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科学怀疑精神，似乎在中国古已有之。
　　古人在论述为学之道时，十分注重怀疑精神。怀疑是进步的开始，是创新的起点，只有对旧知识进行大胆质疑，才会有探求新知的勇气和毅力。
　　宋代理学家张载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之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这里对怀疑的作用讲的很清楚，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应该质疑的地方而不质疑，等于没有读书。学习就应该质疑，比如走路的人，他要到南山去，一定要问路怎么走法，如果安坐不动，怎么会有疑问呢？又怎么能到达目的地呢？
　　庄子曾经在漆树园林里做管理员，是当时的“在野派”。但是，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庄子组织了多次“大学生辩论会”和另一队施惠作了六次辩论，正是在这一系列辩论中，庄子对哲学认识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发挥自己的独立见解。庄子是中国古代的怀疑论者。他主张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切，特别是儒墨诸家的绝对论的是非观、价值观。庄子的怀疑论对于激活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智、打破价值标准的僵化，以及培养人的怀疑精神等，是有启迪作用的对语言本身的怀疑.他怀疑语言表达"真"、表达"道"的有效性.“言尽悖”，“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对存在的怀疑：“庄子梦为蝴蝶”，对真理的怀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对价值的怀疑：“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怀疑是创造的源头。人人都知道科学怀疑精神之重要，但却极少有人提出对于事物的怀疑，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多年的习惯和常识成了突破的最大障碍。自古以来，认识就是在肯定正确的东西与否定不正确的东西的矛盾运动中发展提高的。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史都是一个“质疑——提问——释疑”的过程。如果有人发现了疑问，提出了问题，就一定会有人去探索问题，作出解答。如果用传统的学说来回答已经不能自圆其说，就必须用新的方法，新的道理来作回答。一旦新的事实被揭示出来，新的道理被阐发出来，创造就开始了。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是非常重视发掘人们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的，认为这是培养创新能力的起点。要求每一个求学者要敢于质疑，养成独立思考的習惯，大胆地进行假设，这样才会有大的进步。人类的创造力体现在不断发现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之中，并在其中得到发展。
　　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诗人屈原写的那篇《天问》，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对奴隶主阶级关于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多方面的怀疑和质问。这些问题，成为后世的文学家、思想家们思考、研究的课题。到了唐朝，柳宗元写了一篇《天对》，到今天，科学家们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和实验，从而真正解答了两千多年前所提出的科学问题。科学水平也在这中“质疑——提问——释疑”的过程中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无神论”为主导的中国教育也同样从侧面体现了古人的科学怀疑精神。中国没有基督的上帝，伊斯兰的真主。不像西方中世纪那些崇拜“上帝”、鼓吹迷信而独霸了话语权的神学家，中国古代学者如孔子、庄子、、老子等都坚决反对虚无缥缈的东西。庄子是中国古代的怀疑论者。他主张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切，特别是儒墨诸家的绝对论的是非观、价值观。庄子的怀疑论对于激活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智、打破价值标准的僵化，以及培养人的怀疑精神等，是有启迪作用的。
　　然而，极端的怀疑论会导致怀疑一切进而走向心灵闭塞，否认科学的客观存在性会导致反科学的产生。因此，伟大的古代思想家们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的怀疑，而是以分辨是非、去伪存真为基础，具有实证精神和理性思维，这才是科学怀疑精神的真谛。
　　怀疑和提出问题是科学发现的重要基础。我们存在的问题往往是从何怀疑起？只要用心，可以怀疑的方面层出不穷。尤其是年轻一代一直受到“标准答案”的教育成长，因此怀疑精神急需培养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