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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老年人表现出来的乖戾，正在改变人们对老年人群体的认知。这是过去大约1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边缘却又显著的变化。
尽管中国人对突如其来的价值颠覆已经习以为常，但所谓“老人变坏”造成的心理冲击仍然让社会难以承受。因为它不符合人们对人性向善的期待—人性的善，似乎无法再被岁月所验证。
当原本最坚定地维护价值的人开始肆意破坏价值，真正的虚无感就从心底滋生。
“好人假设”的动摇
这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而文化具有遗传性，藉由一代代人的社会化过程来实现。
因此，在一个具有历史稳定性的族群里，人们怎样扮演以年龄为标准的角色，有着非教条的却非常清晰的共同期待。孩童，青年，中年，老年，如何行为才显示自爱与自尊，人们都心中有数。
把这些阶段按照时间标尺连缀起来，整体上应当呈现一种自我完善的倾向，包括在知识上和道德上。在中国，这一基本观念至少已存在2000余年。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是一种向后的总结，也是一种向前的示范。
所以，我们很清楚中国的老年人“应该”是怎样的。
首先，在以经验为核心技能的农业文明中，他们是知识的权威。
其次，在以舆论为约束力量的熟人社会里，他们是道德的守望者。
最后，在以物种存续为首要目标的匮乏时代，他们是慈爱的播施者。
上面提到的每一方面的形象，都设定了前提，你会发现，这些前提今天都已不再成立。
不过，还有第四点是不依赖任何社会前提的，那就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智慧生物，文明进化是唯一的方向，而进化必然要求人们随着岁月积累而在知识、道德和伦理上去伪存真、远丑趋美。这一点维持了前三者的文化遗传活性，因而社会对老年人的心理期待總体上依然未变。
然而，在过去的大约10年的社会印象里，所有期待都在快速崩溃。
10年，是以2006年的“彭宇案”为起点。尽管这一事件后来被证实老人确实被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转，但它的一个后续效应是吸引了社会对老年人行为的注意。于是，越来越多的“为老不尊”现象被频繁发现。
必须说明一点，考虑到人口基数以及传播技术对心理感受的放大作用，当我们说到“问题老人”的时候，仅指一小部分老年人，而不构成也无法构成对当下老年人的整体判断。在理智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问题老人”让老人的社会形象（恰恰不依赖理智）出现了什么变化。
一是在道德上缺乏是非观。典型如“碰瓷”讹诈，甚而在公交车上摔倒却诬陷给自己让座的小孩子。
二是在公共领域里丧失了慈爱形象。有代表性的事件如在公园里敲锣打鼓大合唱且不听劝阻，高考前夕以“权利”为由不肯息舞，在公交车上强迫年轻人让座否则就持续辱骂，甚至一屁股坐在年轻女性身上。
三是在行动上表现出不符合年龄特征的攻击性。比如，因为不满年轻人停车的位置而上前猛抽耳光，为争夺在篮球场上的“跳舞权”而殴打不还手的篮球少年。
以上所有表现都破坏了社会对老年人的“好人假设”。
人们当然知道不可能所有老年人都是好人，但在社会心理上非常一致的是，人们会把碰到的所有老年人都先视为好人—这一点和对待年轻人有显著区别。老年人又被称为“长者”，便是由于有这一假设作基础。这一假设之所以产生和延续，是缘于人们相信反省、悔过的力量，这在不同的文明中都普遍存在，在中国尤为重要，被作为人性迷失的纠偏机制。
而如果这一假设被经验一再证伪，动摇的将是伦理基石。
大移民社会
对“问题老人”现象，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这句断语的流传，并非因为其内含的真理性，而是因为其形式上简单粗暴符合了群体思维特点。它利用人们对动荡时代的反感，一棍子扫倒一代人，逻辑上非常过瘾。
换句话说，它之所以流传只是因为它便于流传。
若说还有可取之处，那便是它注意到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体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这一观察方向。我们也正是要尝试从这个方向去思考问题，不过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应该更具延续性，要遏制住从历史中截取符合自身观念的某一孤立片段这一冲动。
当我们说“这一代老人”的时候，对象事实上非常含糊。一般理解，就是那些不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他们已经退休或到了退休年龄，而且体力尚好，大部分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后10年。
如果他们可以被统称为“一代人”，那么这一代老人人生历程的最大特点是跨越了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两个大时代。此外，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1977年不到20%到2016年的57.35%），所以其中大部分人还跨越了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两个空间。
这意味着，如今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大移民社会。
从来路上看，城市里生活着四种人：第一种是世居的本地人，第二种是城市之间交换的人口，第三种是完成了农民进城这一过程的人，第四种是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的人。
后三种，毫无疑义属于移民，而第一种（世居的本地人）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导致生活环境面目全非，以及后三种人的介入带来的文化杂糅，在与城市的关系上与移民已经差别不大。
那些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成分上也是这种“四元结构”。他们与周边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建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物血缘纽带，而是立足于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纽带。规则，是法律以外具有弹性的那一部分，对规则的遵从程度体现了人的公共道德素养水平。
尽管中国人对突如其来的价值颠覆已经习以为常，但所谓“老人变坏”造成的心理冲击仍然让社会难以承受。因为它不符合人们对人性向善的期待—人性的善，似乎无法再被岁月所验证。
当原本最坚定地维护价值的人开始肆意破坏价值，真正的虚无感就从心底滋生。
“好人假设”的动摇
这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而文化具有遗传性，藉由一代代人的社会化过程来实现。
因此，在一个具有历史稳定性的族群里，人们怎样扮演以年龄为标准的角色，有着非教条的却非常清晰的共同期待。孩童，青年，中年，老年，如何行为才显示自爱与自尊，人们都心中有数。
把这些阶段按照时间标尺连缀起来，整体上应当呈现一种自我完善的倾向，包括在知识上和道德上。在中国，这一基本观念至少已存在2000余年。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是一种向后的总结，也是一种向前的示范。
所以，我们很清楚中国的老年人“应该”是怎样的。
首先，在以经验为核心技能的农业文明中，他们是知识的权威。
其次，在以舆论为约束力量的熟人社会里，他们是道德的守望者。
最后，在以物种存续为首要目标的匮乏时代，他们是慈爱的播施者。
上面提到的每一方面的形象，都设定了前提，你会发现，这些前提今天都已不再成立。
不过，还有第四点是不依赖任何社会前提的，那就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智慧生物，文明进化是唯一的方向，而进化必然要求人们随着岁月积累而在知识、道德和伦理上去伪存真、远丑趋美。这一点维持了前三者的文化遗传活性，因而社会对老年人的心理期待總体上依然未变。
然而，在过去的大约10年的社会印象里，所有期待都在快速崩溃。
10年，是以2006年的“彭宇案”为起点。尽管这一事件后来被证实老人确实被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转，但它的一个后续效应是吸引了社会对老年人行为的注意。于是，越来越多的“为老不尊”现象被频繁发现。
必须说明一点，考虑到人口基数以及传播技术对心理感受的放大作用，当我们说到“问题老人”的时候，仅指一小部分老年人，而不构成也无法构成对当下老年人的整体判断。在理智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问题老人”让老人的社会形象（恰恰不依赖理智）出现了什么变化。
一是在道德上缺乏是非观。典型如“碰瓷”讹诈，甚而在公交车上摔倒却诬陷给自己让座的小孩子。
二是在公共领域里丧失了慈爱形象。有代表性的事件如在公园里敲锣打鼓大合唱且不听劝阻，高考前夕以“权利”为由不肯息舞，在公交车上强迫年轻人让座否则就持续辱骂，甚至一屁股坐在年轻女性身上。
三是在行动上表现出不符合年龄特征的攻击性。比如，因为不满年轻人停车的位置而上前猛抽耳光，为争夺在篮球场上的“跳舞权”而殴打不还手的篮球少年。
以上所有表现都破坏了社会对老年人的“好人假设”。
人们当然知道不可能所有老年人都是好人，但在社会心理上非常一致的是，人们会把碰到的所有老年人都先视为好人—这一点和对待年轻人有显著区别。老年人又被称为“长者”，便是由于有这一假设作基础。这一假设之所以产生和延续，是缘于人们相信反省、悔过的力量，这在不同的文明中都普遍存在，在中国尤为重要，被作为人性迷失的纠偏机制。
而如果这一假设被经验一再证伪，动摇的将是伦理基石。
大移民社会
对“问题老人”现象，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这句断语的流传，并非因为其内含的真理性，而是因为其形式上简单粗暴符合了群体思维特点。它利用人们对动荡时代的反感，一棍子扫倒一代人，逻辑上非常过瘾。
换句话说，它之所以流传只是因为它便于流传。
若说还有可取之处，那便是它注意到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体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这一观察方向。我们也正是要尝试从这个方向去思考问题，不过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应该更具延续性，要遏制住从历史中截取符合自身观念的某一孤立片段这一冲动。
当我们说“这一代老人”的时候，对象事实上非常含糊。一般理解，就是那些不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他们已经退休或到了退休年龄，而且体力尚好，大部分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后10年。
如果他们可以被统称为“一代人”，那么这一代老人人生历程的最大特点是跨越了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两个大时代。此外，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1977年不到20%到2016年的57.35%），所以其中大部分人还跨越了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两个空间。
这意味着，如今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大移民社会。
从来路上看，城市里生活着四种人：第一种是世居的本地人，第二种是城市之间交换的人口，第三种是完成了农民进城这一过程的人，第四种是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的人。
后三种，毫无疑义属于移民，而第一种（世居的本地人）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导致生活环境面目全非，以及后三种人的介入带来的文化杂糅，在与城市的关系上与移民已经差别不大。
那些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成分上也是这种“四元结构”。他们与周边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建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物血缘纽带，而是立足于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纽带。规则，是法律以外具有弹性的那一部分，对规则的遵从程度体现了人的公共道德素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