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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后，对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出更高的要求。
良渚工作者和考古人喜欢用“幸运”来概括对遗址发现和申遗成功的感受。
良渚古城遗址架构越来越清晰，古代文明的更多角落也得以重见天日。这样的“幸运”不仅得益于四代考古人的坚守，更是因为多方力量的共同呵护。每一个工作、生活于此的人，也都严格遵循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以实际行动完成对良渚文明的守护与传承。
跑遍整个良渚
今年是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以下简称“管理所”）所长黄莉到良渚工作的第13年。2010年，黄莉被调到遗址管理所，从那时起，遗址的日常巡查、遗产大环境风貌管控加上对遗址保护的宣传就组成了她每日的必修内容。
管理所是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的下属单位。黄莉将自己的工作性质视作“桥梁”。每年，她和同事都要联络良渚遗址保护区范围内的24处村落，询问他们的建设需求。一旦有农户或是项目需要开工动土，黄莉和同事们就要统计情况，反馈给良管委，再通过既定流程规范建设行为，以防因为纰漏破坏了遗址。保护区内的每次动土都要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至少来回奔波七八次。
“比如农户建设，肯定要搞清楚他的住房现状、登记他的材料，看他是不是户主并审核户口人数。符合建设要求后，还要联系考古所，检查地基的文物埋藏情况。在施工过程中，我们每天都要跟着监督，以防有文物或遗迹出现，或是防止建筑的实际高度面积超出审批范围，每一项都很细碎。”黄莉对《中国报道》记者说。
良管委文物与遗产管理局局长陶豫介绍说，几乎每周，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要开着车在111.53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巡视，以防有违建、盗挖和乱扔垃圾的情况出现;如果还涉及到考古发掘，就要与考古所联系，记录区域内的发掘情况与成果。
“现在只要有建设，我们可以做到马上与考古所工作站的人员联系，他们立刻赶来，很快就能知道选址地下的文物埋藏情况，小到几平方米的地方也没问题。”黄莉说，“就算是一块不完整的平面图，我也能知道这是在哪里、有什么变动。”
考古为先
对于良渚人来说，将遗址保护的重要性放在首位就如传统一样被延续下来。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里有一条小路，两旁植物茂盛，如果不是特别提示，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是曾经的104国道。1999年——正值这条国道要被拓宽之时，有专家发现国道会纵贯良渚遗址群的莫角山等多个重要遗址。
为保护良渚文化遗址群，浙江省交通部门投资了超过预算一倍的2.4亿元，將104国道南迁改道，避开遗址。2008年时，为了还原古时植物分布，这条被废弃多年的老国道穿越遗址城区段接受环境整治，成为遗址区的一条景观道路。
“我们对遗址的规划和保护是一个动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旦在考古领域有所突破，城市建设在必要时也会做出相应调整。”陶豫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正是因为我们将文物与考古前置，考古工作才有机会这样深入。”
关于良渚古城的考古结果确实在不断突破。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被发掘，这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防洪水坝系统。彼时，水坝遗址尚未定级，控制范围还未明确，但正在规划建设的杭州第二绕城公路西复线的路线，还是主动避开了位于余杭区瓶窑镇范围内的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坝遗址。
随着水利系统价值的显现，2017年3月，国家文物局明确要求将水利系统纳入申遗范围，与此同时，西复线的线路图被发现从两处重要的水坝遗址中间穿过，且部分位于遗产区内，对高坝部分的保护造成不利影响。一旦改线，原定的工程造价、报批程序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经文物部门协调及浙江省政府领导的研究，该段高速公路选线还是做出了重大调整，最终避开了遗址区。
做出妥协的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瓶窑镇处于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区，2000年之前，这里的石矿产量颇丰。据《文汇报》报道，“从瓶窑到安溪，共有23家采石场在开山取石，大的年产量上百万吨，小的也有几十万吨。”然而，城乡建设和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必然需要破土动地，而不加控制的开发也必然导致遗址景观发生变化。2002年，良渚遗址及其附近的30家石矿全部关停。
“遗址保护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我们要围绕遗址逐步调整，也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些牺牲。”陶豫说。
与民生发展共生
为了保护而做出妥协，不可避免地会衍生一些矛盾。
《良渚遗址群保护区总体规划》提到，为协调保护与发展的需要，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发展的要求出发，产业布局建设以文化创意、文化旅游、高尚人居、生态工业、都市农业为重点的五大特色产业集聚基地。
原有的工业园区要开始逐步撤离，村民必须要进行生产转型，但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在良管委和当地政府的牵头下，当地产业布局慢慢发生了变化。
陶豫介绍，现在有一些村放弃了低端的加工企业，也开始转变思路，做一些文创企业和高端民宿。“我们其实可以很自豪地说，在余杭区，甚至杭州市，有很多精品美丽乡村，都在我们的保护区内。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保护工作一直很周密，原生态环境才没有被破坏。”陶豫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管控并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基于实际情况、在遗址保护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引导，从而进行更好的发展。”
2014年1月1日，《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增强遗产保护管理刚性。依据《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的《良渚古城遗址管理规定》《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控制性详规》《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展示规划》等13个系列规划，推动遗址保护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对接融合，形成上下一体、左右衔接、多规合一、切实可行的规划管理体系，增强保护规划的可操作性。
申遗成功让良渚短暂地松了一口气，但也使良渚对遗址区的保护工作有了更为严格和细致的要求。“申遗成功后，对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良渚遗址管理和保护的一分子，我们将不断从工作实践出发，努力探索遗址综合保护和利用的协调发展。”陶豫说。
良渚工作者和考古人喜欢用“幸运”来概括对遗址发现和申遗成功的感受。
良渚古城遗址架构越来越清晰，古代文明的更多角落也得以重见天日。这样的“幸运”不仅得益于四代考古人的坚守，更是因为多方力量的共同呵护。每一个工作、生活于此的人，也都严格遵循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以实际行动完成对良渚文明的守护与传承。
跑遍整个良渚
今年是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以下简称“管理所”）所长黄莉到良渚工作的第13年。2010年，黄莉被调到遗址管理所，从那时起，遗址的日常巡查、遗产大环境风貌管控加上对遗址保护的宣传就组成了她每日的必修内容。
管理所是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的下属单位。黄莉将自己的工作性质视作“桥梁”。每年，她和同事都要联络良渚遗址保护区范围内的24处村落，询问他们的建设需求。一旦有农户或是项目需要开工动土，黄莉和同事们就要统计情况，反馈给良管委，再通过既定流程规范建设行为，以防因为纰漏破坏了遗址。保护区内的每次动土都要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至少来回奔波七八次。
“比如农户建设，肯定要搞清楚他的住房现状、登记他的材料，看他是不是户主并审核户口人数。符合建设要求后，还要联系考古所，检查地基的文物埋藏情况。在施工过程中，我们每天都要跟着监督，以防有文物或遗迹出现，或是防止建筑的实际高度面积超出审批范围，每一项都很细碎。”黄莉对《中国报道》记者说。
良管委文物与遗产管理局局长陶豫介绍说，几乎每周，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要开着车在111.53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巡视，以防有违建、盗挖和乱扔垃圾的情况出现;如果还涉及到考古发掘，就要与考古所联系，记录区域内的发掘情况与成果。
“现在只要有建设，我们可以做到马上与考古所工作站的人员联系，他们立刻赶来，很快就能知道选址地下的文物埋藏情况，小到几平方米的地方也没问题。”黄莉说，“就算是一块不完整的平面图，我也能知道这是在哪里、有什么变动。”
考古为先
对于良渚人来说，将遗址保护的重要性放在首位就如传统一样被延续下来。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里有一条小路，两旁植物茂盛，如果不是特别提示，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是曾经的104国道。1999年——正值这条国道要被拓宽之时，有专家发现国道会纵贯良渚遗址群的莫角山等多个重要遗址。
为保护良渚文化遗址群，浙江省交通部门投资了超过预算一倍的2.4亿元，將104国道南迁改道，避开遗址。2008年时，为了还原古时植物分布，这条被废弃多年的老国道穿越遗址城区段接受环境整治，成为遗址区的一条景观道路。
“我们对遗址的规划和保护是一个动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旦在考古领域有所突破，城市建设在必要时也会做出相应调整。”陶豫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正是因为我们将文物与考古前置，考古工作才有机会这样深入。”
关于良渚古城的考古结果确实在不断突破。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被发掘，这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防洪水坝系统。彼时，水坝遗址尚未定级，控制范围还未明确，但正在规划建设的杭州第二绕城公路西复线的路线，还是主动避开了位于余杭区瓶窑镇范围内的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坝遗址。
随着水利系统价值的显现，2017年3月，国家文物局明确要求将水利系统纳入申遗范围，与此同时，西复线的线路图被发现从两处重要的水坝遗址中间穿过，且部分位于遗产区内，对高坝部分的保护造成不利影响。一旦改线，原定的工程造价、报批程序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经文物部门协调及浙江省政府领导的研究，该段高速公路选线还是做出了重大调整，最终避开了遗址区。
做出妥协的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瓶窑镇处于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区，2000年之前，这里的石矿产量颇丰。据《文汇报》报道，“从瓶窑到安溪，共有23家采石场在开山取石，大的年产量上百万吨，小的也有几十万吨。”然而，城乡建设和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必然需要破土动地，而不加控制的开发也必然导致遗址景观发生变化。2002年，良渚遗址及其附近的30家石矿全部关停。
“遗址保护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我们要围绕遗址逐步调整，也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些牺牲。”陶豫说。
与民生发展共生
为了保护而做出妥协，不可避免地会衍生一些矛盾。
《良渚遗址群保护区总体规划》提到，为协调保护与发展的需要，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发展的要求出发，产业布局建设以文化创意、文化旅游、高尚人居、生态工业、都市农业为重点的五大特色产业集聚基地。
原有的工业园区要开始逐步撤离，村民必须要进行生产转型，但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在良管委和当地政府的牵头下，当地产业布局慢慢发生了变化。
陶豫介绍，现在有一些村放弃了低端的加工企业，也开始转变思路，做一些文创企业和高端民宿。“我们其实可以很自豪地说，在余杭区，甚至杭州市，有很多精品美丽乡村，都在我们的保护区内。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保护工作一直很周密，原生态环境才没有被破坏。”陶豫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管控并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基于实际情况、在遗址保护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引导，从而进行更好的发展。”
2014年1月1日，《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增强遗产保护管理刚性。依据《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的《良渚古城遗址管理规定》《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控制性详规》《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展示规划》等13个系列规划，推动遗址保护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对接融合，形成上下一体、左右衔接、多规合一、切实可行的规划管理体系，增强保护规划的可操作性。
申遗成功让良渚短暂地松了一口气，但也使良渚对遗址区的保护工作有了更为严格和细致的要求。“申遗成功后，对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良渚遗址管理和保护的一分子，我们将不断从工作实践出发，努力探索遗址综合保护和利用的协调发展。”陶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