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同一天，在两个诗人朋友的博客上，读到了针对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的声音。由于CNN主持人言论辱华，加上家福乐股东支持藏独势力，中国许多城市爆发了针对这家法资连锁商场的集会、抗议、抵制、示威活动。
　　诗人潘洗尘不赞成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认为于事无补；诗人苏历铭则认为，表达愤怒完全正当。
　　引起我兴趣并愿意略作思考的是，两个同龄的旧友，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阅历相当(略有不同的是，苏曾留学日本七年)，经济状况都不错，无疑都属于今日中国的精英阶层。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对同一事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呢?
　　我觉得，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因素，在于价值衡量系统。潘所持的是个体价值系统，在这个价值系统中，生命个体，与生命的全体，并不是隶属关系，也没有高下之别；苏所持的，是群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是群体的组成部分，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
　　两人都是我的老友，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乃至冲突，这种远远高于友情和诗歌艺术的沟通，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中国读书人、写作者最弥足珍贵的东西。既然我们无法时常见面，那么，我们何妨在网上，坦言自己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潘的看法。
　　在和平的年代里，表现爱国是相当容易的事情。扯一面旗帜去家福乐前面喊几声就可以了。对群体性的街头爱国活动持怀疑和婉拒心态，则相对困难一些。对于爱国，我觉得这是一个被廉价滥用的词。现、当代中国，只有一次机会，需要中国人使用“爱国”这个词，那就是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的时候。那些为此豁出命去的中国军人，包括共产党的军人，也包括国民党的军人，他们都是爱国者。
　　在其他的时候，爱国一词，指的并不是爱土地与人民，而是土地和人民的主人。
　　身居海外，我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感，主要来自古代中国，来自孔子和李白。神州飞船让我惊叹中国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但并不能带给我身为中国人的骄傲感，因为这种骄傲感，很容易被一些“渺小”的事情抵消，比如，矿难；比如，黑窑奴工；比如，前不久，一个叫许霆的打工者，因为贪取了银行柜员机里的17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拜网络之功，现已改判五年，但已足以想见，无此幸运被曝光的囚犯该有多少!)；由此上溯到开国之初的1955年，一位名叫胡风的文学批评家，因为一篇30万言的建议书，在监狱里被关成了傻子。
　　每一个中国人，作为生命的个体，作为社会的一员，拥有了尊严和自由，拥有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包括言说与批评的权利，对自己不认可的力量，拥有天赋的、以和平的、公开的方式说“不”的权利，由此组成的国家，在国际社会才有无以撼动的尊严。
　　一个CNN小小的评论员的几句恶评，理他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