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苏小和新近出版的《中国企业家黑皮书》被称为“一份尖锐的官商结合调查报告”。
　　中国的企业家很累,既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更要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也看见他们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做;我见过企业家热衷于显摆自己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也看见有的企业家一旦发现官员倒台惟恐避之不及的场景。
　　黑,实在是太黑了;累,实在是太累了。
　　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没有人能在朝鲜、伊朗或者是尼日利亚找到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即使是看上去宏大的俄罗斯,消费者也很难迅速说出一个俄罗斯企业家的大名。
　　不过,关于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并不像理论的推导如此单纯。米塞斯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与傀儡。这样的分析简直是为古老的官僚中国量身定做。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更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
　　由此,我坚定地认为,企业家问题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中国问题”。这既是一个复杂的分工命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改进问题。按照米塞斯的分析框架,当眼下中国大量的官僚经理和大量的市场企业家并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个企业家队伍之间的自由竞争,而是一种互为牵制的倒退。一方面是大量的官僚经理以市场竞争为名,大肆用垄断的方式破坏市场,一方面则是大量的市场企业家以企业战略为名,大肆寻找官商结合的纽带。中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中,出现了一个黑色地带,人们既不能用纯粹的国家重商主义思维来看待那些趾高气扬的官僚经理,因为他们会利用明显存在的黑色地带,去寻找利益,人们也不能用纯粹的自由市场理念去看待一批新生的市场企业家,因为他们对官僚资源的渴求,有时候甚至超过了那些官僚经理。
　　一切都在黑暗的地带进行,黑色成为企业家的面皮。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企业家离开这种黑色地带,就不会做企业了。这就是中国企业家阶层最让人沮丧的现实。黄光裕本可以沿着全球最大的家电经销商的战略去发展,这个行业干净,透明,完全的自由竞争,缺点是不够黑色,不好浑水摸鱼。中国所谓“水至清则无鱼”的庸俗哲理,终于害了黄光裕,他用了全部身家,都要进入黑色地带,和大批的欲壑难填的官员勾肩搭背,切入房地产行业,搞什么资本坐庄,并购,他甚至跑到公海去赌博,去开山寨卷烟厂,因为这一切的商业行为,都黑幕重重,都可以暗箱操作,巨大的黑色背景下,黄光裕以为自己可以发横财,以为再也不用守着国美家电零售行业苦度时日了。
　　是不是黄光裕对企业战略的判断有道理呢,难道家电零售行业,永远只能小打小闹吗?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经不起任何证伪的判断,沃尔玛就是靠着零售,多年来稳居全球商业500强的头把交椅,渠道和服务成为它无人匹敌的商业价值。但中国的企业家似乎不信这一套,多年前有个叫做杨斌的人,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财富,因为在中国巴结不到政府资源,匪夷所思地跑到朝鲜,和金氏政权共建经济特区,最后不仅身家尽失,还锒铛入狱。即使是当年曾经靠着满世界闯荡的温州企业家群,如今也是钻破脑袋,要成为政府的座上宾,如此一来,既可以给自己捞一个主流的名分,还可以巴结一些新型商业资源。今天的温州人,已经很难找到当年的游牧精神了。
　　局面有时候让人很悲观。偌大一个中国市场,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所有的人都以黑皮为荣,连那些跑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外资企业,都很快学会了暗箱操作、行贿受贿。思科似乎就是靠着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才赚得盆满钵满,雅虎为了在中国的利益竟然可以出卖客户资料,澳大利亚力拓公司的胡士泰不走运,因为在中国行贿进了牢房。此情此景,真是令人不解,为什么在欧美市场好好做生意的企业家,一旦来到中国,就成了一群蛀虫,成了一群嘴巴上冠冕堂皇,背地里男盗女娼的奸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