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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马来西亚内幕者》和《今日马来西亚》等新闻网站以及大量的网上论坛，正在成为马来西亚选民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政治信息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新渠道。这无疑对马来西亚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5月31日，马来西亚将举行去年3月大选至今的第六场国会及州议席补选——槟州本南地州议席补选。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连输4场、仅战平1场补选的执政联盟“国阵”，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不参加这场“没有必要”的补选。出任首相不到两个月的纳吉强调，国阵并非因怕输而弃战，“我们还是会在全国大选的时候，面对选民”。他并指出，他将于6月初访问中国，并正酝酿废除现行马来人保护制度，以期建成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
纳吉推动改革和打造“一个马来西亚”的愿景，仍建立在他是“全民首相”的自我标榜上。这牵涉马国的政治传统。有学者认为，马来西亚是介于“法理一党制国家”与“一党独大民主国家”之间的“选举型一党制国家”，它允许一定程度的多党制选举，但长期独大的政党往往会透过扭曲制度、破坏自由公正的选举程序谋求选举结果的优势。
从纳吉上台后马国威权体制的复归来看，上述提法仍未过时，但巫统引以为豪的各族群合作的化身——国民阵线从2008年大选起萎靡困顿至今，却说明这个“选举型一党制”正面临空前挑战。由此，巫统自身的改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最快将在今年10月召开巫统特别代表大会修改党章，以使巫统选举透明及民主化。只是，在陈旧的“党国同构”体制下，即便曾经的权力体制裂缝可在纳吉任内裱糊完毕，其抗震烈度也将大不如前。
“党国同构”抑制政党竞争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说，马国人民、政治家和政党知道如何运用民主制度，如果只考虑多数民主原则，那么马来人就可以利用族群情绪组成纯粹的马来人政府；但巫统宁愿与其他族群合作，这样各族群乃至反对党，都能够从长期的政治稳定中获益。
将政治稳定诉求绝对化的结果，是程序公平、权力制衡、司法独立等原则皆被迫让位给了“党国同构”的权力体制。例如，执政党巫统在1969年5·13事件两年后，就在国会推动通过禁止讨论族群敏感问题的宪法修正案。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国会通过的议案几乎都是由首相或副首相(即巫统主席或署理主席)提出，这样的议案从未被否定过。
在维持党内秩序方面，马来西亚领导人崇尚精英主义，决策过程被控制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以便建立不轻易屈服于外部压力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但巫统内部也发生过多次政治危机，而敦拉萨、马哈蒂尔等都曾运用威权手段挫败对自身地位的挑战。比较典型的如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领导权之争：先是巫统署理主席、政府副首相穆萨·希塔姆与巫统主席马哈蒂尔之间的争斗，继而是贸工部长拉扎利·哈姆扎联合穆萨共同发起的挑战。
1987年巫统党内选举中，马哈蒂尔及其搭档贾法尔以微弱优势胜出，但以拉扎利为首的党内反对派上诉至马来西亚最高法院，要求判决巫统的党内选举无效。1988年巫统被最高法院裁定为“不合法”团体，马哈蒂尔被迫重新注册“新巫统”以摆脱这次危机。在这场影响深远的司法危机中，马哈蒂尔通过革除最高法院院长阿巴斯的职务而使执政党的支配地位得到加强，但却使马来西亚的宪政发展遭受挫折，权力制衡机制几近失灵。
在对付反对党方面，作为政府首脑，巫统领袖随时有权提请解散国会，以确定较有利于自己的选举日期。而在大选前，执政党除了以调整选区为名对反对党势力较大的选区进行拆分外，还通过公共机构向选民施与特别的政治恩惠，例如普遍提高社会福利、给公务员加薪以及对特定社群作出许诺等。有数据表明，1967年到1997年的30年间，国阵在历届大选前都会有计划地增加联邦政府开支，并通过薪职安排实施庇护。此外，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也受到选民怀疑，因为有时会有大量可能投给反对党的选票被宣布无效。
作为马来人政党，巫统还牢牢掌握着包括暴力机关在内的各种强制手段。在马来西亚，军队和警察队伍基本上都来自马来人，非马来人的影响无足轻重。同英国一样，奉行专业主义的马来西亚军队没有干预政治的传统，但作为马来权力精英的组成部分，军队将领与巫统政治精英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即保护马来人的政治支配地位、遏制曾经的马共武装活动以及维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秩序。在庇护制传统下，宗教、家族等传统因素也会对文武关系产生影响。马哈蒂尔主政时把伊斯兰教作为政治整合的工具，也使得军队的伊斯兰化色彩加深。军方所倡导的思想教育与巫统是一致的，也是以温和中庸的伊斯兰价值观为核心，这有利于提高军人的效忠和服从意识，从而使巫统主导的文人政府更加巩固。
单一制色彩浓厚的联邦制
马来西亚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与中央集权体制有机结合，还使得其联邦制带有浓厚的单一制色彩。除了历史条件的制约尤其是数度紧急状态的影响外，巫统自身的组织运作方式更倾向于中央集权也加剧了这一倾向。由于巫统长期主宰着联邦及大部分州的政权，在联邦与地方关系中，中央集权得到了强化，尤其是联邦政府对财政权的控制，使得州政府(包括反对党执政的州)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政府。
相对于州议会，联邦议会在立法上有许多优先权；并且，州利益代表者在上院中的力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上议院中，1957年选举议员与委任议员之比尚为22:16，但从1964年开始发生变化，选举议员第一次少于委任议员，为28:32，此后基本维持这一局面，到1993年这一比例已变为26:43。地方立法权由此不断削弱。
除了立法权，各州行政权力也受到多种限制，有时甚至发展为宪政危机。例如，1966年首相东姑·拉赫曼以沙捞越首席部长失去信任为由要求后者辞职，但后者拒绝辞职，于是联邦政府委任了新的沙捞越首席部长。高等法院裁定原首席部长胜诉，但中央政府随即在沙捞越实行紧急状态。1985年，沙巴州也曾出现过沙巴人民党与沙巴团结党两个首席部长并存的情况，联邦政府也介入并在该州实行紧急状态。
更为典型的是伊斯兰教党与巫统的缠斗。一直在吉兰丹州执政的伊斯兰教党1973年加入国阵，与巫统联合在吉兰丹州执政。但巫统挑动伊斯兰教党内斗，两党的矛盾随之激化。1977年，伊斯兰教党绝大多数州议员要求本党的州务大臣辞职，但是巫统却不同意。当地发生冲突后，巫统中央政府随即接管吉兰丹州政府。
而最近在霹雳州，也爆发了类似的宪政危机，只不过中央政府尚未插手。这也显示出反对党的运作空间在增大。2008年大选中，在野的“民联”取得霹雳州政权。今年2月，国阵成功游说3名民联议员倒戈，使得国阵 在州议会过半数，之后重新任命了州务大臣。反对党以违宪为由，拒绝交出政权，双方一度爆发拳脚冲突。吉隆坡高等法院于5月11日裁定原州务大臣为合法大臣，但不久被马来西亚上诉庭驳回。目前，由于国阵民意处下风，不愿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霹雳州的政治危机还没落幕。
官方掌控传统主流媒体
作为“第四种权力”，马来西亚的传媒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主流的传统媒体大都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其形式包括国营、执政党党营与亲政府大财团经营。
例如，巫统通过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直接控制着马来西亚前锋报集团，并间接控制着首要媒体集团及新海峡时报集团。其中，《马来西亚前锋报》是该国影响最大的马来文报纸，1961年就被巫统控制，成为巫统最重要的喉舌；《新海峡时报》则是该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1972年被巫统的党营企业控制；首要媒体集团则经营着马来西亚所有的私营无线电视台、广播电台、平面媒体以及其它传媒业务，由亲巫统的私人企业经营。
除了上述巫统的喉舌外，执政联盟内其他党也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公共舆论。如1979年马华公会通过党营企业收购了英文报纸《星报》，2001年又收购了南洋报业集团(旗下拥有著名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印度人国大党则掌握着泰米尔文报纸。
在马来西亚这样的非均质社会里，族群、宗教或极端意识形态等议题都属于信息流动的敏感领域，执政党对这方面的控制一向很严格，有时甚至动用《内部安全法》来加以对付。这导致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状况备受反对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批评。自1999年以来，抵制巫统所属媒体的社会运动再次兴起——2007年11月，马国非政府组织“政策研究中心”(IKD)发起了“反错误资讯运动”，号召抵制官方媒体的话语覆盖以及统治者对于民间话语权的钳制。与此同时，要求废除《内部安全法》的呼声更是日渐高涨。
更深远的影响来自国际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这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迅捷，而控制愈加困难。作为资讯科技发达的国家，马来西亚的互联网普及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在吉隆坡、雪兰莪以及槟城等经济发达的州更是如此。在传统主流媒体大都受到执政党控制的情况，这些新媒体的兴起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造成较大冲击，而它们也正是新兴中产阶级所熟稔的工具。《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马来西亚内幕者》和《今日马来西亚》等新闻网站以及大量的网上论坛，正在成为马来西亚选民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政治信息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新渠道。这无疑对马来西亚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5月31日，马来西亚将举行去年3月大选至今的第六场国会及州议席补选——槟州本南地州议席补选。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连输4场、仅战平1场补选的执政联盟“国阵”，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不参加这场“没有必要”的补选。出任首相不到两个月的纳吉强调，国阵并非因怕输而弃战，“我们还是会在全国大选的时候，面对选民”。他并指出，他将于6月初访问中国，并正酝酿废除现行马来人保护制度，以期建成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
纳吉推动改革和打造“一个马来西亚”的愿景，仍建立在他是“全民首相”的自我标榜上。这牵涉马国的政治传统。有学者认为，马来西亚是介于“法理一党制国家”与“一党独大民主国家”之间的“选举型一党制国家”，它允许一定程度的多党制选举，但长期独大的政党往往会透过扭曲制度、破坏自由公正的选举程序谋求选举结果的优势。
从纳吉上台后马国威权体制的复归来看，上述提法仍未过时，但巫统引以为豪的各族群合作的化身——国民阵线从2008年大选起萎靡困顿至今，却说明这个“选举型一党制”正面临空前挑战。由此，巫统自身的改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最快将在今年10月召开巫统特别代表大会修改党章，以使巫统选举透明及民主化。只是，在陈旧的“党国同构”体制下，即便曾经的权力体制裂缝可在纳吉任内裱糊完毕，其抗震烈度也将大不如前。
“党国同构”抑制政党竞争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说，马国人民、政治家和政党知道如何运用民主制度，如果只考虑多数民主原则，那么马来人就可以利用族群情绪组成纯粹的马来人政府；但巫统宁愿与其他族群合作，这样各族群乃至反对党，都能够从长期的政治稳定中获益。
将政治稳定诉求绝对化的结果，是程序公平、权力制衡、司法独立等原则皆被迫让位给了“党国同构”的权力体制。例如，执政党巫统在1969年5·13事件两年后，就在国会推动通过禁止讨论族群敏感问题的宪法修正案。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国会通过的议案几乎都是由首相或副首相(即巫统主席或署理主席)提出，这样的议案从未被否定过。
在维持党内秩序方面，马来西亚领导人崇尚精英主义，决策过程被控制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以便建立不轻易屈服于外部压力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但巫统内部也发生过多次政治危机，而敦拉萨、马哈蒂尔等都曾运用威权手段挫败对自身地位的挑战。比较典型的如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领导权之争：先是巫统署理主席、政府副首相穆萨·希塔姆与巫统主席马哈蒂尔之间的争斗，继而是贸工部长拉扎利·哈姆扎联合穆萨共同发起的挑战。
1987年巫统党内选举中，马哈蒂尔及其搭档贾法尔以微弱优势胜出，但以拉扎利为首的党内反对派上诉至马来西亚最高法院，要求判决巫统的党内选举无效。1988年巫统被最高法院裁定为“不合法”团体，马哈蒂尔被迫重新注册“新巫统”以摆脱这次危机。在这场影响深远的司法危机中，马哈蒂尔通过革除最高法院院长阿巴斯的职务而使执政党的支配地位得到加强，但却使马来西亚的宪政发展遭受挫折，权力制衡机制几近失灵。
在对付反对党方面，作为政府首脑，巫统领袖随时有权提请解散国会，以确定较有利于自己的选举日期。而在大选前，执政党除了以调整选区为名对反对党势力较大的选区进行拆分外，还通过公共机构向选民施与特别的政治恩惠，例如普遍提高社会福利、给公务员加薪以及对特定社群作出许诺等。有数据表明，1967年到1997年的30年间，国阵在历届大选前都会有计划地增加联邦政府开支，并通过薪职安排实施庇护。此外，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也受到选民怀疑，因为有时会有大量可能投给反对党的选票被宣布无效。
作为马来人政党，巫统还牢牢掌握着包括暴力机关在内的各种强制手段。在马来西亚，军队和警察队伍基本上都来自马来人，非马来人的影响无足轻重。同英国一样，奉行专业主义的马来西亚军队没有干预政治的传统，但作为马来权力精英的组成部分，军队将领与巫统政治精英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即保护马来人的政治支配地位、遏制曾经的马共武装活动以及维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秩序。在庇护制传统下，宗教、家族等传统因素也会对文武关系产生影响。马哈蒂尔主政时把伊斯兰教作为政治整合的工具，也使得军队的伊斯兰化色彩加深。军方所倡导的思想教育与巫统是一致的，也是以温和中庸的伊斯兰价值观为核心，这有利于提高军人的效忠和服从意识，从而使巫统主导的文人政府更加巩固。
单一制色彩浓厚的联邦制
马来西亚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与中央集权体制有机结合，还使得其联邦制带有浓厚的单一制色彩。除了历史条件的制约尤其是数度紧急状态的影响外，巫统自身的组织运作方式更倾向于中央集权也加剧了这一倾向。由于巫统长期主宰着联邦及大部分州的政权，在联邦与地方关系中，中央集权得到了强化，尤其是联邦政府对财政权的控制，使得州政府(包括反对党执政的州)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政府。
相对于州议会，联邦议会在立法上有许多优先权；并且，州利益代表者在上院中的力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上议院中，1957年选举议员与委任议员之比尚为22:16，但从1964年开始发生变化，选举议员第一次少于委任议员，为28:32，此后基本维持这一局面，到1993年这一比例已变为26:43。地方立法权由此不断削弱。
除了立法权，各州行政权力也受到多种限制，有时甚至发展为宪政危机。例如，1966年首相东姑·拉赫曼以沙捞越首席部长失去信任为由要求后者辞职，但后者拒绝辞职，于是联邦政府委任了新的沙捞越首席部长。高等法院裁定原首席部长胜诉，但中央政府随即在沙捞越实行紧急状态。1985年，沙巴州也曾出现过沙巴人民党与沙巴团结党两个首席部长并存的情况，联邦政府也介入并在该州实行紧急状态。
更为典型的是伊斯兰教党与巫统的缠斗。一直在吉兰丹州执政的伊斯兰教党1973年加入国阵，与巫统联合在吉兰丹州执政。但巫统挑动伊斯兰教党内斗，两党的矛盾随之激化。1977年，伊斯兰教党绝大多数州议员要求本党的州务大臣辞职，但是巫统却不同意。当地发生冲突后，巫统中央政府随即接管吉兰丹州政府。
而最近在霹雳州，也爆发了类似的宪政危机，只不过中央政府尚未插手。这也显示出反对党的运作空间在增大。2008年大选中，在野的“民联”取得霹雳州政权。今年2月，国阵成功游说3名民联议员倒戈，使得国阵 在州议会过半数，之后重新任命了州务大臣。反对党以违宪为由，拒绝交出政权，双方一度爆发拳脚冲突。吉隆坡高等法院于5月11日裁定原州务大臣为合法大臣，但不久被马来西亚上诉庭驳回。目前，由于国阵民意处下风，不愿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霹雳州的政治危机还没落幕。
官方掌控传统主流媒体
作为“第四种权力”，马来西亚的传媒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主流的传统媒体大都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其形式包括国营、执政党党营与亲政府大财团经营。
例如，巫统通过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直接控制着马来西亚前锋报集团，并间接控制着首要媒体集团及新海峡时报集团。其中，《马来西亚前锋报》是该国影响最大的马来文报纸，1961年就被巫统控制，成为巫统最重要的喉舌；《新海峡时报》则是该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1972年被巫统的党营企业控制；首要媒体集团则经营着马来西亚所有的私营无线电视台、广播电台、平面媒体以及其它传媒业务，由亲巫统的私人企业经营。
除了上述巫统的喉舌外，执政联盟内其他党也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公共舆论。如1979年马华公会通过党营企业收购了英文报纸《星报》，2001年又收购了南洋报业集团(旗下拥有著名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印度人国大党则掌握着泰米尔文报纸。
在马来西亚这样的非均质社会里，族群、宗教或极端意识形态等议题都属于信息流动的敏感领域，执政党对这方面的控制一向很严格，有时甚至动用《内部安全法》来加以对付。这导致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状况备受反对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批评。自1999年以来，抵制巫统所属媒体的社会运动再次兴起——2007年11月，马国非政府组织“政策研究中心”(IKD)发起了“反错误资讯运动”，号召抵制官方媒体的话语覆盖以及统治者对于民间话语权的钳制。与此同时，要求废除《内部安全法》的呼声更是日渐高涨。
更深远的影响来自国际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这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迅捷，而控制愈加困难。作为资讯科技发达的国家，马来西亚的互联网普及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在吉隆坡、雪兰莪以及槟城等经济发达的州更是如此。在传统主流媒体大都受到执政党控制的情况，这些新媒体的兴起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造成较大冲击，而它们也正是新兴中产阶级所熟稔的工具。《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马来西亚内幕者》和《今日马来西亚》等新闻网站以及大量的网上论坛，正在成为马来西亚选民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政治信息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新渠道。这无疑对马来西亚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