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门开机，一个朋友发来了短信，“John Peel(约翰·佩尔)逝世，你应该写一篇悼文。”时间是凌晨1点46分。不知怎么回事，一有这样的事发生，编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我打电话。事实上，我也早已习惯了接到这类临时通知。佩尔应该就在这一两天去的。上网查了具体时间，时针定在了2004年10月26日。此刻，我想起了1995年的一页。那时我还在本地一家杂志社工作，在单位订阅的英国《Q》杂志上，我看到了一篇关于一位英国电台DJ的文章。一位六旬开外的老者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一脸充实与展望。
　　记者问，“你的生命是什么?”
　　老者指着身后两万多张唱片，“这就是我的生命。”
　　记者又问，“你已是一名中年人了，但还经常播放这些青年人的音乐，你觉得这会不会有些不正常呢?”
　　老者答，“我没有觉得自己不正常，可如果我会在节目里播Take That(英国前流行偶像演唱组)的歌，我倒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
　　老者就是英国独立音乐教父佩尔。在过了近10年后，我不知道，佩尔的唱片架上已增加到多少。想特别指出的是，佩尔的这两万多张唱片，绝大多数并非主流大公司的产品，而是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发行专辑的地下乐队的Demo(样带)、EP(长度在一首歌和一张专辑之间的作品集)、Singles(一首歌到三首歌的作品)。他们之所以没有与大公司签约，不是由于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音乐的态度与神经的跳动无法与市场的铁道接轨。所以，就算是独立公司，也无法接纳这种独立音乐!但正是独立音乐教父四十年如一日的慧眼识英，以及无数代青年近乎于顽固的生命创作职责，英国在度过了摇滚乐的黄金岁月(60年代的披头士、70年代的朋克、80年代的新浪潮)后，不至于江河干涸，又有了90年代的新坟墓运动(以Radiohead为代表)和21世纪的后Radiohead时代。
　　让我们把回忆拉回到60年代，佩尔所控制的只是英国BBC电台的一档节目，他并不满足于收到大公司的宣传唱片然后在节目里播放， 社会上应该还有比这些正式录音更具真实性和分贝的声音，只是我还没有留意到。”
　　“我应该走出电台直播间，去俱乐部、酒吧、排练室、车库和街头，去看，去听，去思考，去和他们交谈。”于是，乐迷在佩尔的节目里听到的不再仅仅是合法唱片，还有非主流社会意见的音乐表达，而且以第一现场的形式——佩尔把这些原来只能躲在偏僻角落的青年推进了直播间，让他们把电台变成一座看不见但听得见的舞台，“我和他们要让电台从此立体起来!”佩尔不但让英国人听到了生活中难以一闻的英国青年的声音，还把美国正在传唱的青春之歌引进回国，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尼斯·乔普林、大门一一出现在英国的音乐节上，他们以美国嬉皮的身世，回应了英国迷幻的哲学，平克·弗洛伊德、齐柏林飞艇、奶油又以回访大使的身份，远渡重洋，与美国的音速青年汇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在音乐这项事业里，佩尔觉得自己是不可能退休的，除非是某一天……
　　就在一个半月前，我还找到了一张80年代英国独立乐队The House Of Love(爱之屋)1989年在佩尔节目里的录音作品。看着这张唱片，我很惆怅：在今天，还有人听80年代独立音乐吗?我又想起了那个久未联系的朋友阿芳，她是中山的一位女乐迷。我是1996年在本地一所外语学院摆地摊卖打口认识她的。为了听到喜欢的音乐，她每周一上午都要逃课，因为有一档澳门音乐节目只在周日晚播出，她把节目录下来，然后周一上午从中山家里坐车回广州学校。那一盘盘市面上永远见不到的翻录带，就是她一本自我制造的青春日记。
　　我还记得6年前和她在一家唱片仓库两座小山一样的货里翻箱倒笼的场面，以及她找到一张Radiohead《OK Computer》时激动的涨得通红的脸。这么多年来，又有多少中国的学生乐迷像朝圣一样，一到周末就徘徊于一座座人行天桥和街头巷尾。在那里，4AD，Beggars Banquite，Mufe，Creation，Slosh，City Slangel虎落平阳，等待着一个个中国乐迷的拥抱。在公共媒介还没有到达文化与经济并驾齐驱发展的阶段，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国乐迷，只好把电费省下来，交给公交公司，交给地摊小贩，交给John Peel的电波辐射不到的地方。我也还记得1997年夏夜的一间农村出租屋里，我在写完了一天的稿子后，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了Ultra Vivid Scene(‘极端生动的舞台’，英国独立音乐名V4AD旗下乐团)的音乐，更令我意外的是，音乐低落之时，主持人对这支乐团的讲解稿，正是我刚刚发表在一本杂志上的文章。这位主持人正是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他一定想不到，那一晚有一个老朋友在听他的节目。正是那一个不期而遇的夜晚，让我更理解了独立音乐存在的魅力——在最被人忽视与鄙视的时代和陆地上，一个青年该走的道路始终在路上等待着脚印的校对。
　　而佩尔的每一个工作日，又启蒙了多少颗不愿被体制收编的自由心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