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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谷崎润一郎发表于1942年的随笔《昨今》，回忆了旧友田汉、欧阳予倩和郭沫若，并谈及胡适、周作人、丰子恺和林语堂四人的创作。这是抗战时期一份带着特殊年代印记的、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独特述评。《昨今》既抒发了对旧友的思念与关切，也表达了个体在特殊时代的复杂感受。同时，《昨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一时代的日本解读中国的视角，对窥探战时日本文坛的中国现代文学阅读与接受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昨今》；中国新文学作家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1-0067-06
在中日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谷崎润一郎与中国作家的交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页。谷崎润一郎曾两次到访中国，1918年的中国行以游览为主，谷崎润一郎因而创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天鹅绒之梦》《鹤唳》和三幕剧剧本《苏东坡》，以及纪实性的《庐山日记》与《苏州纪行》。1926年的中国行，谷崎润一郎开始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并于同年发表了《上海见闻录》与《上海交游记》。《申报》《新闻报》也报道了谷崎润一郎在上海的活动。此次中国行对谷崎润一郎本人、对中日现代文学交流而言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不仅让谷崎润一郎有机会接触现实的而非以东方异国情趣为主色调的幻想式的中国，使其中国观发生本质性变化，进而影响其创作取向。同时，通过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谷崎润一郎也向日本文坛传达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些新动向，如日本近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上海文艺界的活动、新文学作家们的创作等，其中对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和谢六逸等人的描述尤为突出。西原大辅高度评价了谷崎润一郎的第二次中国行，认为他在战前中日文学家的交流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
第二次中国行后，谷崎润一郎与田汉、欧阳予倩保持着联系，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双方才断绝了音信。1942年，谷崎润一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随笔《昨今》， 其中谈及中国现代文学作家7人，包括旧友田汉、欧阳予倩和郭沫若，以及胡适、周作人、丰子恺和林语堂四人的创作[2]。这是抗战时期一份带着特殊年代印记的、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独特述评。谈及旧友时，谷崎润一郎的笔端自然地流露着旧日情怀，显然并非矫揉造作之举，但该文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一时代的日本解读中国的视角，对窥探战时日本文坛的中国现代文学阅读与接受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追忆旧友：“人生不相见，处处是天涯”
谷崎润一郎在《昨今》里追忆了旧友田汉、欧阳予倩与郭沫若。话题从欧阳予倩赠与他的一首诗提起，谷崎润一郎写道：“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也就是和这首诗相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我总是从自己不多的收藏品中取出这幅字挂上，同时也怀念起了当年为我写这首诗的中国旧友来”a。这即是《昨今》追忆旧友的基调，情感谈不上浓烈，更多流露的是淡淡的感伤，作者力图在今昔的时空转换与时势变迁中，传达作为个体的无可奈何的复杂感受。
《昨今》里追忆三位旧友的部分内容，与《上海交游记》和《上海见闻录》重复，谷崎润一郎回忆了当年在内山书店与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的初次见面，在欧阳予倩家度过的农历除夕年，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田汉与他在上海的游荡等。同时，《昨今》也回忆了1927年田汉、欧阳予倩的日本之行，包括他带领欧阳予倩去参观摄影棚，欧阳予倩回国后赠送他两坛绍兴老酒；田汉因拍摄电影而委托他帮忙物色日本技师，1931年田汉想避居日本，他因经济陷入困境而拒绝了田汉的请求，之后一直怀揣不安与愧疚等等。谷崎润一郎自述道：“那时会聚在一起的众人里，有后来最著名的郭沫若，但与我关系最亲密的，第一是田汉，第二是欧阳予倩。”田汉是谷崎润一郎第二次中国行的导游与玩伴，正如谷崎润一郎所说，田汉慰藉了他的旅愁，而他则是倾听田汉申诉丧妻之痛的忠实听众，两人是惺惺相惜的漂泊于上海的“流浪者”。不过，他们二人的交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学与电影创作上的交流，田汉不仅翻译了一系列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撰写了国内第一篇详细评述谷崎润一郎的《谷崎润一郎评传》、第一篇《年谱》，而且他还是国内关注谷崎润一郎的电影创作并译介其电影创作观的第一人。如果没有后来这一系列创作上的交流，两人所缔结的亲密关系也就只能停留于日常的往来而缺乏精神上的内在呼应。
谷崎润一郎在《昨今》中屡屡抒怀，种种感概都颇具意味。首当其冲的是对旧友的挂念，“自此以后——在亚细亚大陆上战云翻卷的日子里，每年初夏来临，每每凝视这幅挂在墙上的字，想想那时的欧阳氏、田汉氏等人如今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不由感概万千。”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后，谷崎润一郎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大体了解了两位旧友的去向，欧阳予倩在上海进行戏剧抗日活动，田汉在重庆从事电影抗日活动。从谷崎润一郎谈及郭沫若的去向与田汉的抗日举动的言辞上看，谷崎润一郎仍保持着一种与政治疏离的状态，二战后他回绝了郭沫若、田汉等人的访问邀请也与此有关。与此同时，谷崎润一郎也在《昨今》中固执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之所以常常忆及这些旧友，是因为自己“每当想起这些大概都汇聚在重庆政府之下的人们时，我一面想着他们现在已属于敌国，一面却禁不住会有一种怀念之情，恐怕在他们也是一样的吧。”这固然是谷崎润一郎的真情实感，但从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选择的道路看，这些旧友显然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国难当前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这一命题，这也是这些旧友们与谷崎润一郎的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欧阳予倩的妹夫唐林赠送给谷崎润一郎的那首诗——“寂寞空庭树，犹发旧时花。一夜东风起，吹落委黄沙。落花安足惜，枝叶已参差。人生不相见，处处是天涯”——也是谷崎润一郎时时感念的怀旧之物，谷崎润一郎对它的解读也带着战时色彩，他不无怅然地写道：“这首看上去似乎将人的命运比拟为庭前花木的一荣一落的诗歌，却彷佛暗示了那以后我们虽处东亚却天各一方、音信难通的命运。”谷崎润一郎以抒发个人情怀的方式传达了对旧友的挂念，这种感怀的生发除了与个人无法违逆整个时势大局有关外，与谷崎润一郎的疏离政治与现实的创作观和生活观也不无关系。不管是他早期惊世骇俗的“恶魔主义”写作，还是他战时回避现实的对中产阶级家庭琐事的精描细画，抑或是后期对老年男子变态心理与行为的渲染；不管是引起轩然大波的“让妻事件”，还是因《细雪》而引发的日本当局以不符合战时国家体制而下令禁止发行该小说，以此来反观《昨今》的写作，谷崎润一郎在1942年发表这一随笔也就有了它的合理性。但也必须指出的是，此时的谷崎润一郎已为日本文坛的知名作家，由他来抒发中日作家间的“亲善友好”，自然也有符合日本当局口味之处，所以在战时严格的舆论控制下，该文还能顺利面世。 总而言之，谷崎润一郎之所以一再重温这种中日作家间的个人情谊，一方面出于他对这种友情的珍视，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秉持的信念，即他坚信“这种国与国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种不自然的绝交状态，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尽管如今无奈地断绝交往，但我想将来还是会重归原有的亲密的。”不过，谷崎润一郎并非从政治立场出发来传达这一信念，他的出发点还是文学，此时的谷崎润一郎不仅从生活理念上倾慕古典生活方式，也历经了《细雪》的创作和古典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现代日语翻译的洗礼，对亚洲传统文化的珍视让他在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时，更关注两者在精神与艺术表现上的共性。为此，他甚至天真地以为，要是中日作家之间能有更多的交往，能有更多的翻译作品出现，就会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相处，甚而“即便有不幸的事端发生，也能多少起到阻拦的作用”，综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中日甲午之战、日俄之战、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只能说，这不过是一种作家的天真的理想罢了。
二、被遮蔽的解读：中国现代作家四人谈
除了追怀旧友外，《昨今》还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胡适、周作人、丰子恺和林语堂四人的创作。在论及他们的作品前，谷崎润一郎大致描述了日本文坛的现状。他指出，这一时代的日本文坛是欧美文学的天下，有关现代中国的翻译作品寥寥无几，《改造》杂志的“中国号”专刊也只是一时的产物；鲁迅的《阿Q正传》的日译本出现较早，是因为有了罗曼罗兰的法译本才受到推崇；林语堂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是以英美两国的读者为对象而创作的英文作品。日本文坛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关注，往往戴着“欧美眼镜”，甚至那些数量庞大的读者群——喜好小说的太太小姐们，都热衷于阅读欧美作品而对中国作家的作品很冷淡。所幸，不再经由欧美而直接从中国作品入手来阅读的需求也在萌发，故而他也要撰文谈谈自己的读书观感。
谷崎润一郎非常推崇由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翻译的胡适的《四十自述》与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四十自述》引发谷崎润一郎共鸣的主要是胡适母亲的坎坷命运，所以介绍基本围绕着胡适笔下的母亲而展开。《四十自述》里写道：“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痛苦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4]。这是一个中国旧时代里伟大母亲的辛酸血泪史的凝缩，胡适必是饱含了热泪写下的。《昨今》里完整地抄录了这段文字，谷崎润一郎为该小节写了这样的总结：“读到这里，相当于日本明治时代的光绪年间，中国家庭的子女教育方式、所谓贤妻良母的理想等等，无论怎样都多少可以想象得出来，我国的武士阶层与此有很多的共通之处。而且，我们知道，在东洋，直到我们的母亲乃至祖母的时代，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女性的一生通常都是浸满了眼泪与劳苦的。”这种对亚洲母亲的理解，不同于他笔下的恶魔般的女性形象，但却更富有内在的感染力。
谷崎润一郎也简略谈及了动荡时局下他与胡适相似的个人坎坷命运，但相对于弱国弱民的近现代中国的屈辱史与中国人民的血泪史，谷崎润一郎的所谓艰难人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1935年，胡适的《敬告日本国民书》曾刊载于东京的《日本评论》11月号上，虽然文章中有三处在发表时被删除了，但胡适对日本所谓“中日亲善”的批驳，对日本应正视因侵略而引发的中国人民的“仇日”情绪的警告可谓铿锵有力。谷崎润一郎对此只字不提，但对《四十自述》中所记日俄战争时，“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却颇为倾心，至于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昨今》中自然是全无涉及。
吉川幸次郎在“译序”中高度肯定了丰子恺及其创作，认为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因为丰子恺具备艺术家的率真和对万物的丰富之爱，有气品与气骨。《昨今》如实转述了这一评价，直言对丰子恺随笔的喜爱。《昨今》主要介绍了《缘缘堂随笔》中的《山中避雨》《华瞻的日记》《作父亲》《送考》《吃瓜子》《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一》和《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二》。谷崎润一郎所欣赏的是丰子恺随笔中将轻微琐屑的题材写得趣味横生，在他看来，这就是最上乘的随笔，《阴翳礼赞》恰恰也是以这样的趣味为其美学追求的。《昨今》特别关注《缘缘堂随笔》中描绘的日本人。丰子恺曾于1921年留学日本，那时所见东京的大学生皆专注于求学，其求精励志的精神曾令他感佩。丰子恺也谈及十五年后东京大学的学生据说思想已“萎靡不振，令人太失望”。谷崎润一郎评述道：丰子恺写作此文正值中国抗日思想最激烈的1930年，可能作者写作时受到了“当时对日诽谤的抗日宣传的影响”，但丰子恺也的确道中了彼时日本社会的弊病，“帝都风气的变化，传到邻国会如此之速，我国不得不有戒心。”这里的谷崎润一郎其身份意识和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因此，也必须认识到，总是回避政治的谷崎润一郎也并非完全刀枪不入的“政治绝缘体”。从《上海交游记》里也可以看出，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现代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5]，对当时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是有所体会的，只不过他更情愿将这种反日情绪理解为中国政府所为而非日本当局的狼子野心所引发。
谷崎润一郎的《昨今》发表后，夏丏尊将有关丰子恺的片段译出，题为《<缘缘堂随笔>读后感》，夏丏尊在译文前写了一段话，指出谷崎润一郎的“所论尚允当”，“余不见子恺倏逾六年，音讯久倏，相思颇苦”，借以抒发怀友之念。叶圣陶也写信要丰子恺写一篇读后感，丰子恺却一直沉默以对。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丰子恺才以《读<读缘缘堂随笔>》做了回应：“战争时期，为了一个敌国人而谈艺术感想，我觉得不调和，终于没有写”，如今补写这篇读后，一者“补应圣陶兄的雅嘱”，一者“答复夏先生的雅望”，这一段文字写得相当的平实和缓，似乎只是面对着夏、王二人做出迟到的答复，因而也可借此感谢当年友人对自己的挂念而无关乎一个“敌国人的艺术谈”，真正是“气品”与“气骨”的最佳体现，虽然他也肯定了吉川幸次郎和谷崎润一郎对自己的评价，虽然在《我译<源氏物语>》中他也高度评价了谷崎润一郎的现代日语译本《源氏物语》。 周作人是中国译介谷崎润一郎的第一人，他的很多随笔里都谈到了谷崎润一郎，但两人只于1941年在京都有过一次会晤，《昨今》里谈到了这次会晤，不过对当时的活动并未多做介绍。《昨今》描绘了“为人、容貌与态度都显得温和，阴柔的，女性化的”周作人，并简略比较了周氏兄弟的写作风格，鲁迅的文章讽刺辛辣，周作人的文章冷静悠闲。《昨今》主要关注的是松枝茂夫所译的《瓜豆集》，谷崎润一郎写道：“爱国者周氏留在了现在的北京，在协助日本方面担负着很重要的职责，虽然周氏是基于何种思考我并不清楚，但即便是偶尔翻翻《瓜豆集》，有《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谈论阿部阿定事件的《尾久事件》，谈论鬼怒川情死事件的《鬼怒川事件》等，由此看来，周氏如何深入地理解日本，怎样地关注日本就很明了。”谷崎润一郎盛赞周作人是“真正了解日本民族长处的第一人”，如果借用夏丏尊的用语，这一评价也可谓“尚允当”，但称当时的周作人为“爱国者”，恐怕连谷崎润一郎自己也很难在内心深处真正信服，所以日语所独具的表达的暧昧性特点在这里发挥了充分作用，使读者在读到“虽然”这一转折处时，不免要停下来略为思索。最后，谷崎润一郎谈到了自己阅读周作人作品时的遗憾，因为知道周作人是日本通，所以想知道他笔下的日本民族的短处，可惜“只闻褒奖之词，却一点也没听到坏话”，所幸谷崎润一郎自己给出了答案：大概译者松枝茂夫有心地进行了“适当的材料取舍”。战时对中国作品的译介所进行的这种“有心”的改头换貌由此可见一斑。
在对四位作家四种作品的评述中，谷崎润一郎对《京华烟云》的评价最为出格。谷崎润一郎自言通读了林语堂作品的所有日译本，包括随笔和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鹤田知也译）。在谷崎润一郎看来，他最感兴趣的《京华烟云》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旧小说，是一部描写“从光绪年间至现代约四十年间的北京生活的《红楼梦》”，作者于平平淡淡的叙述中体现出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冷静、不讽刺不同情不咏叹。比如中日战争，小说“虽略为触及日本的政策或日本军队，但作者的态度冷静得令人惊讶，丝毫也没有悲愤慷慨的模样，如叙白云之来去。”“小说涉及的四十年间，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等大事件，辛亥革命颠覆了清政府后，内乱接连不断，历经了军阀割据和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中国处于如此艰难的时代大变动中，但小说所描述的世界以及登场的人物，却不可思议地如同与这些大变动没有太大的瓜葛一般。”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安静地过着太平的生活”，“全然不曾讨论政治或谈论国家大事”。从以上摘录的评述片段就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是怎样“有心”地进行了“适当的材料取舍”。任何一位读者读了第四十四章“日寇屠杀曼娘自缢 京华沦陷经亚南逃”，都不能忘记日寇泼煤油烧村庄、射杀村民、侮辱女性的兽行，也不能忘记阿瑄面对惨死的妻儿时撕心裂肺的悲痛。而谷崎润一郎读到的显然是一部被修饰过的荒唐的“《红楼梦》”，是一部无视中国惨痛血泪史的伪译作，但《昨今》对此却毫无判别。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篇特殊年代里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独特述评，《昨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日本译介中国作品的一种独特面貌，或者有意过滤了中国民众的抗战信息，或者做了巧妙的回避，或者从主观意愿出发而漠然视之或加以曲解，从而形成了中日文学在译界上的一种独特的“遮蔽”景观。就谷崎润一郎而言，虽然他在《昨今》中秉持了疏离政治的创作观，力图超越时局、矛盾与战争而抒写个人情怀与艺术追求，但他毕竟无法完全脱离其身处的时代，他的艺术观在面对尖锐的现实矛盾与血淋淋的残酷战争时呈现出的苍白面貌，使得《昨今》也成了“遮蔽”景观中的一种，唯其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知名的新文学作家有深入的交谊，因而这种遮蔽性也更具迷惑力与影响力，故而解读这类作品时需理性的审视与辨析。
[参考文献]
[1] 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赵怡，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04-205.
[2] 谷崎润一郎. 昨今[M]// 千叶俊二.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 东京： みすず书房， 2004：188-234.
[3] 胡适. 四十自述[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17-18.
[4] 胡适. 敬告日本国民书[M]//胡适. 胡适全集： 第22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380-385.
[5] 张能泉. 论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J]. 日本问题研究， 2013（1）： 91-96.
[ 责任编辑 孙 丽 ]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昨今》；中国新文学作家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1-0067-06
在中日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谷崎润一郎与中国作家的交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页。谷崎润一郎曾两次到访中国，1918年的中国行以游览为主，谷崎润一郎因而创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天鹅绒之梦》《鹤唳》和三幕剧剧本《苏东坡》，以及纪实性的《庐山日记》与《苏州纪行》。1926年的中国行，谷崎润一郎开始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并于同年发表了《上海见闻录》与《上海交游记》。《申报》《新闻报》也报道了谷崎润一郎在上海的活动。此次中国行对谷崎润一郎本人、对中日现代文学交流而言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不仅让谷崎润一郎有机会接触现实的而非以东方异国情趣为主色调的幻想式的中国，使其中国观发生本质性变化，进而影响其创作取向。同时，通过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谷崎润一郎也向日本文坛传达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些新动向，如日本近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上海文艺界的活动、新文学作家们的创作等，其中对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和谢六逸等人的描述尤为突出。西原大辅高度评价了谷崎润一郎的第二次中国行，认为他在战前中日文学家的交流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
第二次中国行后，谷崎润一郎与田汉、欧阳予倩保持着联系，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双方才断绝了音信。1942年，谷崎润一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随笔《昨今》， 其中谈及中国现代文学作家7人，包括旧友田汉、欧阳予倩和郭沫若，以及胡适、周作人、丰子恺和林语堂四人的创作[2]。这是抗战时期一份带着特殊年代印记的、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独特述评。谈及旧友时，谷崎润一郎的笔端自然地流露着旧日情怀，显然并非矫揉造作之举，但该文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一时代的日本解读中国的视角，对窥探战时日本文坛的中国现代文学阅读与接受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追忆旧友：“人生不相见，处处是天涯”
谷崎润一郎在《昨今》里追忆了旧友田汉、欧阳予倩与郭沫若。话题从欧阳予倩赠与他的一首诗提起，谷崎润一郎写道：“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也就是和这首诗相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我总是从自己不多的收藏品中取出这幅字挂上，同时也怀念起了当年为我写这首诗的中国旧友来”a。这即是《昨今》追忆旧友的基调，情感谈不上浓烈，更多流露的是淡淡的感伤，作者力图在今昔的时空转换与时势变迁中，传达作为个体的无可奈何的复杂感受。
《昨今》里追忆三位旧友的部分内容，与《上海交游记》和《上海见闻录》重复，谷崎润一郎回忆了当年在内山书店与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的初次见面，在欧阳予倩家度过的农历除夕年，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田汉与他在上海的游荡等。同时，《昨今》也回忆了1927年田汉、欧阳予倩的日本之行，包括他带领欧阳予倩去参观摄影棚，欧阳予倩回国后赠送他两坛绍兴老酒；田汉因拍摄电影而委托他帮忙物色日本技师，1931年田汉想避居日本，他因经济陷入困境而拒绝了田汉的请求，之后一直怀揣不安与愧疚等等。谷崎润一郎自述道：“那时会聚在一起的众人里，有后来最著名的郭沫若，但与我关系最亲密的，第一是田汉，第二是欧阳予倩。”田汉是谷崎润一郎第二次中国行的导游与玩伴，正如谷崎润一郎所说，田汉慰藉了他的旅愁，而他则是倾听田汉申诉丧妻之痛的忠实听众，两人是惺惺相惜的漂泊于上海的“流浪者”。不过，他们二人的交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学与电影创作上的交流，田汉不仅翻译了一系列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撰写了国内第一篇详细评述谷崎润一郎的《谷崎润一郎评传》、第一篇《年谱》，而且他还是国内关注谷崎润一郎的电影创作并译介其电影创作观的第一人。如果没有后来这一系列创作上的交流，两人所缔结的亲密关系也就只能停留于日常的往来而缺乏精神上的内在呼应。
谷崎润一郎在《昨今》中屡屡抒怀，种种感概都颇具意味。首当其冲的是对旧友的挂念，“自此以后——在亚细亚大陆上战云翻卷的日子里，每年初夏来临，每每凝视这幅挂在墙上的字，想想那时的欧阳氏、田汉氏等人如今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不由感概万千。”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后，谷崎润一郎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大体了解了两位旧友的去向，欧阳予倩在上海进行戏剧抗日活动，田汉在重庆从事电影抗日活动。从谷崎润一郎谈及郭沫若的去向与田汉的抗日举动的言辞上看，谷崎润一郎仍保持着一种与政治疏离的状态，二战后他回绝了郭沫若、田汉等人的访问邀请也与此有关。与此同时，谷崎润一郎也在《昨今》中固执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之所以常常忆及这些旧友，是因为自己“每当想起这些大概都汇聚在重庆政府之下的人们时，我一面想着他们现在已属于敌国，一面却禁不住会有一种怀念之情，恐怕在他们也是一样的吧。”这固然是谷崎润一郎的真情实感，但从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选择的道路看，这些旧友显然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国难当前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这一命题，这也是这些旧友们与谷崎润一郎的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欧阳予倩的妹夫唐林赠送给谷崎润一郎的那首诗——“寂寞空庭树，犹发旧时花。一夜东风起，吹落委黄沙。落花安足惜，枝叶已参差。人生不相见，处处是天涯”——也是谷崎润一郎时时感念的怀旧之物，谷崎润一郎对它的解读也带着战时色彩，他不无怅然地写道：“这首看上去似乎将人的命运比拟为庭前花木的一荣一落的诗歌，却彷佛暗示了那以后我们虽处东亚却天各一方、音信难通的命运。”谷崎润一郎以抒发个人情怀的方式传达了对旧友的挂念，这种感怀的生发除了与个人无法违逆整个时势大局有关外，与谷崎润一郎的疏离政治与现实的创作观和生活观也不无关系。不管是他早期惊世骇俗的“恶魔主义”写作，还是他战时回避现实的对中产阶级家庭琐事的精描细画，抑或是后期对老年男子变态心理与行为的渲染；不管是引起轩然大波的“让妻事件”，还是因《细雪》而引发的日本当局以不符合战时国家体制而下令禁止发行该小说，以此来反观《昨今》的写作，谷崎润一郎在1942年发表这一随笔也就有了它的合理性。但也必须指出的是，此时的谷崎润一郎已为日本文坛的知名作家，由他来抒发中日作家间的“亲善友好”，自然也有符合日本当局口味之处，所以在战时严格的舆论控制下，该文还能顺利面世。 总而言之，谷崎润一郎之所以一再重温这种中日作家间的个人情谊，一方面出于他对这种友情的珍视，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秉持的信念，即他坚信“这种国与国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种不自然的绝交状态，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尽管如今无奈地断绝交往，但我想将来还是会重归原有的亲密的。”不过，谷崎润一郎并非从政治立场出发来传达这一信念，他的出发点还是文学，此时的谷崎润一郎不仅从生活理念上倾慕古典生活方式，也历经了《细雪》的创作和古典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现代日语翻译的洗礼，对亚洲传统文化的珍视让他在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时，更关注两者在精神与艺术表现上的共性。为此，他甚至天真地以为，要是中日作家之间能有更多的交往，能有更多的翻译作品出现，就会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相处，甚而“即便有不幸的事端发生，也能多少起到阻拦的作用”，综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中日甲午之战、日俄之战、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只能说，这不过是一种作家的天真的理想罢了。
二、被遮蔽的解读：中国现代作家四人谈
除了追怀旧友外，《昨今》还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胡适、周作人、丰子恺和林语堂四人的创作。在论及他们的作品前，谷崎润一郎大致描述了日本文坛的现状。他指出，这一时代的日本文坛是欧美文学的天下，有关现代中国的翻译作品寥寥无几，《改造》杂志的“中国号”专刊也只是一时的产物；鲁迅的《阿Q正传》的日译本出现较早，是因为有了罗曼罗兰的法译本才受到推崇；林语堂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是以英美两国的读者为对象而创作的英文作品。日本文坛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关注，往往戴着“欧美眼镜”，甚至那些数量庞大的读者群——喜好小说的太太小姐们，都热衷于阅读欧美作品而对中国作家的作品很冷淡。所幸，不再经由欧美而直接从中国作品入手来阅读的需求也在萌发，故而他也要撰文谈谈自己的读书观感。
谷崎润一郎非常推崇由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翻译的胡适的《四十自述》与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四十自述》引发谷崎润一郎共鸣的主要是胡适母亲的坎坷命运，所以介绍基本围绕着胡适笔下的母亲而展开。《四十自述》里写道：“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痛苦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4]。这是一个中国旧时代里伟大母亲的辛酸血泪史的凝缩，胡适必是饱含了热泪写下的。《昨今》里完整地抄录了这段文字，谷崎润一郎为该小节写了这样的总结：“读到这里，相当于日本明治时代的光绪年间，中国家庭的子女教育方式、所谓贤妻良母的理想等等，无论怎样都多少可以想象得出来，我国的武士阶层与此有很多的共通之处。而且，我们知道，在东洋，直到我们的母亲乃至祖母的时代，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女性的一生通常都是浸满了眼泪与劳苦的。”这种对亚洲母亲的理解，不同于他笔下的恶魔般的女性形象，但却更富有内在的感染力。
谷崎润一郎也简略谈及了动荡时局下他与胡适相似的个人坎坷命运，但相对于弱国弱民的近现代中国的屈辱史与中国人民的血泪史，谷崎润一郎的所谓艰难人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1935年，胡适的《敬告日本国民书》曾刊载于东京的《日本评论》11月号上，虽然文章中有三处在发表时被删除了，但胡适对日本所谓“中日亲善”的批驳，对日本应正视因侵略而引发的中国人民的“仇日”情绪的警告可谓铿锵有力。谷崎润一郎对此只字不提，但对《四十自述》中所记日俄战争时，“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却颇为倾心，至于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昨今》中自然是全无涉及。
吉川幸次郎在“译序”中高度肯定了丰子恺及其创作，认为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因为丰子恺具备艺术家的率真和对万物的丰富之爱，有气品与气骨。《昨今》如实转述了这一评价，直言对丰子恺随笔的喜爱。《昨今》主要介绍了《缘缘堂随笔》中的《山中避雨》《华瞻的日记》《作父亲》《送考》《吃瓜子》《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一》和《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二》。谷崎润一郎所欣赏的是丰子恺随笔中将轻微琐屑的题材写得趣味横生，在他看来，这就是最上乘的随笔，《阴翳礼赞》恰恰也是以这样的趣味为其美学追求的。《昨今》特别关注《缘缘堂随笔》中描绘的日本人。丰子恺曾于1921年留学日本，那时所见东京的大学生皆专注于求学，其求精励志的精神曾令他感佩。丰子恺也谈及十五年后东京大学的学生据说思想已“萎靡不振，令人太失望”。谷崎润一郎评述道：丰子恺写作此文正值中国抗日思想最激烈的1930年，可能作者写作时受到了“当时对日诽谤的抗日宣传的影响”，但丰子恺也的确道中了彼时日本社会的弊病，“帝都风气的变化，传到邻国会如此之速，我国不得不有戒心。”这里的谷崎润一郎其身份意识和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因此，也必须认识到，总是回避政治的谷崎润一郎也并非完全刀枪不入的“政治绝缘体”。从《上海交游记》里也可以看出，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现代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5]，对当时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是有所体会的，只不过他更情愿将这种反日情绪理解为中国政府所为而非日本当局的狼子野心所引发。
谷崎润一郎的《昨今》发表后，夏丏尊将有关丰子恺的片段译出，题为《<缘缘堂随笔>读后感》，夏丏尊在译文前写了一段话，指出谷崎润一郎的“所论尚允当”，“余不见子恺倏逾六年，音讯久倏，相思颇苦”，借以抒发怀友之念。叶圣陶也写信要丰子恺写一篇读后感，丰子恺却一直沉默以对。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丰子恺才以《读<读缘缘堂随笔>》做了回应：“战争时期，为了一个敌国人而谈艺术感想，我觉得不调和，终于没有写”，如今补写这篇读后，一者“补应圣陶兄的雅嘱”，一者“答复夏先生的雅望”，这一段文字写得相当的平实和缓，似乎只是面对着夏、王二人做出迟到的答复，因而也可借此感谢当年友人对自己的挂念而无关乎一个“敌国人的艺术谈”，真正是“气品”与“气骨”的最佳体现，虽然他也肯定了吉川幸次郎和谷崎润一郎对自己的评价，虽然在《我译<源氏物语>》中他也高度评价了谷崎润一郎的现代日语译本《源氏物语》。 周作人是中国译介谷崎润一郎的第一人，他的很多随笔里都谈到了谷崎润一郎，但两人只于1941年在京都有过一次会晤，《昨今》里谈到了这次会晤，不过对当时的活动并未多做介绍。《昨今》描绘了“为人、容貌与态度都显得温和，阴柔的，女性化的”周作人，并简略比较了周氏兄弟的写作风格，鲁迅的文章讽刺辛辣，周作人的文章冷静悠闲。《昨今》主要关注的是松枝茂夫所译的《瓜豆集》，谷崎润一郎写道：“爱国者周氏留在了现在的北京，在协助日本方面担负着很重要的职责，虽然周氏是基于何种思考我并不清楚，但即便是偶尔翻翻《瓜豆集》，有《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谈论阿部阿定事件的《尾久事件》，谈论鬼怒川情死事件的《鬼怒川事件》等，由此看来，周氏如何深入地理解日本，怎样地关注日本就很明了。”谷崎润一郎盛赞周作人是“真正了解日本民族长处的第一人”，如果借用夏丏尊的用语，这一评价也可谓“尚允当”，但称当时的周作人为“爱国者”，恐怕连谷崎润一郎自己也很难在内心深处真正信服，所以日语所独具的表达的暧昧性特点在这里发挥了充分作用，使读者在读到“虽然”这一转折处时，不免要停下来略为思索。最后，谷崎润一郎谈到了自己阅读周作人作品时的遗憾，因为知道周作人是日本通，所以想知道他笔下的日本民族的短处，可惜“只闻褒奖之词，却一点也没听到坏话”，所幸谷崎润一郎自己给出了答案：大概译者松枝茂夫有心地进行了“适当的材料取舍”。战时对中国作品的译介所进行的这种“有心”的改头换貌由此可见一斑。
在对四位作家四种作品的评述中，谷崎润一郎对《京华烟云》的评价最为出格。谷崎润一郎自言通读了林语堂作品的所有日译本，包括随笔和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鹤田知也译）。在谷崎润一郎看来，他最感兴趣的《京华烟云》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旧小说，是一部描写“从光绪年间至现代约四十年间的北京生活的《红楼梦》”，作者于平平淡淡的叙述中体现出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冷静、不讽刺不同情不咏叹。比如中日战争，小说“虽略为触及日本的政策或日本军队，但作者的态度冷静得令人惊讶，丝毫也没有悲愤慷慨的模样，如叙白云之来去。”“小说涉及的四十年间，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等大事件，辛亥革命颠覆了清政府后，内乱接连不断，历经了军阀割据和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中国处于如此艰难的时代大变动中，但小说所描述的世界以及登场的人物，却不可思议地如同与这些大变动没有太大的瓜葛一般。”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安静地过着太平的生活”，“全然不曾讨论政治或谈论国家大事”。从以上摘录的评述片段就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是怎样“有心”地进行了“适当的材料取舍”。任何一位读者读了第四十四章“日寇屠杀曼娘自缢 京华沦陷经亚南逃”，都不能忘记日寇泼煤油烧村庄、射杀村民、侮辱女性的兽行，也不能忘记阿瑄面对惨死的妻儿时撕心裂肺的悲痛。而谷崎润一郎读到的显然是一部被修饰过的荒唐的“《红楼梦》”，是一部无视中国惨痛血泪史的伪译作，但《昨今》对此却毫无判别。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篇特殊年代里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独特述评，《昨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日本译介中国作品的一种独特面貌，或者有意过滤了中国民众的抗战信息，或者做了巧妙的回避，或者从主观意愿出发而漠然视之或加以曲解，从而形成了中日文学在译界上的一种独特的“遮蔽”景观。就谷崎润一郎而言，虽然他在《昨今》中秉持了疏离政治的创作观，力图超越时局、矛盾与战争而抒写个人情怀与艺术追求，但他毕竟无法完全脱离其身处的时代，他的艺术观在面对尖锐的现实矛盾与血淋淋的残酷战争时呈现出的苍白面貌，使得《昨今》也成了“遮蔽”景观中的一种，唯其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知名的新文学作家有深入的交谊，因而这种遮蔽性也更具迷惑力与影响力，故而解读这类作品时需理性的审视与辨析。
[参考文献]
[1] 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赵怡，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04-205.
[2] 谷崎润一郎. 昨今[M]// 千叶俊二.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 东京： みすず书房， 2004：188-234.
[3] 胡适. 四十自述[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17-18.
[4] 胡适. 敬告日本国民书[M]//胡适. 胡适全集： 第22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380-385.
[5] 张能泉. 论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J]. 日本问题研究， 2013（1）： 91-96.
[ 责任编辑 孙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