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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夫妇”闹场
2009年12月19日，喧闹了半个月的哥本哈根曲终人散。
漫天雪花，寒气逼人。Vestre Faengsel监狱的高墙外，100多名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默默地点起蜡烛，为他们被关押在高墙内的四位同事守夜。
48小时前，超过120个国家的首脑陆续抵达哥本哈根，参加气候会议峰会。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为表示地主之谊，决定在峰会开始前设国宴款待各国元首。
宴会设在丹麦议会大厦。当地时间12月17日晚上，接到邀请的各国元首纷纷前来赴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代表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国宴。这位美国前第一夫人一如既往地仪态端庄，保持着招牌一般的挂着酒窝的微笑。
紧随希拉里的车队之后，是一辆加长的豪华林肯车，从车上下来的是一袭晚礼服打扮的某国“女元首”，与“第一先生”优雅地走上红地毯，不住地冲着候在宴会厅入H处的记者点头致意。
突然，“女元首”与“第一先生”飞快地从衣服内扯出两条黄色的横幅，上面写着：Politicians talk Leaders ACT(政客空谈领袖行动)。在摄影记者刺眼的闪光灯中，现场一阵骚动，保安人员迅速反应过来，冲上来将“元首”夫妇拿下。
这对山寨版的“元首”夫妇，原来是来自西班牙的胡安(Juan Lopezde uralde)和来自挪威的诺拉(NoraChristiansen)，他们都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由于不满各国在气候大会期间的表现，以及会议对民间声音的漠视和东道国对云集哥本哈根的各种NGO组织的冷遇，促使他们以此行为表达抗议。 次日，胡安和诺拉的同事，来自瑞士的克里斯汀(Christian Schmutz)和来自荷兰的小尤(Joris Thijssen)也被哥本哈根警方逮捕。
胡安有两个孩子，女儿13岁，儿子9岁。诺拉也有两个孩子，在哥本哈根城郊的家里等着她。
在守夜的人群里，有绿色和平组织刚上任两个月的国际总干事库米奈都(KumiNaidoo)。来自南非、从14岁就开始追随曼德拉人权运动的库米，毫不掩饰他对本次气候大会的失望之情，因为他们“错失了拯救人类气候的最宝贵的历史机遇”。哥本哈根大游行
12月12日，大会日程过半，各国部长将陆续抵达，为稍后的元首峰会打前站。他们需要在峰会开始前呈交给各自的首脑一份已经基本谈妥的协议草案，这使得谈判进入更加实质性的阶段。
关键时刻，在悉尼、北京、香港、新德里、伦敦、纽约、圣保罗、哥本哈根，世界各地的普通老百姓走上街头。将自己对气候变化的焦虑和对气候峰会的期望传递出来。仅仅在哥本哈根，就有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lO万人聚集在丹麦国会大厦门口，举着不同的口号和标语，簇拥着各式各样象征气候变化的气球和彩车，从12日下午两点开始，向着位于哥本哈根东南方向的气候大会会场贝拉中心走去。
一条不见首尾的人龙，无数的标语举在空中，年轻的志愿者们高举的标语上写着“我们的未来，你们的决定”；年迈的志愿者打出的标语是“改变未来就在现在”；道路两边，有居民打出横幅，骄傲地称“我住在希望哈根(Hopenhagen)”。
哥本哈根难得拨云见日，阳光洒落在这个童话之城的红色楼阁和绿色雕像上，黄底黑字的标语在阳光里更为显眼，两层楼高的充气雪人在青石路面上轻轻漂移，每隔2()()米左右就有一辆彩车播放不同风格的音乐，跟在后面的人边走边舞。
我也走在人群里，肩上扛着“行动救气候”的标语牌。这个牌子是我从旁边—位68岁的德国志愿者手中接过来的，他有些累了。和老爷子聊了聊，得知他已经有11年的志愿者经历，几天前坐火车来到哥本哈根，一直跟那些年轻的志愿者打地铺住在—个仓库里。他说，他10月份去过中国，感觉上海那个时候还很热。我注意到他的衣服上写的是：“CHANGEFORTHEFUTURE(为了未来而改变)”，于是问他理想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他说：“嗯，我理想的未来是我自争子孙能少操心，好好活。”
他等待当天和大家一起上街，走六七公里的路，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呼声传递给正在贝拉中心开会的各国代表们。周日一大早，他就要坐火车回到德国南部的家。
队伍里不少人骑着前端带有小斗篷的自行车，里面坐着两三岁的孩子；还有的索性把孩子举起，骑到父亲的肩膀上，居高临下地前后观望着这条慢慢移动的长龙。
北欧的白天很短暂，傍晚六点钟左右走到贝拉中心，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火把点起，在贝拉中心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各个年龄层次的志愿者代表不断上台，振臂高呼对会场内谈判代表的要求：达成一个公平的、有雄心的、有法律效力的拯救气候的协议!
当贝拉中心争吵不休的时候，那些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民间组织一刻也没有停留。“垒球采取行动”(AVAAZ)的成员穿着防化服涂抹成绿色的外星人，要求“带我去2015年的峰值年”。这个NGO组织夸张地表示，如果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不能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值时开始下降，人类将不得不依赖防化服生活，或者移居外星球过上背井离乡的生活。
“行动救援”组织的成员则每天穿着红衣服，举着巨大的标语，在会场内外穿梭，呼喊口号。确实，在这个时候，全球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等国纷纷出台计划，表示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措施逐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就在同一个时刻，作为气候变化世界行动日的一部分，一群加拿大的老太太正在温哥华图书馆门前吟唱：我们是环保主义者，我们就像农夫的女儿一样热爱干净的空气和水，我们是环保主义者。我们热爱没有农药的蔬菜和没有激素的肉类，我们热爱没有多氯联苯的鱼类和至少还有些树的森林，我们是环保主义者…一加入环保主义者的大家庭吧，我们想要风能和电动汽车，回收所有的瓶子和纸制品，告诉这些产品的制造者，你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们是环保主义者。
“发达国家立即偿还气候债务”
不可否认，因为这些民间组织的不懈努力，人们逐渐意识到那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汽车、飞机的石油和用来发电、取暖的煤炭，正在成为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最大杀手。
要拯救地球，哥本哈根需要达成一项“公平的、雄心勃勃的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其中的公平指的是照顾到国家与国家间发展水平与遭受威胁程度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可以接受不同的援助方式；雄心勃勃指的是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承诺在202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的40％，同时在2020年前，每年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1400亿美元的资助。
2009年12月19日，喧闹了半个月的哥本哈根曲终人散。
漫天雪花，寒气逼人。Vestre Faengsel监狱的高墙外，100多名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默默地点起蜡烛，为他们被关押在高墙内的四位同事守夜。
48小时前，超过120个国家的首脑陆续抵达哥本哈根，参加气候会议峰会。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为表示地主之谊，决定在峰会开始前设国宴款待各国元首。
宴会设在丹麦议会大厦。当地时间12月17日晚上，接到邀请的各国元首纷纷前来赴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代表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国宴。这位美国前第一夫人一如既往地仪态端庄，保持着招牌一般的挂着酒窝的微笑。
紧随希拉里的车队之后，是一辆加长的豪华林肯车，从车上下来的是一袭晚礼服打扮的某国“女元首”，与“第一先生”优雅地走上红地毯，不住地冲着候在宴会厅入H处的记者点头致意。
突然，“女元首”与“第一先生”飞快地从衣服内扯出两条黄色的横幅，上面写着：Politicians talk Leaders ACT(政客空谈领袖行动)。在摄影记者刺眼的闪光灯中，现场一阵骚动，保安人员迅速反应过来，冲上来将“元首”夫妇拿下。
这对山寨版的“元首”夫妇，原来是来自西班牙的胡安(Juan Lopezde uralde)和来自挪威的诺拉(NoraChristiansen)，他们都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由于不满各国在气候大会期间的表现，以及会议对民间声音的漠视和东道国对云集哥本哈根的各种NGO组织的冷遇，促使他们以此行为表达抗议。 次日，胡安和诺拉的同事，来自瑞士的克里斯汀(Christian Schmutz)和来自荷兰的小尤(Joris Thijssen)也被哥本哈根警方逮捕。
胡安有两个孩子，女儿13岁，儿子9岁。诺拉也有两个孩子，在哥本哈根城郊的家里等着她。
在守夜的人群里，有绿色和平组织刚上任两个月的国际总干事库米奈都(KumiNaidoo)。来自南非、从14岁就开始追随曼德拉人权运动的库米，毫不掩饰他对本次气候大会的失望之情，因为他们“错失了拯救人类气候的最宝贵的历史机遇”。哥本哈根大游行
12月12日，大会日程过半，各国部长将陆续抵达，为稍后的元首峰会打前站。他们需要在峰会开始前呈交给各自的首脑一份已经基本谈妥的协议草案，这使得谈判进入更加实质性的阶段。
关键时刻，在悉尼、北京、香港、新德里、伦敦、纽约、圣保罗、哥本哈根，世界各地的普通老百姓走上街头。将自己对气候变化的焦虑和对气候峰会的期望传递出来。仅仅在哥本哈根，就有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lO万人聚集在丹麦国会大厦门口，举着不同的口号和标语，簇拥着各式各样象征气候变化的气球和彩车，从12日下午两点开始，向着位于哥本哈根东南方向的气候大会会场贝拉中心走去。
一条不见首尾的人龙，无数的标语举在空中，年轻的志愿者们高举的标语上写着“我们的未来，你们的决定”；年迈的志愿者打出的标语是“改变未来就在现在”；道路两边，有居民打出横幅，骄傲地称“我住在希望哈根(Hopenhagen)”。
哥本哈根难得拨云见日，阳光洒落在这个童话之城的红色楼阁和绿色雕像上，黄底黑字的标语在阳光里更为显眼，两层楼高的充气雪人在青石路面上轻轻漂移，每隔2()()米左右就有一辆彩车播放不同风格的音乐，跟在后面的人边走边舞。
我也走在人群里，肩上扛着“行动救气候”的标语牌。这个牌子是我从旁边—位68岁的德国志愿者手中接过来的，他有些累了。和老爷子聊了聊，得知他已经有11年的志愿者经历，几天前坐火车来到哥本哈根，一直跟那些年轻的志愿者打地铺住在—个仓库里。他说，他10月份去过中国，感觉上海那个时候还很热。我注意到他的衣服上写的是：“CHANGEFORTHEFUTURE(为了未来而改变)”，于是问他理想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他说：“嗯，我理想的未来是我自争子孙能少操心，好好活。”
他等待当天和大家一起上街，走六七公里的路，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呼声传递给正在贝拉中心开会的各国代表们。周日一大早，他就要坐火车回到德国南部的家。
队伍里不少人骑着前端带有小斗篷的自行车，里面坐着两三岁的孩子；还有的索性把孩子举起，骑到父亲的肩膀上，居高临下地前后观望着这条慢慢移动的长龙。
北欧的白天很短暂，傍晚六点钟左右走到贝拉中心，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火把点起，在贝拉中心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各个年龄层次的志愿者代表不断上台，振臂高呼对会场内谈判代表的要求：达成一个公平的、有雄心的、有法律效力的拯救气候的协议!
当贝拉中心争吵不休的时候，那些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民间组织一刻也没有停留。“垒球采取行动”(AVAAZ)的成员穿着防化服涂抹成绿色的外星人，要求“带我去2015年的峰值年”。这个NGO组织夸张地表示，如果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不能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值时开始下降，人类将不得不依赖防化服生活，或者移居外星球过上背井离乡的生活。
“行动救援”组织的成员则每天穿着红衣服，举着巨大的标语，在会场内外穿梭，呼喊口号。确实，在这个时候，全球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等国纷纷出台计划，表示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措施逐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就在同一个时刻，作为气候变化世界行动日的一部分，一群加拿大的老太太正在温哥华图书馆门前吟唱：我们是环保主义者，我们就像农夫的女儿一样热爱干净的空气和水，我们是环保主义者。我们热爱没有农药的蔬菜和没有激素的肉类，我们热爱没有多氯联苯的鱼类和至少还有些树的森林，我们是环保主义者…一加入环保主义者的大家庭吧，我们想要风能和电动汽车，回收所有的瓶子和纸制品，告诉这些产品的制造者，你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们是环保主义者。
“发达国家立即偿还气候债务”
不可否认，因为这些民间组织的不懈努力，人们逐渐意识到那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汽车、飞机的石油和用来发电、取暖的煤炭，正在成为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最大杀手。
要拯救地球，哥本哈根需要达成一项“公平的、雄心勃勃的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其中的公平指的是照顾到国家与国家间发展水平与遭受威胁程度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可以接受不同的援助方式；雄心勃勃指的是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承诺在202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的40％，同时在2020年前，每年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1400亿美元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