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以线上形式出席了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论坛，这是首位出席该论坛的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演说开篇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向全世界宣示美国修复与欧洲关系的决心。拜登刻意回避的事实是：美国并没有离开，只是他的前任特朗普曾严重伤害大西洋联盟的其他伙伴;跨大西洋联盟也一直存在，只是内部增添了更多裂痕。

“跨大西洋裂痕”及拜登的期待

　　二战以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一直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但在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时期，无论在安全还是经贸领域，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都受到严重破坏。围绕英国脱欧、北约走向和贸易三大问题，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国家龃龉不断。
　　2016年，还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对英国脱欧给予坚定支持，称赞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是“巨大胜利”。一些欧洲观察家甚至认为，英国脱欧只是特朗普解散欧盟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这给维护欧盟的政治人物们敲响了警钟;在北约问题上，特朗普对北约、北约盟友的批评和嘲讽比他的任何前任走得都远。他不仅批评北约“过时”，而且要求北约其他成员分担更多军费，甚至威胁如果北约伙伴不从，美国将从欧洲撤军。随着矛盾的升级，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从德国撤出1.2万名美军并对其进行重新部署。特朗普处理美国与北约关系的“交易方式”，被美国国会研究处研究报告认为对北约意味着“生存威胁”。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根据《贸易扩展法》，对美国从欧盟进口的钢材加征25%的关税，对从欧盟进口的铝加征10%的关税。对此，欧盟对部分美国产品征收了报复性关税。尽管跨大西洋经济体高度一体化，能够抵御贸易摩擦的冲击，但伤害和裂痕已然造成。
　　拜登对特朗普政府给跨大西洋联盟带来的伤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承认“美欧关系变得紧张并经受考验”，承诺“与欧洲重新接触……重新赢得可信赖的领导地位”。拜登强调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美欧集体安全和共同繁荣的基础，“是我们希望在21世纪实现一切目标的基石”。
　　拜登提出美欧要共同应对跨大西洋联盟面临的三大挑战。首先是大国竞争。拜登号召盟友“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他把美国、欧洲一起努力捍卫共同价值观视为跨大西洋联盟“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承诺与盟友一起抵制所谓“中国政府的经济滥用和胁迫”;要求中国公司与欧美公司一样“披露公司治理情况，并遵守规则，以阻止腐败和垄断行为”，并共同制定“指导技术进步的规则，以及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行为规范”。
　　其次是全球治理。拜登希望跨大西洋联盟共同应对“有可能把我们一起击垮的全球性挑战”，如正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第四次技术革命等。
　　第三是不同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竞争。拜登提醒欧洲领导人：我们正处于关于这个世界的未来和方向的辩论之中。他说，有人认为“威权体制”是应对所有挑战的最好方式，有人认为“民主”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必要条件，跨大西洋联盟必须证明我们的模式不是“历史遗迹”，而是“重振未来希望的唯一好方法”。
　　拜登也不是在放空炮，而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视频演讲前宣布了一系列旨在重振美“领导地位”的措施，包括在稍早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G7）领导人视频会上明确美将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EX）拨款40亿美元;2月17日美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支付拖欠世界卫生组织的2亿美元会费;2月19日美正式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通过这些举动，拜登试图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做法划清界限。

跨大西洋关系：恢复还是转变？

　　与拜登热情洋溢的呼吁相比，欧洲领导人反应相对冷静、克制。德国总理默克尔欢迎美国“回归”，她说：“今年的多边主义形势比两年前好得多，这与拜登先生成为美国总统有很大关系。”但她也警告说：“我们的利益不会永远趋同。”默克尔十分顾虑与中国打交道的复杂性：一方面，跨大西洋伙伴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应对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另一方面，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跨大西洋联盟国家离不开中国大市场，必须与中国加强合作。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演说中强调欧盟的“战略自主权”，认为欧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因为美国已经把更多注意力放到了亚太地区。马克龙认为，一个能更好地自我防御、更加自治的欧洲将使北约“比以前更加强大”。他呼吁欧洲国家增加国防预算，“更多地负责自己的安全”，以“重新平衡”跨大西洋关系。与默克尔一样，马克龙认为中国在不同问题上既可以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
　　默克尔和马克龙对拜登呼吁的反应，体现了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将束缚拜登重建跨大西洋联盟的成效。70年前，跨大西洋联盟在美歐共同价值观和应对苏联这一共同敌手的基础之上建立。而今，大西洋两岸对共同对手的认知产生较大差异。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欧洲国家却感受不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而是更关心俄罗斯会对欧洲做什么。在经济领域，尽管欧洲国家对中国也有关切，但不会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事关欧洲国家生存和地位的“挑战”。大西洋两岸国家现实利益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政策矛盾。比如，在中欧谈判双边投资协定的问题上，美欧明显不同调。在“北溪-2”天然气管线问题上，美德难以取得共识。
　　在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动荡和疏离之后，欧洲国家对与美国伙伴关系可靠性的怀疑没有消散。尤其是，欧洲看到特朗普在美国仍拥有雄厚的选民基础，不能确定四年后其是否会卷土重来，或者在美国会不会出现“特朗普二世”。从此角度看，欧洲对拜登是信任的，但不敢相信民粹主义意识抬头的美国选民。
　　即使在全球治理方面，大西洋两岸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气候问题上，欧盟强调绝对量化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则强调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在数字经济领域，欧盟推出了自己的“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的理念明显不同。美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称“数字主权”代表着“欧盟的技术民族主义”。今后，大西洋两岸持续发生“数字冲突”是大概率的。
　　针对这些情况，美欧一些拥有长远眼光的“大西洋主义者”意识到，现在最关键的任务不是“恢复”跨大西洋关系，而是要“转变”它。今天的美国、欧洲和世界都已发生很大变化，跨大西洋联盟恐难回到过去。美国广播公司国际事务分析师斯坦·格兰特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拜登就像“政治上的里普·范·温克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的人物，他一觉睡了20年，醒来后变成老者，回到村里时发现那里已面目全非，随后在跟村里人交往过程中发生了一连串尴尬、有趣的事情），想把我们带回美国的白日梦，但他需要做的是面对新现实。
　　（作者为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世界史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