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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法意欧洲四大国跻身于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行列,这不仅是亚投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可能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出现了一个异类机构,而欧洲老牌国家则接受了亚投行的合法性,并参与其中。
欧洲国家的加入无疑会提高亚投行的治理水平和国际合法性,也让“一带一路”大战略有了制度的支撑。亚投行能否成为历史的转折,还要看亚投行的发展前景,历史往往是由现实塑造的,而现实的历史价值则依赖于未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断言,亚投行可能预示着美国世纪的终结和亚洲世纪的到来。而《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则认为,迁就中国未尝不是好事。两位知名国际评论家都在阐述一个问题——世界的多极化时代真正来临了。亚投行的倡议落实并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意味着中国声音、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认可。国际关系学家库普乾认为,21世纪的国际竞争应该摒除意识形态,承认新兴市场国家道路的合理性。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加入亚投行便具有象征意义。利益的考量压倒了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界限,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将占据一席之地,而作为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也在事实上认可中国的国际地位。
熊彼特说,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创新,也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也有赖于创新,亚投行是一种创新性的变革还是增量改革,由此而引发人们对亚投行前景的不同判断。亚投行并不是推翻既有的国际经济制度,而是着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只是一个增量。亚投行作为中国倡议和主导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这又是二战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重大创举,中国不仅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遵从者,也是改进者。当下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越来越名不副实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与发达经济体旗鼓相当,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但在世行的投票权只有3.8%,中国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在亚行的份额不到6%。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越大。美国在IMF投票权改革上的态度已经证明既有制度不可能自我革命,更不会有“壮士断腕”。
亚投行的出现意味着既有的制度已经让新兴市场国家感觉到不舒服,美国指责英国是在“不断迁就”中国,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既有的制度没有丝毫改变,是不是也是“迁就”甚至“绥靖”美国呢?因为实力格局已经悄然变化,制度安排却依然故我。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会将国家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的国家”,已经提前“卡位”的国家当然想维持现状,任何革新都被认为是挑战,这是不是很霸道呢?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假装支持IMF改革,但改革方案一直悬而.未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何尝不是对改革停滞的抗议?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要求国会支持IMF改革,以防止美国国际影响被边缘化。亚投行成为真正推动美国进行改革的动力,竞争总是要比垄断好得多,亚投行提供了替代性选择,这对世行、亚行的革新也是一种推动,亚行已经决定增资。同样,亚投行也是世行与亚行的合作者,单是亚洲在未来十年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而能够提供低息贷款的机构却并不多,亚投行并没有抢亚行的饭碗。美国和日本抵制亚投行的理由看上去比较虚伪,贷款门槛、环境标准等等,中国当然希望把亚投行做好,也会借鉴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标准。试想,如果中国降低标准,随意发放贷款,不但会影响到中国的形象,也会让亚投行变成一个慈善机构,何谈可持续发展?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要更“聪明”,参与到亚投行中,不但分享亚洲发展的红利,也可以在亚投行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利益。中国并非控制亚投行,而是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将中国的资金、欧洲的经验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力融合到一起,创造更好、更快的发展。
亚投行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也是消弭经济冷战遗产的努力。真正可持续的革新是各方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迁就的过程。
欧洲国家的加入无疑会提高亚投行的治理水平和国际合法性,也让“一带一路”大战略有了制度的支撑。亚投行能否成为历史的转折,还要看亚投行的发展前景,历史往往是由现实塑造的,而现实的历史价值则依赖于未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断言,亚投行可能预示着美国世纪的终结和亚洲世纪的到来。而《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则认为,迁就中国未尝不是好事。两位知名国际评论家都在阐述一个问题——世界的多极化时代真正来临了。亚投行的倡议落实并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意味着中国声音、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认可。国际关系学家库普乾认为,21世纪的国际竞争应该摒除意识形态,承认新兴市场国家道路的合理性。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加入亚投行便具有象征意义。利益的考量压倒了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界限,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将占据一席之地,而作为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也在事实上认可中国的国际地位。
熊彼特说,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创新,也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也有赖于创新,亚投行是一种创新性的变革还是增量改革,由此而引发人们对亚投行前景的不同判断。亚投行并不是推翻既有的国际经济制度,而是着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只是一个增量。亚投行作为中国倡议和主导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这又是二战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重大创举,中国不仅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遵从者,也是改进者。当下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越来越名不副实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与发达经济体旗鼓相当,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但在世行的投票权只有3.8%,中国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在亚行的份额不到6%。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越大。美国在IMF投票权改革上的态度已经证明既有制度不可能自我革命,更不会有“壮士断腕”。
亚投行的出现意味着既有的制度已经让新兴市场国家感觉到不舒服,美国指责英国是在“不断迁就”中国,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既有的制度没有丝毫改变,是不是也是“迁就”甚至“绥靖”美国呢?因为实力格局已经悄然变化,制度安排却依然故我。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会将国家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的国家”,已经提前“卡位”的国家当然想维持现状,任何革新都被认为是挑战,这是不是很霸道呢?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假装支持IMF改革,但改革方案一直悬而.未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何尝不是对改革停滞的抗议?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要求国会支持IMF改革,以防止美国国际影响被边缘化。亚投行成为真正推动美国进行改革的动力,竞争总是要比垄断好得多,亚投行提供了替代性选择,这对世行、亚行的革新也是一种推动,亚行已经决定增资。同样,亚投行也是世行与亚行的合作者,单是亚洲在未来十年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而能够提供低息贷款的机构却并不多,亚投行并没有抢亚行的饭碗。美国和日本抵制亚投行的理由看上去比较虚伪,贷款门槛、环境标准等等,中国当然希望把亚投行做好,也会借鉴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标准。试想,如果中国降低标准,随意发放贷款,不但会影响到中国的形象,也会让亚投行变成一个慈善机构,何谈可持续发展?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要更“聪明”,参与到亚投行中,不但分享亚洲发展的红利,也可以在亚投行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利益。中国并非控制亚投行,而是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将中国的资金、欧洲的经验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力融合到一起,创造更好、更快的发展。
亚投行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也是消弭经济冷战遗产的努力。真正可持续的革新是各方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迁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