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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等发出《关于2011年5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批评个别剧目“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通知希望制作机构端正创作思想，认真调整创作思路，努力提高电视剧创作思想艺术水准。
广电总局的这份通知，恍惚间给人一种如梦方醒的感觉。实际上，革命题材的历史剧娱乐化倾向，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如果向前追溯，则1980年代早期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端倪，1990年代之后，这种趋势更是愈演愈烈，而近期的电视荧屏上出现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则是以主旋律之名，行商业剧（爱情剧、偶像剧、谍战剧、侦探剧、武打剧等）之实。“革命”只是一层红色包装，其中的货色无非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甚至是江湖义气，感官刺激那一套罢了。2009年红遍全国的全明星阵容的《XX大业》，更是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来是建立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但影片却将其解释成是建立在对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承诺的基础之上。
现在，广电总局能够以通知的方式指出这个问题，应该说比完全无所作为要好，但能不能就此遏制住这种趋势，却是很值得怀疑的。道理很简单，行政的手段只能封杀“个别太过离谱的剧目”，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创作园地的生态，这个道理，恰如割草机能够使草坪变得整齐，但却不能使草坪变成麦田是一样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指引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的地位，获得自由解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革命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初入中国时，一开始主要是一种“主义”或者“理念”，是一种理论形态。经过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它完成了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武装。再到40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又开始在文艺方面开花结果，产生了大量鼓舞人心的作品和优秀的文艺人才。
当然，革命文艺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的文艺果实，根本原因还在于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革命实践——从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到以井冈山斗争为标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的形成，从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40年代后期的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为革命文艺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逐渐生成了一种色彩鲜明的、充满战斗性的、极富感染力的“中国革命文化”。
和现在影视屏幕上迎合小资、小市民口味，徒具革命包装的庸俗“红色肥皂剧”不同，那个时候的革命文化具有刚健、质朴、高亢等特征。“刚健”是因为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质朴”是因为服务于工农大众的阶级背景，“高亢”是因为理想主义，中国的革命者不仅要解放中国、改造中国，而且要解放人类、改造世界。它很好地完善和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念和“天下”观念，同时又注入了强烈的战斗精神。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成为现代中国不断进步的巨大动力，著名学者祝东力总结道，在这种革命文化的支持下，中国走出了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此外，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20多年不懈努力，又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试图找到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世性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恢弘革命文化气势磅礴的革命实践催生了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2007年9月25日，国家大剧院建成后首场演出，上演的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1964年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新中国建立近60年，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还是革命文化的产物，还是革命时代的作品。
当年的革命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和当年的文艺工作者甘愿做一个“革命人”有着根本的联系。以当年《红色娘子军》的创作为例，第一代琼花的扮演者白淑湘曾经到海南整整体验了一年的生活——当年的海南并非今天的旅游胜地，而是一个极为艰苦的偏远地带。全体演员包括乐队都到部队下连当兵，他们不只是练练稍息立正，而是练射击、练投弹、练刺杀、参加夜行军，完全和解放军战士一样。这样流血流汗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2003年，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红色娘子军》到法国巡回演出一个多月，一共19场，场场爆满。法国文化界对《红色娘子军》的价值和内涵，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法国是芭蕾的故乡，40年前创作的《红色娘子军》在当代能产生这样的影响，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年中国革命反抗一切剥削和奴役的理想包含了人类的普适价值，还有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能够被后世共享的。
回过头来再来谈谈目前被人诟病的“革命剧娱乐化倾向”问题。在笔者看来，所谓“革命剧娱乐化”仅仅是一种现象，本质则是历史演进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曾经对中国和人类进步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文化发生了断裂，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文艺的特点一是感官路线，无非是声色犬马那一套；二是调侃风格，其特点是反崇高、反价值、反权威。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种以调侃、解构和玩世为特征的，嘻皮笑脸的喜剧文化主导了都市主流人群。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信仰的缺失。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广大中下层百姓开始重新怀念人人平等的早期革命理想，这就为“红色题材”的影视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但这时的“文化人”早已不再是《红色娘子军》时代的“革命人”，而变成了“文化商人”，所谓“红色”“革命”等等，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卖点”而已，他们很可能不理解甚至也不认同“红色”“革命”所代表的理念，因此，由他们来创作红色题材，则“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虽然与“革命”无涉，甚至对革命是一种玷污，但却是市场所需要的。
解决“革命剧娱乐化倾向”的问题，单靠广电总局的一纸通知是不行的，而要靠对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更要靠文化人在对革命文化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完成从“文化商人”向“革命人”的转化。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先生的话没有过时，今天仍然是这样。去年笔者应一批年轻大学生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崇高起来！”今天，要解决“革命剧娱乐化倾向”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提出“让一部分文化人先崇高起来”的口号，做人的问题解决了，作品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广电总局的这份通知，恍惚间给人一种如梦方醒的感觉。实际上，革命题材的历史剧娱乐化倾向，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如果向前追溯，则1980年代早期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端倪，1990年代之后，这种趋势更是愈演愈烈，而近期的电视荧屏上出现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则是以主旋律之名，行商业剧（爱情剧、偶像剧、谍战剧、侦探剧、武打剧等）之实。“革命”只是一层红色包装，其中的货色无非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甚至是江湖义气，感官刺激那一套罢了。2009年红遍全国的全明星阵容的《XX大业》，更是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来是建立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但影片却将其解释成是建立在对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承诺的基础之上。
现在，广电总局能够以通知的方式指出这个问题，应该说比完全无所作为要好，但能不能就此遏制住这种趋势，却是很值得怀疑的。道理很简单，行政的手段只能封杀“个别太过离谱的剧目”，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创作园地的生态，这个道理，恰如割草机能够使草坪变得整齐，但却不能使草坪变成麦田是一样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指引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的地位，获得自由解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革命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初入中国时，一开始主要是一种“主义”或者“理念”，是一种理论形态。经过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它完成了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武装。再到40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又开始在文艺方面开花结果，产生了大量鼓舞人心的作品和优秀的文艺人才。
当然，革命文艺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的文艺果实，根本原因还在于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革命实践——从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到以井冈山斗争为标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的形成，从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40年代后期的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为革命文艺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逐渐生成了一种色彩鲜明的、充满战斗性的、极富感染力的“中国革命文化”。
和现在影视屏幕上迎合小资、小市民口味，徒具革命包装的庸俗“红色肥皂剧”不同，那个时候的革命文化具有刚健、质朴、高亢等特征。“刚健”是因为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质朴”是因为服务于工农大众的阶级背景，“高亢”是因为理想主义，中国的革命者不仅要解放中国、改造中国，而且要解放人类、改造世界。它很好地完善和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念和“天下”观念，同时又注入了强烈的战斗精神。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成为现代中国不断进步的巨大动力，著名学者祝东力总结道，在这种革命文化的支持下，中国走出了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此外，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20多年不懈努力，又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试图找到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世性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恢弘革命文化气势磅礴的革命实践催生了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2007年9月25日，国家大剧院建成后首场演出，上演的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1964年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新中国建立近60年，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还是革命文化的产物，还是革命时代的作品。
当年的革命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和当年的文艺工作者甘愿做一个“革命人”有着根本的联系。以当年《红色娘子军》的创作为例，第一代琼花的扮演者白淑湘曾经到海南整整体验了一年的生活——当年的海南并非今天的旅游胜地，而是一个极为艰苦的偏远地带。全体演员包括乐队都到部队下连当兵，他们不只是练练稍息立正，而是练射击、练投弹、练刺杀、参加夜行军，完全和解放军战士一样。这样流血流汗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2003年，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红色娘子军》到法国巡回演出一个多月，一共19场，场场爆满。法国文化界对《红色娘子军》的价值和内涵，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法国是芭蕾的故乡，40年前创作的《红色娘子军》在当代能产生这样的影响，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年中国革命反抗一切剥削和奴役的理想包含了人类的普适价值，还有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能够被后世共享的。
回过头来再来谈谈目前被人诟病的“革命剧娱乐化倾向”问题。在笔者看来，所谓“革命剧娱乐化”仅仅是一种现象，本质则是历史演进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曾经对中国和人类进步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文化发生了断裂，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文艺的特点一是感官路线，无非是声色犬马那一套；二是调侃风格，其特点是反崇高、反价值、反权威。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种以调侃、解构和玩世为特征的，嘻皮笑脸的喜剧文化主导了都市主流人群。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信仰的缺失。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广大中下层百姓开始重新怀念人人平等的早期革命理想，这就为“红色题材”的影视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但这时的“文化人”早已不再是《红色娘子军》时代的“革命人”，而变成了“文化商人”，所谓“红色”“革命”等等，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卖点”而已，他们很可能不理解甚至也不认同“红色”“革命”所代表的理念，因此，由他们来创作红色题材，则“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虽然与“革命”无涉，甚至对革命是一种玷污，但却是市场所需要的。
解决“革命剧娱乐化倾向”的问题，单靠广电总局的一纸通知是不行的，而要靠对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更要靠文化人在对革命文化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完成从“文化商人”向“革命人”的转化。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先生的话没有过时，今天仍然是这样。去年笔者应一批年轻大学生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崇高起来！”今天，要解决“革命剧娱乐化倾向”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提出“让一部分文化人先崇高起来”的口号，做人的问题解决了，作品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