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保存着在北京景山学校小学三年级用过的《小学生手册》(简称“手册”)。翻阅“手册”，儿时生活浮现眼前。
1951年12月我出生于北京，6岁时母亲以为早慧，带我去万寿路育英学校考学。谁知面试一问三不知，老师急了，指着墙上毛主席像问：“这是谁宁”答不出。老师又问：“你父母叫什么”?还摇头，只好送幼儿园“回炉”。1959年，我在沙滩东高房小学上一年级。学校生源差，用校长傅宝珍的话说，“周围好的小学把尖子生挑完了，剩下的、没人要的孩子我们全收下了。”校舍是老旧平房，冬天寒风呼啸着拼命从窗户窟窿往里钻，人裹上大衣还冻得瑟瑟发抖。课间休息，同学们围坐火炉旁，边取暖，边聊天，边吃烤白薯。
1960年5月4日，东高房小学和九十一中正式合并为北京景山学校。校址在骑河楼，校门挂陆定一题写的校匾。校内有两座四层红楼，一坐南朝北为小学部，一坐西朝东为中学部，一横一竖呈曲尺状。楼前是大操场，一劈为二，一半属景山学校，一半属六十五中。景山学校由中宣部主办领导，小学到高中实行9年一贯制，教师多为从一流大学毕业生里挑出的尖子，又有全新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很快脱颖而出，跻身国内名校行列。学校里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子女多，却并不张扬。很少像如今孩子那样“比爹”、“拼爹”，更没有“我爸是李刚”式叫嚣。只是到了社会上，才感觉他们“特殊”。有一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当地老乡听说罗瑞卿的儿子和鲁迅的孙子来了，如“粉丝”追星结队而来。著名演员石羽的儿子石小满因出演《革命家庭》、《小铃铛》、《南海潮》等电影小有名气，很多同学喜欢摸他脑袋。他像电影里的小青、小满和猫崽一样，活泼可爱。
景山学校的强项是外语和语文。试验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外语，听说为主，兼及读写。教师多为外语学校高材生或大学老师，有的干脆就是纯外国人。李中、方晶(梁从诫的夫人)、黄国材、方碧辉等皆为一时之选，口语说得比“伦敦音还伦敦音”。“文革”中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外语学院招生时特别规定，优先录取景山学校初高中毕业生。语文是学校拳头产品，自编教材《儿童学文言文》和《儿童学现代文》极具特色。至今记得当年自己朗诵“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的摇头晃脑，《荷塘月色》、《白洋淀记事》、《小橘灯》里的细节描写，更常撩拗心弦。学校要求三年级以上学生每周写一篇作文，且要当堂45分钟内完成。学校还经常举办作文比赛，提出“立下愚公志，攻上作文山”。四年级才女陈小眉写的作文《明灯》轰动全校，被《人民日报》记者看到后拿去发表。被视为“才子”的有童天齐、吴裕方、朱维群、毕汝谐等。吴裕方六年级时写的作文
《细雨迷蒙中的琼华岛》，把春雨中的北海琼华岛描述得春意盎然。吴裕方后改名吴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学者。我手里有本他写的《斜阳系缆》，确实不错。可惜1995年去世，年仅47岁。
有人说景山学校出人才，确实如此。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现为对外友协副会长；张宗逊的儿子张又侠现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最近提为上将；当年的才子朱维群，如今是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我至今记得，1950年代在沙滩大院，朱维群带领我们一帮比他小的孩子，挥舞着竹竿、弹弓，乘胜追击另外一帮孩子的情景。当教授、学者或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也不少：熊存瑞、毕汝谐、陈小眉、夏晓虹、童天齐、胡小平(胡安)……难以——罗列。景山学校能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好的带头人。中宣部秘书长、党委书记童大林为景山学校的创立和成长付出大量心血。校长方玄初团结全校师生大胆进行教育改革。方校长以敢峰为笔名，“文革”前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并撰写出版《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是学生心目中的青年导师。还有一个是重要原因，是景山的学生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同时学习外语和文言文，通过大量背诵和反复训练打下“童子功”，终身受益。
说完别人说自己，实感惭愧，我到景山后，不是转班就是留级，原因很简单，学习太差，行为顽劣，“烂泥糊不上墙”。那时的顽劣表现，从班主任杨德芳老师在“手册”里给我填写的“学期操行评定”可窥一二。
在三年级第一学期操行评定里，杨老师这样写道：“理解力强，作文成绩较好，爱看课外书。上课不专心听讲，数学作业常不完成；和同学不够团结，爱打架，不能虚心接受意见，由于几次影响课堂纪律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谈话。经常迟到，自由散漫，对自己的缺点不能正视。这学期因作文、背诵成绩较好受到班级红榜表扬。因拾金不昧受到队部表扬。总的来说进步不大，希望以后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个好学生。”
过了半年，杨老师在第二学期操行评定里写道：“学习较前进步，尤其作文成绩有显著提高，书写较工整，数学成绩也稍有好转。作业有时完成得很好，但有时就不做，上课不能遵守课堂纪律，爱随便下位子和搭话岔。爱迟到，有时上课睡觉，中午不爱休息乱跑，影响下午听课效果。对学习不够重视，现代文都丢成零篇，数学书也坏了。常不带学习用具，对体育队长工作还能认真完成。希望你认真对待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在“奖惩及日期”一栏，杨老师特意写下：“五四校庆曾因突出进步，受到学校表扬。”
杨老师在东高房小学教过我，她五十出头，身高约一米六六，加上身体偏胖，显得颇有气势。却并不以势压人，上语文课时态度和蔼，循循善诱。《儿童学现代文》里的经典名篇，经过杨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声声入耳。是杨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她的授课艺术，让我喜欢上语文，也喜欢上看课外书。当时学习严重偏科，语文成绩很少低于90分，数学成绩很少超过60分。小升初考试，数学仅考42分，幸亏语文考95分，两科成绩一平均才转危为安。如此偏科放在现在，估计连小学毕业都难。数学成为我人生噩梦，如鬼魅缠身，驱之不去。时至今日，还常梦见自己坐在当年教室里为数学考试大伤脑筋，惊醒过来，额头冷汗直冒。
“手册”考勤统计表记录下我第一学期迟到12次，第二学期旷课4节、迟到8次。那时中午休息，我常和同学去游泳，也常因此迟到。回到座位上，便趴在课桌上梦周公去了。学校旁是北京妇产医院，时有初生婴儿啼声传来，闻后为之一振，萎靡顿失，与同学相视而笑。精神好时又是另一番景象，不是下位子和同学交头接耳，就是搭老师话岔，总之无一刻闲着，似活猴儿一般，教科书也多被撕下出恭用了。“手册”里说我“由于几次影响课堂纪律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谈话”，确有其事。当时方校长跟我谈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但即使在校长室，我依然嚣张，以至最后方校长气得跟我直拍桌子。虽然如此顽劣，杨老师及后来的班主任郭玉倩、徐敬国仍耐心帮助我，坚持不抛弃，不放弃，甚至让我去首都机场参加欢送谢胡的首都少年歌咏团。“文革”后我当过两年中学老师，才明白杨老师的工作是多么辛苦，对我是多么宽容。
“手册”里写的“操行评定”，引起我的联想。杨老师不厌其烦，实事求是地将我的优缺点写得准确到位，既提出严厉批评，又有表扬鼓励，更充满殷切期望。全班近40名学生，填写“手册”的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在喧嚣浮躁的今天，还有哪位老师会如此不厌其烦，客观细致地去观察并记录下一个普通小学生的成长?
我怀念老师当年的教诲，我在“手册”里看到老师的期望，鼓励我跨越人生沟壑，不断向前。
(责编：金燕侠)
1951年12月我出生于北京，6岁时母亲以为早慧，带我去万寿路育英学校考学。谁知面试一问三不知，老师急了，指着墙上毛主席像问：“这是谁宁”答不出。老师又问：“你父母叫什么”?还摇头，只好送幼儿园“回炉”。1959年，我在沙滩东高房小学上一年级。学校生源差，用校长傅宝珍的话说，“周围好的小学把尖子生挑完了，剩下的、没人要的孩子我们全收下了。”校舍是老旧平房，冬天寒风呼啸着拼命从窗户窟窿往里钻，人裹上大衣还冻得瑟瑟发抖。课间休息，同学们围坐火炉旁，边取暖，边聊天，边吃烤白薯。
1960年5月4日，东高房小学和九十一中正式合并为北京景山学校。校址在骑河楼，校门挂陆定一题写的校匾。校内有两座四层红楼，一坐南朝北为小学部，一坐西朝东为中学部，一横一竖呈曲尺状。楼前是大操场，一劈为二，一半属景山学校，一半属六十五中。景山学校由中宣部主办领导，小学到高中实行9年一贯制，教师多为从一流大学毕业生里挑出的尖子，又有全新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很快脱颖而出，跻身国内名校行列。学校里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子女多，却并不张扬。很少像如今孩子那样“比爹”、“拼爹”，更没有“我爸是李刚”式叫嚣。只是到了社会上，才感觉他们“特殊”。有一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当地老乡听说罗瑞卿的儿子和鲁迅的孙子来了，如“粉丝”追星结队而来。著名演员石羽的儿子石小满因出演《革命家庭》、《小铃铛》、《南海潮》等电影小有名气，很多同学喜欢摸他脑袋。他像电影里的小青、小满和猫崽一样，活泼可爱。
景山学校的强项是外语和语文。试验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外语，听说为主，兼及读写。教师多为外语学校高材生或大学老师，有的干脆就是纯外国人。李中、方晶(梁从诫的夫人)、黄国材、方碧辉等皆为一时之选，口语说得比“伦敦音还伦敦音”。“文革”中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外语学院招生时特别规定，优先录取景山学校初高中毕业生。语文是学校拳头产品，自编教材《儿童学文言文》和《儿童学现代文》极具特色。至今记得当年自己朗诵“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的摇头晃脑，《荷塘月色》、《白洋淀记事》、《小橘灯》里的细节描写，更常撩拗心弦。学校要求三年级以上学生每周写一篇作文，且要当堂45分钟内完成。学校还经常举办作文比赛，提出“立下愚公志，攻上作文山”。四年级才女陈小眉写的作文《明灯》轰动全校，被《人民日报》记者看到后拿去发表。被视为“才子”的有童天齐、吴裕方、朱维群、毕汝谐等。吴裕方六年级时写的作文
《细雨迷蒙中的琼华岛》，把春雨中的北海琼华岛描述得春意盎然。吴裕方后改名吴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学者。我手里有本他写的《斜阳系缆》，确实不错。可惜1995年去世，年仅47岁。
有人说景山学校出人才，确实如此。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现为对外友协副会长；张宗逊的儿子张又侠现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最近提为上将；当年的才子朱维群，如今是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我至今记得，1950年代在沙滩大院，朱维群带领我们一帮比他小的孩子，挥舞着竹竿、弹弓，乘胜追击另外一帮孩子的情景。当教授、学者或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也不少：熊存瑞、毕汝谐、陈小眉、夏晓虹、童天齐、胡小平(胡安)……难以——罗列。景山学校能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好的带头人。中宣部秘书长、党委书记童大林为景山学校的创立和成长付出大量心血。校长方玄初团结全校师生大胆进行教育改革。方校长以敢峰为笔名，“文革”前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并撰写出版《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是学生心目中的青年导师。还有一个是重要原因，是景山的学生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同时学习外语和文言文，通过大量背诵和反复训练打下“童子功”，终身受益。
说完别人说自己，实感惭愧，我到景山后，不是转班就是留级，原因很简单，学习太差，行为顽劣，“烂泥糊不上墙”。那时的顽劣表现，从班主任杨德芳老师在“手册”里给我填写的“学期操行评定”可窥一二。
在三年级第一学期操行评定里，杨老师这样写道：“理解力强，作文成绩较好，爱看课外书。上课不专心听讲，数学作业常不完成；和同学不够团结，爱打架，不能虚心接受意见，由于几次影响课堂纪律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谈话。经常迟到，自由散漫，对自己的缺点不能正视。这学期因作文、背诵成绩较好受到班级红榜表扬。因拾金不昧受到队部表扬。总的来说进步不大，希望以后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个好学生。”
过了半年，杨老师在第二学期操行评定里写道：“学习较前进步，尤其作文成绩有显著提高，书写较工整，数学成绩也稍有好转。作业有时完成得很好，但有时就不做，上课不能遵守课堂纪律，爱随便下位子和搭话岔。爱迟到，有时上课睡觉，中午不爱休息乱跑，影响下午听课效果。对学习不够重视，现代文都丢成零篇，数学书也坏了。常不带学习用具，对体育队长工作还能认真完成。希望你认真对待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在“奖惩及日期”一栏，杨老师特意写下：“五四校庆曾因突出进步，受到学校表扬。”
杨老师在东高房小学教过我，她五十出头，身高约一米六六，加上身体偏胖，显得颇有气势。却并不以势压人，上语文课时态度和蔼，循循善诱。《儿童学现代文》里的经典名篇，经过杨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声声入耳。是杨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她的授课艺术，让我喜欢上语文，也喜欢上看课外书。当时学习严重偏科，语文成绩很少低于90分，数学成绩很少超过60分。小升初考试，数学仅考42分，幸亏语文考95分，两科成绩一平均才转危为安。如此偏科放在现在，估计连小学毕业都难。数学成为我人生噩梦，如鬼魅缠身，驱之不去。时至今日，还常梦见自己坐在当年教室里为数学考试大伤脑筋，惊醒过来，额头冷汗直冒。
“手册”考勤统计表记录下我第一学期迟到12次，第二学期旷课4节、迟到8次。那时中午休息，我常和同学去游泳，也常因此迟到。回到座位上，便趴在课桌上梦周公去了。学校旁是北京妇产医院，时有初生婴儿啼声传来，闻后为之一振，萎靡顿失，与同学相视而笑。精神好时又是另一番景象，不是下位子和同学交头接耳，就是搭老师话岔，总之无一刻闲着，似活猴儿一般，教科书也多被撕下出恭用了。“手册”里说我“由于几次影响课堂纪律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谈话”，确有其事。当时方校长跟我谈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但即使在校长室，我依然嚣张，以至最后方校长气得跟我直拍桌子。虽然如此顽劣，杨老师及后来的班主任郭玉倩、徐敬国仍耐心帮助我，坚持不抛弃，不放弃，甚至让我去首都机场参加欢送谢胡的首都少年歌咏团。“文革”后我当过两年中学老师，才明白杨老师的工作是多么辛苦，对我是多么宽容。
“手册”里写的“操行评定”，引起我的联想。杨老师不厌其烦，实事求是地将我的优缺点写得准确到位，既提出严厉批评，又有表扬鼓励，更充满殷切期望。全班近40名学生，填写“手册”的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在喧嚣浮躁的今天，还有哪位老师会如此不厌其烦，客观细致地去观察并记录下一个普通小学生的成长?
我怀念老师当年的教诲，我在“手册”里看到老师的期望，鼓励我跨越人生沟壑，不断向前。
(责编：金燕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