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认为，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与特殊的民族文化身份，使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站在几种文化的交叉点上，而她们的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性别、文化的悖论。
关键词：华裔 性别 文化 悖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以文本形式实现不同文化间相互传递的文学创作起着重要作用，文学文本以特有的审美形式表现了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裔美国文学异军突起，女性作家从女性的身份出发创作出一大批女性主义作品。而华裔女性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和历史时期以及她们特殊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既是她们构建作品的基石，也是她们在美国文坛获得巨大成功的源泉。如现今最为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的作品都体现出创作者立场和文化身份上的不一致性，显示出对男性“言说”非纯粹的“他性”表现。而男性“言说”的这种复杂化，也使她们陷入创作的悖论。
一 性别的悖论
相对于男性作家，华裔女作家作为女性写作，其女性独立的性别意识的建立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打破男权中心神话则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受到种族社会中的白人男性的剥削和歧视，华裔男性失去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在家庭中也自动地丧失了权力地位。女性作家作品中“沉默的父亲”意象就是集中的体现。并且，由于本族男性感觉到自己没有权利和在白人男性统治阶级面前的无力，他们会表现出男性之间夸张的大男子主义，而少数族裔妇女则是这种表现的受害者。因此，少数族裔妇女不仅要直接承受白人阶层强加于她们之上的种族歧视，更有通过本族男性转嫁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华裔男性所受到的歧视最终会由华裔女性来承受，并给她们的心灵造成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因为移民的族内性压迫相比较本土的性压迫而言更严酷。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华裔男性在家庭中不复有在故国家庭中至高无上的父权和夫权，而失去了原有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依托的华裔男子在家庭中显得脆弱而且无力。在女儿的眼中，他们不仅沉默，而且被去势化，被女性化，甚至代表其男性身份的性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华裔女性写作中父亲形象的刻画就体现了这一点。在汤亭亭的《中国佬》中，父亲不再具有作为父亲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和给予孩子的父性力量：他从事的是洗衣业，而在美国，这是只有妇女才从事的职业；父亲被吉卜赛女人骗过两次却毫无办法，因为他英语不好无法争辩。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父亲无力把握自己、把握现实，他要么大发雷霆，要么沉默不语。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喜怒无常，让人害怕，但这些并不代表他孔武有力，却是其虚弱的表现。伍慧明小说《骨》中的父亲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人，他常年出海，借以回避与家庭、社会的各种矛盾。此外，汤亭亭还在《中国佬》中通过对华裔美国男性的刻画提出了性别身份改变的问题，这也是广受男性华裔作家批驳的一点。让我们来分析《中国佬》第一章“关于发现”中唐敖被抓到女儿国的这个故事。作者将唐敖被女性化这个故事放在小说的开首，其实就己经预示着作品中的男性被女性化的命运，而她对这一故事的改写更是集中地体现了这些。在李汝珍所作的《镜花缘》中，林之洋对于自己被迫女性化这一事实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反抗的：被缠脚后，他哀求国王放他出去；晚上他自己将脚偷偷放掉；得知将成为王妃后，他摔脱花鞋，用手将白绫扯乱……但在汤亭亭的笔下，唐敖对自己被女性化的事实没有做任何反抗，似乎坦然接受了。作者在这里加入了一个自创的情节，“她们逼他洗自己的裹脚布；洗净的裹脚布像美丽的锦缎一样从一个墙头蜿蜒至另一个墙头。”这个细节为小说增添了些许唯美化的色彩，从而将男性女性化过程中的痛苦一笔抹掉了。汤亭亭笔下的男性不仅在生理上被女性化，更甚的是还被沦为女性观赏和玩味的对象，从而使男性被女性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汤亭亭所讲述的故事在此结束，但李汝珍的故事并未由此打住。林之洋被救了出来与妻儿团圆，还与唐敖一起救出了世子，这些都被汤亭亭忽略掉了，男性被女性化的事实由短暂的事故变成了永久的真实。通过这些描写，汤亭亭展示了移民状态下的华人男性失去了男性特征和性力量，被阉割，被剥夺话语权，且他们对这一事实保持沉默。
在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牺牲华裔男性的主体性为代价的模式。她们忽略了华裔男子在美国所遭受到的女性化待遇，就连女性主义评论家张敬钰也认为：“如果不考虑历史上强加给华裔美国男子身上的‘女性化’标签，不面对种族主义式的刻板印象和民族主义的反应，尤其是如果不同亚洲与西方文化中一成不变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概念作斗争，那么是不可能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化领域内的性别问题的。”当女作家对华裔男性进行去势和消音的时候，她们便不自觉地走进宣扬女性优越的死胡同，从而创造了另一个女男二元对立。伍尔夫说过：“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对于男性的贬斥，显然是对女权主义理想的背离。
二 文化的悖论
由于受到种族、性别、出身、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华裔作家具有了一种既有别中国传统又有别于美国主流文化的特质，如他们中的一些人顽固地坚守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中平等自由等思潮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成为夹缝中的特殊群体。
一方面，美国白人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这个民族。早期华人移民被美国社会定格在这样一种套话中：软弱、胆小、狡诈，男性缺乏男子气概、消极。综观19世纪以来的这段历史，中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人的眼中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最为人知的中国形象莫过于令人生畏的“人海”，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国人对生死的漠然和对权威的盲从。而人口众多、麻木不仁、敬畏权威、盲目服从，正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所不同的是，19世纪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总是与饥饿、疾病、贫困、拥挤破旧的居住环境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叶的朝鲜战场则让美国人目睹了中国人强悍和智慧的一面。于是，从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的强悍形象又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死灰复燃，并使他们想起，中国人是那个曾经征服过西方文明的东方民族的后裔。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报道的所谓中国新形象，其实与过去流传在西方世界里的中国套话是一脉相承的，而中国人对机械武器装备的、不亚于美国人的熟练操作，又印证了美国文化中的“绝顶聪明的中国人”的另一个中国套话。
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鼓舞，美国亚裔族裔意识、文化身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要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阐明并牢固地树立起美国亚裔的美国人身份。而以赵健秀和汤亭亭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坚决投身于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努力消除主流社会强加在美国华裔身上的刻板形象。赵健秀在他的小说《甘加丁之路》中，努力消解傅满洲和陈查理的刻板形象，致力于重塑美国华裔的男子气概；汤亭亭在《中国佬》中重新塑造了勇敢、智慧、具有男性气概的美国华裔；朱路易的《吃一碗茶》对畸形的华人单身汉社会的再现，尤其是其性畸形的再现，揭发了造成几代华人单身汉“虚弱无力”的是美国种族主义的法律和政策的不公；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则试图在美国主流社会建立一个华裔女性的独立人格，从而发出了华裔女性寻求独立自主的极少数声音。与此同时，汤亭亭在重塑美国华裔的男性气概的同时，也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为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代言，把华裔女性塑造成具有女性意识的勇敢的女性，解构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裔女性的丑化和侮辱。谭恩美在《喜福会》中通过对过去的记忆，使华人女性获得了自我的重生和重构。
美国华裔作家在努力消除种族主义刻板形象、重塑华裔自我形象的同时，也通过文学创作再现了被美国主流社会湮没的美国华裔的历史，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历史中努力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为美国华裔国家身份的建构挖掘依据。汤亭亭和赵健秀分别在《中国佬》和《唐老亚》中再现了华人修建美国铁路的历史功绩，重新定义了美国人和美国历史，宣告了在美国遭受种族歧视的华人是建设美国的先驱和英雄，是美国历史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美国华裔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是美国重大成就的编年史中应该书写的一页。
许多美国华裔作家的成功已经超越了族裔政治和民族学的范畴。如在去族裔化的写作中，作为优秀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作品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心灵深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超越了文化差异的，是不管何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都有可能会面临的处境，都有可能会产生的思想与行动。而这些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因此，在稍稍触及移民生活、留学生生活的常见主题后，她后来就更多地直接楔入对人性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华裔的探索上，其《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几乎完全走出了华人圈文学的影子。除了在小说中偶然提到的关于女主人公夏娃的种族特性和描述她与自己的心态复杂的同胞们交往时的苦不堪言之外，故事与族裔性已经没有关系，男主人公亚当的同性恋者身份又让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不再清晰。小说最后，一个华人女性和一个白人男性在超越名利、民族和性别的障碍后紧紧拥抱在一起。作者意图阐明的是，把所有的流于表象的属性禁锢全都解除，人类才真正能够尽情地表达和享受到爱和温暖的群体。而这种爱和温暖也是真正的文学写作的目的所在。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严歌苓一直在遵循她自己对文学的定义，即文学就是“人学”，没有比人更高级的文学存在，也没有比表现人的文学主题更宏大和更主流的文学主题。
华裔文学作为东西文化杂交的新品，兼具中美文化的基因，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既然欧洲白人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把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称作美国文学，为什么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就不能被称为美国文学而必须在前面加上定语“华裔”呢？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才是美国原来的主人。而这又形成了一个悖论：倘如将来有朝一日，华裔文学果真被称为美国文学，一些华裔作家所捍卫的华裔属性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同时，有着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文化背景的华裔作家，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阉割，被去势。那么，中国移民成为美国人要放弃多少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即便中国移民成为了美国人，但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岂不是又和美国所标榜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政策背道而驰？
三 结语
华裔作家独特身份构成其写作的独特纬度，他们的身份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与阶级、性别、性趋向、民族、来源国、居住地、第几代等因素紧密相联系。文化认同的混乱、危机，使海外华人在边缘化的逼迫中更深切地感受着性别、文化这些主题，从而寻找自我的价值、形质，确立其赖以生存的信念系统。他们所面临的性别悖论和文化悖论，当族群不再阻隔、性别不再隔膜、交往促交流、互动促融合之时，也将不复存在。而在文学研究中寻找这些悖论却又寻之不得，将成为又一个新的悖论。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方文学经典中的性别叙事策略”（2009d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
[2] 胡亚敏：《谈〈女勇士〉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 沈甫根：《神话世界的“离经叛道者”——解读金斯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外国文学》，1997年第2期。
[4] 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5] 饶 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吴晓芸，女，1975—，湖北荆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华裔 性别 文化 悖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以文本形式实现不同文化间相互传递的文学创作起着重要作用，文学文本以特有的审美形式表现了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裔美国文学异军突起，女性作家从女性的身份出发创作出一大批女性主义作品。而华裔女性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和历史时期以及她们特殊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既是她们构建作品的基石，也是她们在美国文坛获得巨大成功的源泉。如现今最为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的作品都体现出创作者立场和文化身份上的不一致性，显示出对男性“言说”非纯粹的“他性”表现。而男性“言说”的这种复杂化，也使她们陷入创作的悖论。
一 性别的悖论
相对于男性作家，华裔女作家作为女性写作，其女性独立的性别意识的建立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打破男权中心神话则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受到种族社会中的白人男性的剥削和歧视，华裔男性失去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在家庭中也自动地丧失了权力地位。女性作家作品中“沉默的父亲”意象就是集中的体现。并且，由于本族男性感觉到自己没有权利和在白人男性统治阶级面前的无力，他们会表现出男性之间夸张的大男子主义，而少数族裔妇女则是这种表现的受害者。因此，少数族裔妇女不仅要直接承受白人阶层强加于她们之上的种族歧视，更有通过本族男性转嫁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华裔男性所受到的歧视最终会由华裔女性来承受，并给她们的心灵造成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因为移民的族内性压迫相比较本土的性压迫而言更严酷。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华裔男性在家庭中不复有在故国家庭中至高无上的父权和夫权，而失去了原有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依托的华裔男子在家庭中显得脆弱而且无力。在女儿的眼中，他们不仅沉默，而且被去势化，被女性化，甚至代表其男性身份的性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华裔女性写作中父亲形象的刻画就体现了这一点。在汤亭亭的《中国佬》中，父亲不再具有作为父亲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和给予孩子的父性力量：他从事的是洗衣业，而在美国，这是只有妇女才从事的职业；父亲被吉卜赛女人骗过两次却毫无办法，因为他英语不好无法争辩。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父亲无力把握自己、把握现实，他要么大发雷霆，要么沉默不语。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喜怒无常，让人害怕，但这些并不代表他孔武有力，却是其虚弱的表现。伍慧明小说《骨》中的父亲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人，他常年出海，借以回避与家庭、社会的各种矛盾。此外，汤亭亭还在《中国佬》中通过对华裔美国男性的刻画提出了性别身份改变的问题，这也是广受男性华裔作家批驳的一点。让我们来分析《中国佬》第一章“关于发现”中唐敖被抓到女儿国的这个故事。作者将唐敖被女性化这个故事放在小说的开首，其实就己经预示着作品中的男性被女性化的命运，而她对这一故事的改写更是集中地体现了这些。在李汝珍所作的《镜花缘》中，林之洋对于自己被迫女性化这一事实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反抗的：被缠脚后，他哀求国王放他出去；晚上他自己将脚偷偷放掉；得知将成为王妃后，他摔脱花鞋，用手将白绫扯乱……但在汤亭亭的笔下，唐敖对自己被女性化的事实没有做任何反抗，似乎坦然接受了。作者在这里加入了一个自创的情节，“她们逼他洗自己的裹脚布；洗净的裹脚布像美丽的锦缎一样从一个墙头蜿蜒至另一个墙头。”这个细节为小说增添了些许唯美化的色彩，从而将男性女性化过程中的痛苦一笔抹掉了。汤亭亭笔下的男性不仅在生理上被女性化，更甚的是还被沦为女性观赏和玩味的对象，从而使男性被女性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汤亭亭所讲述的故事在此结束，但李汝珍的故事并未由此打住。林之洋被救了出来与妻儿团圆，还与唐敖一起救出了世子，这些都被汤亭亭忽略掉了，男性被女性化的事实由短暂的事故变成了永久的真实。通过这些描写，汤亭亭展示了移民状态下的华人男性失去了男性特征和性力量，被阉割，被剥夺话语权，且他们对这一事实保持沉默。
在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牺牲华裔男性的主体性为代价的模式。她们忽略了华裔男子在美国所遭受到的女性化待遇，就连女性主义评论家张敬钰也认为：“如果不考虑历史上强加给华裔美国男子身上的‘女性化’标签，不面对种族主义式的刻板印象和民族主义的反应，尤其是如果不同亚洲与西方文化中一成不变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概念作斗争，那么是不可能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化领域内的性别问题的。”当女作家对华裔男性进行去势和消音的时候，她们便不自觉地走进宣扬女性优越的死胡同，从而创造了另一个女男二元对立。伍尔夫说过：“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对于男性的贬斥，显然是对女权主义理想的背离。
二 文化的悖论
由于受到种族、性别、出身、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华裔作家具有了一种既有别中国传统又有别于美国主流文化的特质，如他们中的一些人顽固地坚守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中平等自由等思潮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成为夹缝中的特殊群体。
一方面，美国白人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这个民族。早期华人移民被美国社会定格在这样一种套话中：软弱、胆小、狡诈，男性缺乏男子气概、消极。综观19世纪以来的这段历史，中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人的眼中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最为人知的中国形象莫过于令人生畏的“人海”，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国人对生死的漠然和对权威的盲从。而人口众多、麻木不仁、敬畏权威、盲目服从，正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所不同的是，19世纪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总是与饥饿、疾病、贫困、拥挤破旧的居住环境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叶的朝鲜战场则让美国人目睹了中国人强悍和智慧的一面。于是，从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的强悍形象又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死灰复燃，并使他们想起，中国人是那个曾经征服过西方文明的东方民族的后裔。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报道的所谓中国新形象，其实与过去流传在西方世界里的中国套话是一脉相承的，而中国人对机械武器装备的、不亚于美国人的熟练操作，又印证了美国文化中的“绝顶聪明的中国人”的另一个中国套话。
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鼓舞，美国亚裔族裔意识、文化身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要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阐明并牢固地树立起美国亚裔的美国人身份。而以赵健秀和汤亭亭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坚决投身于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努力消除主流社会强加在美国华裔身上的刻板形象。赵健秀在他的小说《甘加丁之路》中，努力消解傅满洲和陈查理的刻板形象，致力于重塑美国华裔的男子气概；汤亭亭在《中国佬》中重新塑造了勇敢、智慧、具有男性气概的美国华裔；朱路易的《吃一碗茶》对畸形的华人单身汉社会的再现，尤其是其性畸形的再现，揭发了造成几代华人单身汉“虚弱无力”的是美国种族主义的法律和政策的不公；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则试图在美国主流社会建立一个华裔女性的独立人格，从而发出了华裔女性寻求独立自主的极少数声音。与此同时，汤亭亭在重塑美国华裔的男性气概的同时，也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为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代言，把华裔女性塑造成具有女性意识的勇敢的女性，解构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裔女性的丑化和侮辱。谭恩美在《喜福会》中通过对过去的记忆，使华人女性获得了自我的重生和重构。
美国华裔作家在努力消除种族主义刻板形象、重塑华裔自我形象的同时，也通过文学创作再现了被美国主流社会湮没的美国华裔的历史，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历史中努力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为美国华裔国家身份的建构挖掘依据。汤亭亭和赵健秀分别在《中国佬》和《唐老亚》中再现了华人修建美国铁路的历史功绩，重新定义了美国人和美国历史，宣告了在美国遭受种族歧视的华人是建设美国的先驱和英雄，是美国历史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美国华裔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是美国重大成就的编年史中应该书写的一页。
许多美国华裔作家的成功已经超越了族裔政治和民族学的范畴。如在去族裔化的写作中，作为优秀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作品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心灵深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超越了文化差异的，是不管何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都有可能会面临的处境，都有可能会产生的思想与行动。而这些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因此，在稍稍触及移民生活、留学生生活的常见主题后，她后来就更多地直接楔入对人性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华裔的探索上，其《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几乎完全走出了华人圈文学的影子。除了在小说中偶然提到的关于女主人公夏娃的种族特性和描述她与自己的心态复杂的同胞们交往时的苦不堪言之外，故事与族裔性已经没有关系，男主人公亚当的同性恋者身份又让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不再清晰。小说最后，一个华人女性和一个白人男性在超越名利、民族和性别的障碍后紧紧拥抱在一起。作者意图阐明的是，把所有的流于表象的属性禁锢全都解除，人类才真正能够尽情地表达和享受到爱和温暖的群体。而这种爱和温暖也是真正的文学写作的目的所在。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严歌苓一直在遵循她自己对文学的定义，即文学就是“人学”，没有比人更高级的文学存在，也没有比表现人的文学主题更宏大和更主流的文学主题。
华裔文学作为东西文化杂交的新品，兼具中美文化的基因，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既然欧洲白人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把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称作美国文学，为什么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就不能被称为美国文学而必须在前面加上定语“华裔”呢？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才是美国原来的主人。而这又形成了一个悖论：倘如将来有朝一日，华裔文学果真被称为美国文学，一些华裔作家所捍卫的华裔属性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同时，有着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文化背景的华裔作家，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阉割，被去势。那么，中国移民成为美国人要放弃多少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即便中国移民成为了美国人，但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岂不是又和美国所标榜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政策背道而驰？
三 结语
华裔作家独特身份构成其写作的独特纬度，他们的身份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与阶级、性别、性趋向、民族、来源国、居住地、第几代等因素紧密相联系。文化认同的混乱、危机，使海外华人在边缘化的逼迫中更深切地感受着性别、文化这些主题，从而寻找自我的价值、形质，确立其赖以生存的信念系统。他们所面临的性别悖论和文化悖论，当族群不再阻隔、性别不再隔膜、交往促交流、互动促融合之时，也将不复存在。而在文学研究中寻找这些悖论却又寻之不得，将成为又一个新的悖论。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方文学经典中的性别叙事策略”（2009d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
[2] 胡亚敏：《谈〈女勇士〉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 沈甫根：《神话世界的“离经叛道者”——解读金斯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外国文学》，1997年第2期。
[4] 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5] 饶 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吴晓芸，女，1975—，湖北荆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