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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书馆学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种知识体系：“经验知识体系”、“理论知识体系”、“学科价值体系”。“经验知识体系”继承和发展了图书馆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经验知识传统，强调学科知识的经验性质和应用性质，研究范式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方法论特征；“理论知识体系”以“如吾所识”的思维方式，对图书馆学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图书馆与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在研究范式上表现出开放性、成长性特征；“学科价值体系”以“如其所能”的思维方式，致力于对图书馆、图书馆学科的价值、核心价值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其中，强调“转知成慧”的终极价值命题，对于构建学科“核心论域”、引领学科研究范式的二次转变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经验知识 理论知识 学科价值 思维方式 研究范式 核心论域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2－0023-06
Questioning the Ultimate Value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urn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Analys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library logic
Abstra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process, there formed in library science three kinds of knowledge systems: "the experience knowledge system",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subject value system". "The experience knowledge system"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experience knowledge tradition, whose core is vocational skills,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ity and application of academic knowledge,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has distinct pragmatic methodology feature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system", with an as-I-know thinking, has systematic discussions over issues such as epistemology,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library and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growth. Based on the as-they-can thinking, "the subject value system" focuses on discussions concerning library, the value of library science, core value and ultimate value. The paper emphasizes ultimate value of "turn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and it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of theory domain" and helps promoting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adigm.
Keywords empirical knowledge； theoretical knowledge； subject value； way of thinking； research paradigm； the core of theory domain
自1807年施莱廷格（M.W. Schiettinger）创建图书馆学以来，图书馆学科知识体系经历了三次嬗变：一是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应用研究，形成了图书馆学经验知识体系，为图书馆学奠定了“立学”之本；二是以学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图书馆与社会问题为核心的理论研究，构建了学科理论知识体系，确立了图书馆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三是以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科价值为核心的价值研究，形成了学科的价值体系，标志着学科研究范式日趋成熟。
1 经验知识：奠定图书馆学“立学”之本
1.1 特殊的“成学”历程
与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逻辑科学相比，图书馆学有自己特殊的“成学”历程。
首先，特殊的知识渊源。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逻辑科学，都与古典哲学有密切的源流关系，如物理学、数学、天体学、逻辑学等，就是从古典哲学中分流出来的，它们“成学”之时，就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图书馆学则不然，它与哲学或其它学科之间没有直接的被孵化关系，有关图书馆学科的传统知识是沿着东西方两条不同路径，历经数千年实践逐渐积累起来的，有特殊的知识渊源和演变逻辑。
其次，特殊的价值追求。哲学和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逻辑科学无不将追求知识理性价值（发现真理）作为学科研究的目的。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称：“我抛弃世人所热衷的富贵尊荣，只希望知道真理”。为了捍卫这种知识信念，他们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因发现心脏血液循环理论而被宗教裁判所判以火刑；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为捍卫“日心说”而被活活烧死……“当科学研究在把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时，也就不带任何功利的意图”（汤因比）［1］。相比而言，图书馆传统知识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始终以工具价值（效用）为主导，这一特点，无论在亚述王宫遗址发掘中①、在卡利马科斯和卡西奥多鲁斯的著作中②，还是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以及“四部”图书分类体系中③都有所体现。 第三，特殊的认知过程。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将人类认识能力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当其它学科在神学、形而上学阶段热衷于以思辨方式、在一个近似于虚构的世界中探索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时，图书管理者或许正在思考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显然，它们是两种趣味极其不同的知识，自然会有不同的认知过程。
1.2 逐渐成熟的“立学”条件
图书馆传统知识走过了一段特殊的“成学”历程，但是，要以这种经验知识“立学”，则还要具备基本的“立学”条件。19世纪初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图书馆经验知识“立学”提供了基础。
首先是社会基础。尽管图书馆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积累了大量有关文献收集、典藏、整序等方面的经验知识和专业技能，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上各国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图书馆始终没有具备“立学”的社会基础，直到19世纪初社会条件才发生了改变。图书馆学“立学”之初，正值欧洲、北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公共教育事业兴起，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等，从各个方面对以藏为主或只为少数社会精英服务的传统图书馆职能体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为顺应社会发展，就必须从学科的高度对传统知识进行重新建构。
其次是认识论基础。施莱廷格关于图书馆学以“藏书整理”为研究对象的观点，后经艾伯特、莫尔贝希、爱德华兹、杜威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藏书建设、分类编目和典藏保护为主的经验知识体系。但要以此“立学”，则还要看它是否符合“知识的标准”。亚里斯多德把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理论知识、实践知识、技艺或制作的知识，认为在三种知识之间，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理论知识作为沉思永恒真理的结果而被置于金字塔的顶端。近代科学革命以后，受自然科学一系列重大成果的鼓舞，理论知识的优越地位伴随着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标准和认识论的偏狭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知识不仅彻底割裂了与形而上学、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被理解为一种能够完全形式化、结构化，可以用明确方式表达的命题集合。这样的“知识”的标准，完全将图书馆经验知识排除在“知识”之外，直到实用主义提出新的知识标准之后④，经验知识才重新回归认识论的范畴，“立学”也就有了认识论基础。
再次是方法论基础。作为经验知识体系的集大成者，麦威尔·杜威以其鲜明的实用主义立场，为图书馆学奠定了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法论基础。杜威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不追求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他提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理论的正确性都让位给实际的应用［2］”，将实用主义方法和原则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图书馆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之中。
2 “如吾所识”：构建学科理论体系
2.1 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变
图书馆学从经验知识体系向理论知识体系的转变，归根到底说是“核心论域”［3］与研究范式的转变。
首先，科学技术发展，使图书馆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变。在经历了以蒸汽机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又先后进入到以电力技术和原子能、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阶段。从内部看，图书馆的文献载体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大量新技术、新设备、新型人才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产生了许多超越“经验知识”范畴的问题。从外部看，作为社会服务机构，图书馆也面临着如何推动政治民主，如何实现知识自由，如何应对信息服务多元化格局挑战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它们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
其次，分支学科大量涌现，对单一经验知识体系提出了重构要求。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自然、社会科学研究一片繁荣，引进或借鉴其他学科（包括新兴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中的基本原理、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来解决图书馆问题，导致图书馆学科体系的迅速扩张，对传统知识体系提出了强烈重构要求。
再次，图书馆传统社会职能和结构变化，推动了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起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西方近代图书馆,在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洗礼后，资源结构、职业理念和社会职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不仅颠覆了由教会图书馆、会员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为主体的旧体系，还直接推动了学科“核心论域”和研究范式的转变。 “芝加哥学派”部分学者对以杜威为代表的“经验图书馆学”专注于具体业务、技术规范表示不满,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机构，必须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来研究问题。该学派代表人物巴特勒明确主张：把图书馆学从单纯实用的、技术性的研究推向科学研究阶段，将高度理性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研究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出发点或基础［4］。至此，“理论知识体系”以新的研究范式向“经验知识体系”的统治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2.2 图书馆学理论知识体系研究的范式特征
2.2.1开放性特征
首先是哲学思想开放。“经验知识体系”完全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现实生活和经验所及范围，至于经验背后还有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所谓概念、理论、价值并不是世界的答案，要解决问题，还得依靠经验。而“理论知识体系”则试图将被实证主义割裂的经验和理论、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在实证主义认为不可知的领域寻找“答案”。这一特点，表明“理论知识体系”已经完全摆脱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束缚，实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
其次是研究方法开放。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原则，就是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詹姆斯把它进一步发挥为纯粹从功利主义出发的效果至上的原则。然而，到了“理论知识体系”阶段，开始大量汲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基本形成了以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实现了研究方法开放。
第三是研究对象开放。在“经验知识体系”阶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被定位于图书馆管理（杜威）；进入“理论知识体系”阶段，产生了“要素”、“信息”、“知识”等多个演进方向，仅建国后的国内学术界就“形成了五六十种观点”［5］。 2.2.2成长性特征
在研究范式的开放性和“如吾所识”思维方式下，学术共同体在“经验知识”研究阶段形成的范式日渐式微，而新的范式——解决学科基本问题的方式、规则、标准尚未形成。例如：建国以来国内学术界产生的十几种学科体系拓扑图和数十种学科研究对象，表明在“理论知识体系”研究阶段，图书馆学还远没有就学科基本问题达成一致，其研究范式尚处于探索与成长阶段。
“如吾所识”的思维方式在推动学术自由、鼓励理论创新、拓展研究领域、应对社会快速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研究范式的开放性、成长性特征，也反映它还难以独立担当学科成熟发展的历史重任。始于上世纪末的图书馆、图书馆学科价值研究，开启了由“如吾所识”思维方式向“如其所能”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引领图书馆学科走向成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 “如其所能”：追问学科终极价值
3.1 图书馆学价值研究的时代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商品化、市场化趋势，使社会信息服务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技术决定论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图书馆消亡论、商业化论，迫使学术界必须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科的社会价值进行深刻反思。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信息社会和民主政治的结合，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极大自由。但与此同时，熊彼特所谓市场上的“创造性破坏”，也类似地反映到社会关系领域——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不断受到技术变化和各种新兴社会思潮的挑战……。为顺应信息社会环境下价值与规范的重建要求，学术界发出了“重估图书馆永恒价值”的呼吁［6］。
3.2 图书馆学价值研究的学术回顾
由美国学者、美国图书馆协会率先开展“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不是一个偶然。作为世界上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图书馆界显然最先感受到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中的种种变化。在“第三次浪潮”及转型期社会规范与价值观重建要求的推动下，“核心价值“研究吸引了国际图联和各国学术界的广泛参与。
按照人道价值论，IFLA和国外公布的图书馆核心价值，有的侧重于人的主体价值——主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如自由、尊严、权利等），有的侧重于规范价值——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结构性价值（如民主、平等、正义等），也有侧重于物或人的效用价值——客体对主体的功能性价值（如保存、服务、使用等）。国内研究以解释性说明为主，有“历史给定说”［7］、“使命说”［8］、“知识自由说”［9］、“效益说”［10］、“文化权利说”、“职能说”等。
尽管中外各种学说都试图对图书馆核心价值进行大全式的、纲领性陈述，但由于研究者价值立场和价值尺度不同，仍然导致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上的巨大分歧。价值研究必须引入一个新的工具性概念——终极价值，来协调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统一价值尺度。
3.3 图书馆学科的终极价值
3.3.1终极价值是当代科学的共同命题
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警告说：“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11］。的确，由于价值分歧，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似有盲目、失控的态势：原子能、基因重组技术的误用或滥用，将对人类生存或生态系统构成巨大威胁；毫微技术的差错则会引发社会系统（组织、信息、管理、金融等）的重大混乱……日益严重的科技与伦理、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引发了社会对科学终极价值的追问：如何让科学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释放人类潜在的智慧能力、满足人类追求真理的愿望、改善人类心灵的家园，成为所有学科的共同命题。
3.3.2图书馆学科的终极价值
每一门学科都有实现科学终极价值的特殊路径：哲学通过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人类提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思维方式；生物学通过探索生命现象和生物活动规律，使人类逐渐揭开了自然和生命的奥秘；数学通过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式，培养人类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严谨的思维表达形式……。作为一门研究“知识对社会影响”（ 谢拉）的科学，图书馆学也需要以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以及合法性的方式，致力于满足人类的终极需求。
首先是合目的性。在“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研究阶段，如何更好的传播知识是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但是，从终极价值的视角看，有关知识传播的理念问题、形式问题、技术问题都属于手段范畴，因为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不等于能力、知识也不等于德性。在大学，哲学教授或许可以给学生传授很多哲学知识，但如果学生的知识记忆不能变为真正的哲学思维活动，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或许只是“哲学思想的文件夹”。图书馆学也是如此，通过一切手段传播科学知识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积极推动“转知成识—转识成智—转智成慧”，即“转知成慧”，才应该是其终极价值目标。
其次是合规律性。人类智慧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除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之外，各门学科都以其特殊的、规范化的知识体系，影响或干预着人类的智慧能力或道德生活。基于学科知识传统和学科演变逻辑的考量，图书馆学显然需要很好解决“转知成慧”的实现问题：知识易得—解决知识的获取方式问题；知识易知—解决知识的理解问题；知识易用—实现知识的功能价值和知识易悟—提升人类智慧水平问题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12］。
第三是合法性。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说：“科学分三部分，一是正确探究自然的方法；二是依据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三是拥有这些知识所获得的做新事情的能力”［13］。图书馆学也正是在第三部分能获得服务人类最高利益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上的合理性与现实上的有效性）。当然，希望费曼说的“能力”，既包括从知识中获得的直接能力，也包括正确驾驭知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即作为德性（合目性）、方法（合规律性）与效果（合法性）统一体的智慧。
3.4 价值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式特征
3.4.1研究范畴独立
“理论知识”是以图书馆学“经验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主要关注“是什么”、“为什么”等事实命题。由于理论研究本身具有内在的批判、创新、求异要求，因此，在其知识体系构建中，始终未能形成特定概念框架和稳定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另外，为了给新的学术观点寻找理论依据，“理论知识”研究还大量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导致学术活动范围无限扩张，学术共同体内部难以展开有效对话。 价值研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主要回答基于主体目的的“应然”问题与基于客观效应的“果然”问题。尽管在价值研究中，也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但是，强调挖掘学科固有内在价值、构建以共识为基础的核心价值、实现科学共同的终极价值，使价值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求同”特征。
3.4.2思维方式独特
“理论知识体系”对应的是一个实体范畴，无论研究者在认识过程中采用客体性思维、主体性思维还是抽象的概念思维，其成果都受到研究者个人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知识观念的制约。“价值体系”对应的是一个关系范畴，在这一范畴问题的研究中，关系思维——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出发和实践思维——挖掘终极价值的实践品格，无疑是两种具有主导意义的思维方式。它一方面弥补了单极思维和概念思维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从强调知识主体意志的“如吾所识”的思维方式转变到推动客观知识本体运动的“如其所能”的思维方式［12］，明显提升了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思维能力。
3.4.3学科逻辑融贯。
从价值哲学角度看，“经验知识”主要关注学科工具价值（技术与应用），“理论知识”侧重学科理性价值（追求真理），由于两者价值取向不同，难免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技术与人文的冲突、手段与目的的冲突。图书馆学价值研究通过引入“终极价值”这个工具性概念，有利于协调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统一其价值的判断尺度、消解学科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的矛盾和冲突，实现学科逻辑的一致性。
4 结语
两百多年来，图书馆学科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研究对象在变［14］、研究主题在变［15］、研究范式在变［16］、学科体系［17］及其知识体系也在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这门学科不可能游离于科学共同的终极价值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学终极价值命题—“转知成慧”命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研究学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学科知识与学科价值相统一、研究手段与研究目地相统一的强调“应然”的理论命题，更是如何致力于协同人类用户培育其最迫切需要的创新知识、驾驭知识与运用知识能力的强调“果然”的实践命题。从终极价值的角度看,图书馆对人类的独特服务活动就是凭借推动人类客观知识日益高级关联运动的“公共智慧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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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小虎（1962-），男，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秦巧春（1964-），女，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馆员。
关键词：经验知识 理论知识 学科价值 思维方式 研究范式 核心论域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2－0023-06
Questioning the Ultimate Value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urn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Analys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library logic
Abstra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process, there formed in library science three kinds of knowledge systems: "the experience knowledge system",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subject value system". "The experience knowledge system"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experience knowledge tradition, whose core is vocational skills,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ity and application of academic knowledge,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has distinct pragmatic methodology feature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system", with an as-I-know thinking, has systematic discussions over issues such as epistemology,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library and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growth. Based on the as-they-can thinking, "the subject value system" focuses on discussions concerning library, the value of library science, core value and ultimate value. The paper emphasizes ultimate value of "turn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and it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of theory domain" and helps promoting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adigm.
Keywords empirical knowledge； theoretical knowledge； subject value； way of thinking； research paradigm； the core of theory domain
自1807年施莱廷格（M.W. Schiettinger）创建图书馆学以来，图书馆学科知识体系经历了三次嬗变：一是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应用研究，形成了图书馆学经验知识体系，为图书馆学奠定了“立学”之本；二是以学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图书馆与社会问题为核心的理论研究，构建了学科理论知识体系，确立了图书馆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三是以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科价值为核心的价值研究，形成了学科的价值体系，标志着学科研究范式日趋成熟。
1 经验知识：奠定图书馆学“立学”之本
1.1 特殊的“成学”历程
与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逻辑科学相比，图书馆学有自己特殊的“成学”历程。
首先，特殊的知识渊源。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逻辑科学，都与古典哲学有密切的源流关系，如物理学、数学、天体学、逻辑学等，就是从古典哲学中分流出来的，它们“成学”之时，就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图书馆学则不然，它与哲学或其它学科之间没有直接的被孵化关系，有关图书馆学科的传统知识是沿着东西方两条不同路径，历经数千年实践逐渐积累起来的，有特殊的知识渊源和演变逻辑。
其次，特殊的价值追求。哲学和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逻辑科学无不将追求知识理性价值（发现真理）作为学科研究的目的。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称：“我抛弃世人所热衷的富贵尊荣，只希望知道真理”。为了捍卫这种知识信念，他们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因发现心脏血液循环理论而被宗教裁判所判以火刑；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为捍卫“日心说”而被活活烧死……“当科学研究在把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时，也就不带任何功利的意图”（汤因比）［1］。相比而言，图书馆传统知识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始终以工具价值（效用）为主导，这一特点，无论在亚述王宫遗址发掘中①、在卡利马科斯和卡西奥多鲁斯的著作中②，还是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以及“四部”图书分类体系中③都有所体现。 第三，特殊的认知过程。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将人类认识能力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当其它学科在神学、形而上学阶段热衷于以思辨方式、在一个近似于虚构的世界中探索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时，图书管理者或许正在思考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显然，它们是两种趣味极其不同的知识，自然会有不同的认知过程。
1.2 逐渐成熟的“立学”条件
图书馆传统知识走过了一段特殊的“成学”历程，但是，要以这种经验知识“立学”，则还要具备基本的“立学”条件。19世纪初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图书馆经验知识“立学”提供了基础。
首先是社会基础。尽管图书馆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积累了大量有关文献收集、典藏、整序等方面的经验知识和专业技能，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上各国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图书馆始终没有具备“立学”的社会基础，直到19世纪初社会条件才发生了改变。图书馆学“立学”之初，正值欧洲、北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公共教育事业兴起，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等，从各个方面对以藏为主或只为少数社会精英服务的传统图书馆职能体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为顺应社会发展，就必须从学科的高度对传统知识进行重新建构。
其次是认识论基础。施莱廷格关于图书馆学以“藏书整理”为研究对象的观点，后经艾伯特、莫尔贝希、爱德华兹、杜威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藏书建设、分类编目和典藏保护为主的经验知识体系。但要以此“立学”，则还要看它是否符合“知识的标准”。亚里斯多德把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理论知识、实践知识、技艺或制作的知识，认为在三种知识之间，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理论知识作为沉思永恒真理的结果而被置于金字塔的顶端。近代科学革命以后，受自然科学一系列重大成果的鼓舞，理论知识的优越地位伴随着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标准和认识论的偏狭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知识不仅彻底割裂了与形而上学、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被理解为一种能够完全形式化、结构化，可以用明确方式表达的命题集合。这样的“知识”的标准，完全将图书馆经验知识排除在“知识”之外，直到实用主义提出新的知识标准之后④，经验知识才重新回归认识论的范畴，“立学”也就有了认识论基础。
再次是方法论基础。作为经验知识体系的集大成者，麦威尔·杜威以其鲜明的实用主义立场，为图书馆学奠定了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法论基础。杜威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不追求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他提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理论的正确性都让位给实际的应用［2］”，将实用主义方法和原则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图书馆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之中。
2 “如吾所识”：构建学科理论体系
2.1 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变
图书馆学从经验知识体系向理论知识体系的转变，归根到底说是“核心论域”［3］与研究范式的转变。
首先，科学技术发展，使图书馆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变。在经历了以蒸汽机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又先后进入到以电力技术和原子能、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阶段。从内部看，图书馆的文献载体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大量新技术、新设备、新型人才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产生了许多超越“经验知识”范畴的问题。从外部看，作为社会服务机构，图书馆也面临着如何推动政治民主，如何实现知识自由，如何应对信息服务多元化格局挑战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它们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
其次，分支学科大量涌现，对单一经验知识体系提出了重构要求。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自然、社会科学研究一片繁荣，引进或借鉴其他学科（包括新兴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中的基本原理、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来解决图书馆问题，导致图书馆学科体系的迅速扩张，对传统知识体系提出了强烈重构要求。
再次，图书馆传统社会职能和结构变化，推动了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起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西方近代图书馆,在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洗礼后，资源结构、职业理念和社会职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不仅颠覆了由教会图书馆、会员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为主体的旧体系，还直接推动了学科“核心论域”和研究范式的转变。 “芝加哥学派”部分学者对以杜威为代表的“经验图书馆学”专注于具体业务、技术规范表示不满,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机构，必须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来研究问题。该学派代表人物巴特勒明确主张：把图书馆学从单纯实用的、技术性的研究推向科学研究阶段，将高度理性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研究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出发点或基础［4］。至此，“理论知识体系”以新的研究范式向“经验知识体系”的统治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2.2 图书馆学理论知识体系研究的范式特征
2.2.1开放性特征
首先是哲学思想开放。“经验知识体系”完全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现实生活和经验所及范围，至于经验背后还有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所谓概念、理论、价值并不是世界的答案，要解决问题，还得依靠经验。而“理论知识体系”则试图将被实证主义割裂的经验和理论、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在实证主义认为不可知的领域寻找“答案”。这一特点，表明“理论知识体系”已经完全摆脱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束缚，实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
其次是研究方法开放。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原则，就是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詹姆斯把它进一步发挥为纯粹从功利主义出发的效果至上的原则。然而，到了“理论知识体系”阶段，开始大量汲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基本形成了以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实现了研究方法开放。
第三是研究对象开放。在“经验知识体系”阶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被定位于图书馆管理（杜威）；进入“理论知识体系”阶段，产生了“要素”、“信息”、“知识”等多个演进方向，仅建国后的国内学术界就“形成了五六十种观点”［5］。 2.2.2成长性特征
在研究范式的开放性和“如吾所识”思维方式下，学术共同体在“经验知识”研究阶段形成的范式日渐式微，而新的范式——解决学科基本问题的方式、规则、标准尚未形成。例如：建国以来国内学术界产生的十几种学科体系拓扑图和数十种学科研究对象，表明在“理论知识体系”研究阶段，图书馆学还远没有就学科基本问题达成一致，其研究范式尚处于探索与成长阶段。
“如吾所识”的思维方式在推动学术自由、鼓励理论创新、拓展研究领域、应对社会快速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研究范式的开放性、成长性特征，也反映它还难以独立担当学科成熟发展的历史重任。始于上世纪末的图书馆、图书馆学科价值研究，开启了由“如吾所识”思维方式向“如其所能”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引领图书馆学科走向成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 “如其所能”：追问学科终极价值
3.1 图书馆学价值研究的时代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商品化、市场化趋势，使社会信息服务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技术决定论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图书馆消亡论、商业化论，迫使学术界必须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科的社会价值进行深刻反思。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信息社会和民主政治的结合，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极大自由。但与此同时，熊彼特所谓市场上的“创造性破坏”，也类似地反映到社会关系领域——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不断受到技术变化和各种新兴社会思潮的挑战……。为顺应信息社会环境下价值与规范的重建要求，学术界发出了“重估图书馆永恒价值”的呼吁［6］。
3.2 图书馆学价值研究的学术回顾
由美国学者、美国图书馆协会率先开展“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不是一个偶然。作为世界上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图书馆界显然最先感受到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中的种种变化。在“第三次浪潮”及转型期社会规范与价值观重建要求的推动下，“核心价值“研究吸引了国际图联和各国学术界的广泛参与。
按照人道价值论，IFLA和国外公布的图书馆核心价值，有的侧重于人的主体价值——主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如自由、尊严、权利等），有的侧重于规范价值——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结构性价值（如民主、平等、正义等），也有侧重于物或人的效用价值——客体对主体的功能性价值（如保存、服务、使用等）。国内研究以解释性说明为主，有“历史给定说”［7］、“使命说”［8］、“知识自由说”［9］、“效益说”［10］、“文化权利说”、“职能说”等。
尽管中外各种学说都试图对图书馆核心价值进行大全式的、纲领性陈述，但由于研究者价值立场和价值尺度不同，仍然导致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上的巨大分歧。价值研究必须引入一个新的工具性概念——终极价值，来协调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统一价值尺度。
3.3 图书馆学科的终极价值
3.3.1终极价值是当代科学的共同命题
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警告说：“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11］。的确，由于价值分歧，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似有盲目、失控的态势：原子能、基因重组技术的误用或滥用，将对人类生存或生态系统构成巨大威胁；毫微技术的差错则会引发社会系统（组织、信息、管理、金融等）的重大混乱……日益严重的科技与伦理、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引发了社会对科学终极价值的追问：如何让科学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释放人类潜在的智慧能力、满足人类追求真理的愿望、改善人类心灵的家园，成为所有学科的共同命题。
3.3.2图书馆学科的终极价值
每一门学科都有实现科学终极价值的特殊路径：哲学通过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人类提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思维方式；生物学通过探索生命现象和生物活动规律，使人类逐渐揭开了自然和生命的奥秘；数学通过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式，培养人类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严谨的思维表达形式……。作为一门研究“知识对社会影响”（ 谢拉）的科学，图书馆学也需要以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以及合法性的方式，致力于满足人类的终极需求。
首先是合目的性。在“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研究阶段，如何更好的传播知识是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但是，从终极价值的视角看，有关知识传播的理念问题、形式问题、技术问题都属于手段范畴，因为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不等于能力、知识也不等于德性。在大学，哲学教授或许可以给学生传授很多哲学知识，但如果学生的知识记忆不能变为真正的哲学思维活动，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或许只是“哲学思想的文件夹”。图书馆学也是如此，通过一切手段传播科学知识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积极推动“转知成识—转识成智—转智成慧”，即“转知成慧”，才应该是其终极价值目标。
其次是合规律性。人类智慧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除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之外，各门学科都以其特殊的、规范化的知识体系，影响或干预着人类的智慧能力或道德生活。基于学科知识传统和学科演变逻辑的考量，图书馆学显然需要很好解决“转知成慧”的实现问题：知识易得—解决知识的获取方式问题；知识易知—解决知识的理解问题；知识易用—实现知识的功能价值和知识易悟—提升人类智慧水平问题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12］。
第三是合法性。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说：“科学分三部分，一是正确探究自然的方法；二是依据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三是拥有这些知识所获得的做新事情的能力”［13］。图书馆学也正是在第三部分能获得服务人类最高利益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上的合理性与现实上的有效性）。当然，希望费曼说的“能力”，既包括从知识中获得的直接能力，也包括正确驾驭知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即作为德性（合目性）、方法（合规律性）与效果（合法性）统一体的智慧。
3.4 价值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式特征
3.4.1研究范畴独立
“理论知识”是以图书馆学“经验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主要关注“是什么”、“为什么”等事实命题。由于理论研究本身具有内在的批判、创新、求异要求，因此，在其知识体系构建中，始终未能形成特定概念框架和稳定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另外，为了给新的学术观点寻找理论依据，“理论知识”研究还大量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导致学术活动范围无限扩张，学术共同体内部难以展开有效对话。 价值研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主要回答基于主体目的的“应然”问题与基于客观效应的“果然”问题。尽管在价值研究中，也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但是，强调挖掘学科固有内在价值、构建以共识为基础的核心价值、实现科学共同的终极价值，使价值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求同”特征。
3.4.2思维方式独特
“理论知识体系”对应的是一个实体范畴，无论研究者在认识过程中采用客体性思维、主体性思维还是抽象的概念思维，其成果都受到研究者个人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知识观念的制约。“价值体系”对应的是一个关系范畴，在这一范畴问题的研究中，关系思维——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出发和实践思维——挖掘终极价值的实践品格，无疑是两种具有主导意义的思维方式。它一方面弥补了单极思维和概念思维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从强调知识主体意志的“如吾所识”的思维方式转变到推动客观知识本体运动的“如其所能”的思维方式［12］，明显提升了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思维能力。
3.4.3学科逻辑融贯。
从价值哲学角度看，“经验知识”主要关注学科工具价值（技术与应用），“理论知识”侧重学科理性价值（追求真理），由于两者价值取向不同，难免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技术与人文的冲突、手段与目的的冲突。图书馆学价值研究通过引入“终极价值”这个工具性概念，有利于协调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统一其价值的判断尺度、消解学科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的矛盾和冲突，实现学科逻辑的一致性。
4 结语
两百多年来，图书馆学科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研究对象在变［14］、研究主题在变［15］、研究范式在变［16］、学科体系［17］及其知识体系也在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这门学科不可能游离于科学共同的终极价值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学终极价值命题—“转知成慧”命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研究学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学科知识与学科价值相统一、研究手段与研究目地相统一的强调“应然”的理论命题，更是如何致力于协同人类用户培育其最迫切需要的创新知识、驾驭知识与运用知识能力的强调“果然”的实践命题。从终极价值的角度看,图书馆对人类的独特服务活动就是凭借推动人类客观知识日益高级关联运动的“公共智慧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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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小虎（1962-），男，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秦巧春（1964-），女，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