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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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辞书之作为工具书
  
  辞书有一个特点,即它是供查考用的,它是工具书。
  比如说,我们学习语文,教科书是我们的学习材料,遇到生字、成语或典故,就得去查词典或百科辞典。一般说来,词典或百科辞典不是供人通读乃至背诵的,但要查找一个字、一个名词术语的解释,却少不了它。
  任何一本书,在编写上都要求:1.取材纯净,消除芜杂;2.分别主次和轻重,尽可能删省那些不必要的东西;3.成为一个有条理、有系统的作品,不能作杂乱无章的文字拼凑。辞书既然也是书,当然也应当符合这些要求。但作为辞书,它当然还有它的特殊要求。
  首先,辞书一定要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读者就会感到失望和忿怒。其次,读者遇到的需要查考的东西很繁杂,辞书应当提供简明扼要、完整准确的解释,才能很好满足读者的要求。据此,辞书又有特殊的、不同于一般书的编写规律:
  第一,辞书在它的规定范围内是不怕芜杂的,它要做到应有尽有,尽可能求其丰富和齐全。第二,辞书在它的规定范围内所收条目很难说有主次、轻重的分别,对于那些冷僻的、罕见的、陈旧的东西,应当和熟习的、常见的、现实的东西一样看待,甚至可以说应当更加看重,因为凡是冷僻的、罕见的、陈旧的东西反倒更需要查考。第三,辞书虽然有规定的范围,但全书却没有逻辑顺序,也不能形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虽然有些辞书,是按照条目内容分类编排的,或象教科书那样采取逻辑系统来编排的,但它的每个条目都必须是独立而完整的一条,好似一盘散沙或一袋马铃薯而不能是别的。
  当然,就每一个条目来说,却又必须力求精炼,反对芜杂;应当分清主次、轻重,突出重点;整个条目也要文从字顺,脉络分明,不可杂乱无章,不知所云。
  辞书应当不同于教科书,可是我们现在用教科书的编法来编辞书的风气还很盛行。以政治经济学而言,这个学科的辞书就很受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例如“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在教科书里可以只讲它的一方面内容,不一定要象辞书那样既讲到它的来历、它的全部主要内容,又讲到它的历史变化和各个学派的不同解释。我们的辞书受教科书影响,往往只说它是“通货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的金属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这是不够的(法国《拉鲁斯学生词典》的解释虽然极简单,却还是提到了它的两个重要含义:纸币的过分膨胀和物价的过分膨胀)。我们的辞书的释文的最大问题,就是成了教科书中有关部分的节要或翻版。
  
  二辞书的条目
  
  从辞书编写的特殊规律来说,辞书的条目应当广为搜罗,应有尽有。而且,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发达和文化的进步,新的名词术语在不断增加。虽然条目也存在新陈代谢现象,但新的产生总是超过旧的退隐。至于辞书的篇幅,却是有限的,不加限制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日益增大的名词术语堆积,另一方面是不能不加限制的辞书篇幅,这的确是苦恼了辞书编者的很大矛盾。
  人们往往采取以下两种办法来解决矛盾:并不缩减辞条的范围和数量,但将每个辞条的释文压缩;或者,缩小辞条的范围,但并不减少限定范围内的辞条,释文也不缩短。
  这两种办法都是比较合理的。
  还有一种常用的、但不符合辞书编写规律的第三种办法,这就是压缩辞书所收辞条的数目。为了达到压缩的目的,有的是只选收能够反映进步优秀文化、时代精神、正面东西的辞条,人物也只选正面的大人物,至于反映落后腐朽文化、反动思潮、反面人物、反面东西的辞条就不收或少收;有的是删除冷僻的、罕见的、古老的辞条,只保留熟悉的、常见的、不大古老的辞条。
  应当说,只收反映进步等等的辞条这种做法,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进步和落后,本来都是生活中的存在,可以砍掉反映落后等等的辞条,却不能抹掉生活中的落后等等。再说,在生活中,正面的东西同反面的东西是同时存在、互相依存的,没有反面,就不能真懂正面。没有查顿、颠地等人的大贩鸦片,也就没有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禁烟。只谈岳飞,不讲秦桧,恐怕连岳飞也讲不清。美国的三K党,在美国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对我国更断乎不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我们的辞书里应当有它,问题是我们对它抱什么态度。那种只收反映正面,少收或不收反映反面的辞条,是不符合作为工具书的辞书的要求的。辞书是帮助我们得到知识的工具,不是宣传先进的“喜报”,也不是表扬模范人物的“光荣榜”。过去流行过一种仿佛“权威”的看法:在我们的辞书里把某个人物或某种事物收进去,好象就是表示对它的肯定、赞成,甚至尊重或表扬。这种看法是不懂得辞书只是工具书,我们在辞书中既可以肯定某些事物,也完全可以否定某些事物。这种看法是十分幼稚的,必须抛弃。
  至于冷僻的、罕见的、古老的辞条,往往是人们所需要查考的。那些常用的、常见的辞,谁去查考呢?恐怕很少。例如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劳动”、“生产”等等,谁去查辞典(即使他还是一知半解)?但如“补偿贸易”、“蜘蛛网模型”之类的辞,却就必须查一查了。我们现在的辞书编辑者,却常常是不顾读者的要求而只把熟习的、常见的辞收在辞典里。
  又如《新华字典》,所收的字不过九千不到,索引约一百页,正文约六百页,一些比较陌生的字就都查不到。为什么不多收一些字呢?外国的词典就不是这样。外国哪怕是最小的辞典,单字一般都是比较丰富的,所省去的是词组和例句,释文也力求简明。
  当然,普通和专门,常见和罕见,通用和冷僻,这其间的区别或界限也只是相对的。在熟悉某一学科的人看来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东西,对于一个不学这一行的陌生者来说,就是冷僻的和罕见的了。
  我以为,除了那些还不定型的或确已死亡的辞以外,一般的辞书在原则上都应收录。为了节约篇幅,可以在释文上压缩,甚至可能搞得比较简陋,但不应摒弃所谓冷僻的、罕见的辞。
  
  三辞书的释文
  
  辞书的释文,要求文字简炼,用词谨严,分别主次,表述明白,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等等。
  但是,根据辞书编写的特殊规律,释文不仅要简洁精炼,力戒芜杂,而且要把辞条的各种含义都分别解释清楚,不能遗漏、含糊。
  如以汉语语词辞典为例,具有十种以上的不同含义的字或词是并不希奇少见的。三十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打算编一部大型的语词百科辞典,单是个“一”字就列了七八十种含义,后来删节归并,也还有六七十条含义。如以专门辞典为例,则一辞含有多义的情形也是普遍的。如“主轴”一词,既有数学上的含义,又有物理学上的含义和机械工程上的含义。“包银”一词,一个含义是元代一种赋税的名目,另一个含义是旧社会艺人所得的报酬。人地名也有不同所指的。如“丹阳”,曾是古代的地区名称、都城名称,又曾是郡名和县名。如“王伦”,史书所记就有三人:一个是北宋山东的农民领袖,一个是南宋时办对金外交的官僚,一个是清代山东农民起义的领袖。《水浒传》所写梁山泊的“白衣秀士王伦”还不算在内。这都须逐一解释。这是辞书释文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辞条与辞条之间,辞条每一项含义的释文之间,应当是平等的,没有主次、轻重之分,所以在编写时也没有应详、应略的分别。详略是只能根据辞条本身的概念大小、内容繁简来定,而无所谓辞条本身的重要、次要。
  我们现在编写辞书,往往规定辞条的等级和字数,如特级400字以上,甲级200—400字,等等。其分级的标准是概念大小、内容繁简、重要性如何。我以为,重要性这一条标准应当取消。保留了这条标准,很容易造成所谓重要条目的释文臃肿而浮泛,所谓次要条目的释文干瘪而贫乏。苏联的小百科辞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六十年代初曾到这本辞典里去查找属于部门经济的两个条目,结果是一条没有查到,一条只有两行解释,不能解决问题。而偶然翻到这本辞典的“斯大林”条,却占了好几页。
  辞书中的每一个辞条,辞条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平等的,各自成为独立的主题。释文的繁简详略,应当只根据概念本身的大小。对于冷僻的、罕见的辞条,要特别重视,考虑到读者需要查考的殷切期望,而不是看什么辞条的所谓重要性如何。
  “斯大林”条,其实只要简要地记载一下就可以,真要研究斯大林,自有许多专著可查。部门经济的那两条,我是希望得到一个比较详细的完整的说明的,可是没有。这种辞条,既难找到基本资料,又难找到简明的解释,然而苏联小百科辞典却使我失望了。我们必须以苏联小百科辞典为鉴戒。
  再其次,辞书全书虽然不成体系,但每一个辞条却是自成体系的。这里要注意对概念作实事求是的介绍,如果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释或纷歧的争论,应当如实的反映,而不能按照编者的主见或流行的某种说法去叙述,因为编者的主见或流行的说法都会歪曲实际的情况。1965年《辞海》未定稿对“贡助彻”的解释虽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向读者介绍了概念的一般意义和来历,过去人们的各种不同认识,以及现在人们对它的分歧意见,比1978年修订稿的主观歪曲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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