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花会起源于唐宋，于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在青羊官举行。它的举办为市民百姓游乐赏春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据文献记载，从每年春节开始直到四月，达官贵人、骚客墨士、淑女名媛纷纷西出笮桥门踏青赏花，正如陆游诗中所描述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官到浣花溪”。在经历了元明的衰落后，花会在清代得到恢复。然而直到清末，花会仍没有固定场所，每年农历正月末二月初便租用青羊官、二仙庵附近的农田，临时搭棚，作为会场，“奇木珍卉，连圃接畦，异鸟佳禽，层笼累立，农耕蚕器，与夫家居必须竹木各具，儿童游弄细物，鳞萃其中。古书籍字画，真赝参半，盈摊满壁。游人场中簇拥，车马郊路喧闹，往来如织，积日不衰，始终三四十日而后罢散”。
　　在社会改良者看来，传统花会“商情涣散，漫无纪纲”。因此，四川商务劝工局总办沈秉望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给四川总督锡良的呈文中建议对花会“利导扩充”，“先赴会场详略查看，预将陈列地段量为分划，略仿博览会场，从简布置，一面通饬各州县示谕各商，届时一体赴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第一次新式花会即“劝业会”开幕，共展出3400多件来自各店铺、作坊、工厂的货物，并提供了住宿及娱乐场所。由于准备充分，组织得力，该会取得圆满成功，赴会商家获利丰厚。从此，一年一度的花会(劝业会)便成为春季成都最大规模的公共聚会和物资交流活动。民国建立后，四川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由政府主办的有组织的劝业会基本中斷，花会回归自发状态。1919年，政府恢复主办劝业会，并在30年代达到极盛。抗战爆发后，由于敌机空袭，劝业会停办多年，1946年恢复后，已不复当年盛况。
　　这种由政府“利导扩充”的新式花会可谓“中西合璧”。它既发扬了传统庙会的商贸功能，又借鉴了西方博览会的形式与长处。虽然无论是传统庙会还是新式花会，娱乐都并非其首要功能，但实际上，花会改办劝业会后，其娱乐功能并没有降低，反而大大增强。每到举办之期，除了成都城内的居民，周围十里八乡前来游玩者亦不可胜数。为了方便市民出行，沈秉堃于老南门外锦江北岸修筑了一条到青羊宫的马路，长3里余，由商人自上海购回新式马车载人往来，这也是成都最早的马路与马车。宣统元年(1909年)，马路延伸至青羊宫西数里的草堂寺，又由上海添置黄包车20余辆，从老南门直达花会，“每次取当十铜元四枚，游人争坐之”。在旅行者眼中，每到花会之期，马路上“汽车人力车，往来熙攘，又有所谓鸡公车者，系土法手推车。上置一椅或草垫，推一人行”，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描写的：“马路修通共道佳，包车不斷好繁华。莫将‘花会’成车会，只见车翻不见花。”至于花会场内，则更加热闹，“名媛闺秀，接踵骈肩，马迹卓尘，芬流草根。今日之繁盛，固非昔日可相提而并语，即国内南北各省所有旧俗乡会罕能埒此盛且久者。斯洋洋大观，可谓成都民俗特点之一”。
　　花会能够得到成都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的人的喜爱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提供了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娱乐。当时有关报刊的记者曾对花会会场的营业商家做过统计，数据如下。
　　


　　由表一可见，1932年成都花会会场中的营业商家还是以物资交流为主，勉强算作公共娱乐场所的仅有茶社；但4年后的1936年，情况有了明显变化。根据表二的统计，花会会场的营业商家中出现了5座娱乐场，这无疑是花会娱乐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说明了成都人赶花会的目的转变——从购物到以春游、娱乐为中心。正如成都作家李劫人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中所描述的：“……四方的人，自然要不远百里而来，买他们要用的东西。城里的人，更喜欢来，不过他们并不像乡下人是安心来买农具竹器的，他们来此的心情只在篾棚之下，吃茶喝酒，赏春游宴罢了。就是官宦人家、世家大族的太太、奶奶、小姐们，平日只许与家中男子见面的，在赶青羊官时节，也可以露出脸来，不但允许陌生的男子赶着看他们，而她们也会偷偷地下死脸来看男子们。城里的人之喜欢赶青羊官，而有时竞要天天来此，这也是一大原因”。
　　那么，花会场中的娱乐活动究竟有哪些呢?根据史料可知，主要有戏曲歌舞表演、“打金章”和展览陈列三类。
　　戏剧表演是花会的传统项目，民国时期增加了新戏。1926年第六次劝业会时，群益新剧社租定劝业会门口搭棚演唱新剧，“每天分早台、午台各演两次”，“售票营业，男女兼售”。到1936年时，舞台演出的内容更加丰富，新剧、歌曲、杂艺，每隔数日就有新花样上演。
　　国术擂台赛是花会中最吸引人的娱乐活动。1918年，四川军政当局以团结尚武为号召，在花会举行首次全省打擂。比赛设有普通组、军人组、女子组，参赛者既有武林人士，也有军队和社会各阶层民众，无论男女老少，会武术者皆可上台表演。获胜者不仅有证书，还有金章、银章、蓝章，因此，擂台赛又俗称“打金章”。
　　国术擂台赛历年的主擂者多为四川武士会、省国术馆中的武林名手，有时也有外省人士参与，如1931年的擂台赛就邀请到武当山的云空长老主擂。比赛时，擂台四角各坐一位裁判，主裁判手拿铜铃站在台上，根据情况摇铃宣布比赛的开始或停止；后来则改为执旗评判，执蓝白小旗两面，蓝胜举蓝旗，白胜举白旗。如选手不按规矩乱打胡扭，则上前用旗隔开。比赛期间，总评判长还要以生动精辟的术语向观众作现场解说。
　　


　　


　　翻开1936年的《花会专刊》可以发现，该报每日都用大幅版面跟踪报道国术擂台赛，从下面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想象比赛的激烈：“第十对，红白双方交手，红以丹凤朝阳进攻，白以白鹤展翅相迎，交手数十合不分胜负，再较白以搜腰腿打中红之腰部，判白胜一次，再较白以搜夹腿打中红之夹部，判白为胜手，挂蓝童”。
　　擂台周围设有茶座，市民可购票入内观看打金章，武林高手在擂台上你来我往，龙争虎斗；观众则在台下品茗饮酒，吟诗作对。其他如卖香烟瓜子、擦皮鞋、掏耳朵、算命……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在茶桌间穿梭吆喝，寻食谋生。不少竹枝词都记载了这一极具成都特色的场景，如“今年劝业八回开，多少英雄摆擂台。手艺若潮休要去，谨防椿你下台来”；又如“流血相争笑此曹，会场新筑擂台高。就中拳法谁优胜，夺得金牌兴自豪”。
　　对于既不爱看戏又不爱凑热闹的知识分子，花会也有吸引他们的地方。早在清末，组织者便开始在二仙庵的殿堂里举办展览。据当时游历四川的日本人山川早水记载，展柜里的东西种类繁多，“教育部的展品主要是官报局出版的教科书、挂图、体育器械等。工艺部展出的是劝工局的产品。美术部的展品是城内屈指可数的几家古董店拿出的全部家底。只有书画部的展品才是供观赏的东西，号称徵明、子昂等的真迹不知有几幅”。最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花会会场中竟然还有动物园，饲养着—批来自川西高原的动物，如松鼠、锦鸡、熊、獐子等等，参观费每人十文。虽然动物园设备简陋，“徒有其名”，但毕竟为古老闭塞的成都 引进了一种新鲜事物，也为“俗好娱乐”的成都市民提供了一种现代的休闲方式。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花会内的展览陈列已趋于成熟。当时的督办邓锡侯在会场内开设古物陈列馆，发起征集收藏古代瓷器、陶器和字画。40年代，文物鉴赏家吴景洲在游览花会时，看见青羊宫“大殿廊下书摊”，不觉回忆起新年在北平游火神庙的情景。在他看来，与火神庙相比，青羊官书肆“所陈书籍字画古物之质，虽相距甚远，而论值乃百倍之”。
　　花会里还有各种风味、档次的餐厅供市民们在游玩之余进餐休息，其数量之多可谓鳞次栉比，真是“中餐馆子接西餐，处处门前有菜单”。高档的如聚丰园、竟成园、姑姑筵等，普通市民没有能力进去消费，正如竹枝词所形容：“‘聚丰’餐馆设中西，布置精良食品齐。偷向玻璃窗外望，何人依桌醉如泥?”当然，这类餐厅的功能并不仅限于进餐，它更是达官贵人们请客会友、洽商事宜的重要场所。例如1934年第十三次劝业会时，二十九军特别党部“假座花会竟成园宴请本市新闻界，报告剿赤经过”。1936年4月3日，川大校长任鸿隽在花会场姑姑筵，为来川考察的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何淬廉博士“设宴洗尘”。
　　二仙庵外的食货小摊则是适合普通市民消费的地方，各种小吃数量繁多，琳琅满目，而且价格便宜，“不必中餐与小餐，庵前食货好摊摊。豆花凉粉都玩过，再把红苕捡一盘”；“餐罢‘怡新’又‘适宜’，算来要费许多资。价又简单还得吃，锅魁夹点免丝丝”。
　　总之，在社会改良者的积极宣传和努力实践下，进入20世纪后，已在成都延续千年的花会开始向新式劝业会转化，传统庙会空间也由过去以信仰为核心的单一型转化为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多元型。在这一过程中，花会的娱乐功能得到极大的加强。在花会的游乐项目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新事物的引入与推广；既有大众喜闻乐见的老节目，也有市民前所未见的新娱乐——新旧的彼此借重与相互交融，是花会在20世纪前半程始终保持活力的根本原因。
　　从2004年开始，每年春节成都都会举办大庙会，市民们得以在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中感受团圆祥和的年味，体验返璞归真的快乐。这说明，在经历了—个多世纪的暴风骤雨般的现代化改造后，庙会文化开始在更高的层面上，以超越传统的姿态，重新回归于普通市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