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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那些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学里的老师记得最清楚，中学的也记得大部分，只有小学老师的身影，渐行渐远，快要消逝在地平线了。而其中记得最模糊的，就是我最早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只教了我第一个学期的高老师。
1971年3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五七小学”，因为按照我母亲的算法，我已经8岁了。可是人家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是1964年9月生的，现在还不满6岁半，年龄不够，回去吧。许多年后，我带着21岁的女朋友回家看看，我母亲和一些亲戚非说人家已经23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在这件事上我终生不能得到众多亲戚的理解，当我的母亲58岁时，亲戚们都为我不给她老人家操办六十大寿而摇头叹息，觉得这人一旦当了北大的老师，咋就变得禽兽不如呢？而当我的母亲60周岁时，又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沈从文一样，无论在亲友中还是在学友中，永远都是孤独的。
其实我6岁的时候，加减乘除已经都会了，报纸上的新闻也凑合着能读了。所以不许我上学，对我并没有什么耽误，不过是给我增多了12个月的自由童年而已。我还在这一年的秋季跟父亲去辽宁开原出差，天天到那里的动物园看那只会笑、会抽烟的“马猴子”，每天不是吃海城馅饼就是吃辽西甜卷子，真是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天我告诉父亲，路边宣传栏里林彪的照片忽然不见了。父亲严肃地说：“别他妈瞎吵吵，中央肯定出事儿啦！”夜里我听见旅馆的走廊上有人说什么“三只鸡”，“豌豆黄”。回到哈尔滨，才知道林彪坐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冬去春来，到了1972年3月1日，没人再拦着我上学了。我领着楼上老刘家的大哥，入了哈尔滨南岗区通达公社“五七小学”一年级一班。班主任姓高，是个黑眉大眼、圆脸白牙的少妇，身材略高，不胖不瘦，梳着利落的短发，有时候也扎起来，长得有点像后来的影星张金玲。她的总体形象是整洁而严厉，如果笑了，眼睛会晶晶闪亮，那一定是从内心往外迸发出的喜悦。学生们对她既敬又爱。我从此对所有姓高的老师都一律莫名其妙地颇有好感。
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买菜，她给我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买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嘣嘎嘣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稀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稀罕我，但高老师绝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化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稀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假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说我是“大学苗子”，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我实现了他们的预言，我上了大学，上了世界上最能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大学，我还当了这个大学的老师，我的工作，关系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苗子”。想起高老师随口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心底涌起对她无限的感谢和尊敬。
那时没有教师节，天天喊工农兵是主人公。但教师，真的是学生和家长心里、是广大工农兵心里，最值得尊敬的人。
（摘自《生活的勇气》中国长安出版社）
1971年3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五七小学”，因为按照我母亲的算法，我已经8岁了。可是人家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是1964年9月生的，现在还不满6岁半，年龄不够，回去吧。许多年后，我带着21岁的女朋友回家看看，我母亲和一些亲戚非说人家已经23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在这件事上我终生不能得到众多亲戚的理解，当我的母亲58岁时，亲戚们都为我不给她老人家操办六十大寿而摇头叹息，觉得这人一旦当了北大的老师，咋就变得禽兽不如呢？而当我的母亲60周岁时，又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沈从文一样，无论在亲友中还是在学友中，永远都是孤独的。
其实我6岁的时候，加减乘除已经都会了，报纸上的新闻也凑合着能读了。所以不许我上学，对我并没有什么耽误，不过是给我增多了12个月的自由童年而已。我还在这一年的秋季跟父亲去辽宁开原出差，天天到那里的动物园看那只会笑、会抽烟的“马猴子”，每天不是吃海城馅饼就是吃辽西甜卷子，真是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天我告诉父亲，路边宣传栏里林彪的照片忽然不见了。父亲严肃地说：“别他妈瞎吵吵，中央肯定出事儿啦！”夜里我听见旅馆的走廊上有人说什么“三只鸡”，“豌豆黄”。回到哈尔滨，才知道林彪坐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冬去春来，到了1972年3月1日，没人再拦着我上学了。我领着楼上老刘家的大哥，入了哈尔滨南岗区通达公社“五七小学”一年级一班。班主任姓高，是个黑眉大眼、圆脸白牙的少妇，身材略高，不胖不瘦，梳着利落的短发，有时候也扎起来，长得有点像后来的影星张金玲。她的总体形象是整洁而严厉，如果笑了，眼睛会晶晶闪亮，那一定是从内心往外迸发出的喜悦。学生们对她既敬又爱。我从此对所有姓高的老师都一律莫名其妙地颇有好感。
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买菜，她给我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买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嘣嘎嘣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稀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稀罕我，但高老师绝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化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稀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假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说我是“大学苗子”，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我实现了他们的预言，我上了大学，上了世界上最能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大学，我还当了这个大学的老师，我的工作，关系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苗子”。想起高老师随口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心底涌起对她无限的感谢和尊敬。
那时没有教师节，天天喊工农兵是主人公。但教师，真的是学生和家长心里、是广大工农兵心里，最值得尊敬的人。
（摘自《生活的勇气》中国长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