据敦煌研究院专家施萍婷先生研究，敦煌研究院0345《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是道真和尚整理的三界寺原来所藏藏经的目录，目录说的非常清楚，是“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而且注明“此录不定”，是三界寺修复前的藏经目录。国家图书馆所藏BD14129《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是道真和尚寻访与修复后三界寺所藏藏经目录的草稿。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S.3624《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则是寻访、修复后的藏经目录的定稿，字体端庄，格式井然，然而非常可惜，仅残存21行。目录中的发愿文为这次修复藏经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这篇发愿文说：“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袟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英国国家图书馆S.5663《中论》卷二题记中写道：“乙未年（清泰二年，935）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经》兼内道场课念沙门道真，兼修诸经十一部，兼写《报恩经》一部，兼写《大佛名经》一部，道真发心造《大般若（经）》帙六十个，并是锦绯绵绫俱全。造银番（幡）伍拾口，并施入三界寺。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槏）壹，施入三界寺。道真造刘萨诃和尚，施入番（幡）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槏）、花毡壹，已上施入和尚，永充供养。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诸经十三部，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槏）壹，经案壹，经藏一口，经布一条，花毡壹，以上施入经藏供养。”
乙未年，也就是公元935年，道真20岁，这个题记反映了他的身份、他的事业。他在三界寺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经藏，修复藏经，而且主要是《大般若经》，而且已经修复完成。第2个身份是内道场的课念沙门。第三个身份是写经生，抄写了《报恩经》、《大佛名经》等。从有道真题名的题记字迹看，他的字笔力遒劲，可谓入木三分，有明显的向隶书回归的味道。据方广锠教授揭示：在唐代末中国书法有向隶书回归的倾向，敦煌也不例外，道真就是这种字体的代表。在古代，虔诚的佛教信徒认为，抄写佛教经典可以获得许多的功德，既可以消除过亡亲人的罪愆，超越轮回，往生净土，又可以为自己预种未来的福田。正是在这种功德思想的背景下，敦煌藏经洞留下了那个时代抄写的大量佛典。
英国国家图书馆S.6225正面是佛经目录：“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般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经录一本。”背面有“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题记，说明这是道真寻访、修复的佛经目录。《大般若经》在敦煌遗书中占非常大的比例，而且里面有很多兑废的残经。这些《大般若经》有可能就是道真收集来的。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道真在934、935两年中，也就是在他19、20岁这两年，整理、寻访、修复三界寺藏经166部，特别是把600卷的《大般若经》整理、寻访、修复成足本，而且还抄写了《大方便佛报恩经》、《佛名经》，如果没有精进勇猛、为法忘躯的精神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今天每当我们展阅一件一件古人修复过的敦煌写经，仿佛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人正在紧张而有序地伏案补经。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道真和尚为修复写经“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不正是中国的脊梁吗？
道真后来任职沙州僧政，是位在都僧统、都僧正之下的高级僧官。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通过爬梳整理敦煌遗书中的三界寺与道真的相关资料，进而认为展现中华文化辉煌传统、悠久历史和不朽生命力的敦煌遗书，之所以能以千年以前的状貌重现敦煌，或即与当年道真补经活动的有关。这是藏经洞遗书性质的又一颇具说服力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